以武力推翻德川幕府之後，以天皇為首的新政府於1868年4月6日發布了具有政治綱領性的《五條誓文》，6月1 1日公布《政體書》。9月3日天皇下詔將江戶改稱東京。10月23日改年號為明治。1869年5月9日遷都東京，並頒布一係列改革措施，史稱“明治維新”。明治維新運動使日本由一個落後的封建社會逐步轉變為獨立的資本主義強國。
1869年6月，明治政府強製實行“版籍奉還”、廢藩置縣政策，將日本劃分為3府72縣，以和平方式廢除了領主製，建立中央集權式的政治體製。
改革身份製度，廢除傳統時代的“士、農、工、商”身份製度，將過去的公卿諸侯等貴族改稱為“華族”，大名以下的武士改為“士族”：為減輕因“版籍奉還”而連帶的財政負擔，逐步廢除封建俸祿；此外亦頒布武士《廢刀令》，以及建立戶籍製度基礎的《戶籍法》。
改革土地製度，廢除原有土地政策，許可土地買賣，實施新的地稅政策。從此白耕農和新地主成為合法的土地所有者，使日本的土地所有製發生了革命性變革，幕藩封建領主的土地所有製被徹底廢除。
社會文化方麵，提倡學習西方社會文化及習慣，翻譯西方著作。曆製上則停用陰曆，改用太陽曆計日（年號除外）。
經濟上，集中財力“殖興產業”，加緊資本的原始積累。引進西方近代工業技術；廢除各藩設立的關卡；統一貨幣，並於1882年設立日本銀行（國家的中央銀行）；撤消工商業界的行會製度和壟斷組織，推動工商業的發展。
教育方麵，發展近代義務教育。將全國劃分為8個大學區，各設1所大學，下設32個中學區，各有1間中學，每1個中學區下設210小學區，每1所小學區設8所小學，總計全國有8所公立大學，245所中學，53760所小學。教育機關頒布《教育敕語》，灌輸孝道、忠君愛國等思想。並於1870年發布了《海外留學生規則》，選派留學生到英、美、法、德等先進國家留學。
軍事方麵，改革軍隊編製，陸軍參考德國訓練，海軍參考英國海軍編製；建立起以“武士道精神”裝備起來的效忠於天皇的軍隊。此外大力發展國營軍火工業：到了明治時代中後期，軍事預算急劇增加，約占政府經費的30%～45%。
交通方麵，改善各地交通，興築新式鐵路、公路。1872年，第一條鐵路——東京（新橋）至橫濱（櫻木町）間鐵路通車；到了1914年，日本全國鐵路總裏程已經超過7000公裏。
司法方麵，仿效西方製度，於1882年訂立法式刑法，於1898年訂立法、德混合式民事法，於1899年訂立美式商法。
1889年頒布的《大日本帝國憲法》，最終在日本建立起近代天皇製度。
五、“秀才遇上兵”
1．書生維新派
戊戌維新領導人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無法突破傳統知識分子的清高，不願做動員群眾的工作，普遍缺乏政治鬥爭經驗。他們成長於書齋，飽讀經書，有才學熱情。維新前都未從事過社會管理工作。中國維新派，沒有同任何一個地方實力派建立起如日本維新派同強藩主之間的那樣密切的一體關係。政變後，維新派紛紛浪跡日本，萍蹤四海，連一度作為維新派大本營的湖南省，也無立足之地。
中國維新派主要從官僚和知識分子中尋求支持。其指靠重點為為清廷中的帝黨和張之洞為首的部分洋務大員。這些人改革封建政權的願望不強烈，對封建製度則加以保護。他們腳踏兩隻船，見風使舵。至於富商大賈，保國會雖有列名，但至今未見足夠材料說明他們給維新運動以較大的人力物力支持。資本家中，張謇同維新運動關係較深，但不是其核心人物，政治態度比康梁更軟弱。
中國維新派也富於獻身精神，但對政治鬥爭的殘酷性，缺乏清醒認識和足夠準備。事變臨頭，惟有“大眾痛哭不成聲”，一籌莫展。他們的個人經曆，也相對較少坎坷，鬥爭的勇氣和決心，與日本維新派相比差距甚遠。除譚嗣同、唐才常少數人外，其餘的人都沒有足夠的魄力同封建勢力一決雌雄。
維新派有才學熱情．卻缺乏謀略。梁啟超就承認他的老師康有為“謂之政治家，不如謂之教育家；謂之實行家，不如謂之思想者”。譚嗣同雖豪爽任俠，卻無法掩飾書生本色。戊戌變法103天，奏議無數本，上諭無數條，不分輕重緩急、主次先後。在守舊勢力還很強大的時候，就下令裁撤舊衙門，裁撤綠營，令旗人白謀生計，遭到群起攻之，增加了變法的難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