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繼位對於關東軍當然不是什麼好消息，雖然張學良較其父相去甚遠，但是殺父之仇不共戴天，張學良當然不能表現出任何對日本的屈服。所以，關東軍的恫嚇起到了相反的效果，不但沒有讓奉係屈服，還讓奉係與日本漸行漸遠。關東軍刺殺張作霖最終被證明是一次單純愚蠢的冒險，因為他們根本沒有考慮到如何收場，他們並沒有找到新的有實力的代理人，說到底，暗殺隻是一錘子買賣，如果起不到恐嚇的效果，那麼就會讓局勢變得被動起來。奉係的被動隻是因為他們需要同時麵對兩個對手，但是如果奉係向國民黨妥協，那麼日本借助國民黨向奉係施壓的行動效果就會大大削弱。三角關係本來就是那麼微妙，關東軍的暗殺將三角關係的格局徹底打亂，並將原來的敵對雙方奉係和國民黨推到了一起，一個原本對於日本非常有利的局勢卻因為這樣一次笨拙的舉動而立即形勢突變，當日本再也無法借力時，他們對奉係的壓迫就會流於表麵。
關東軍的恣意妄為讓日本在國際上空前孤立，更關鍵的是，日本國內的政治元老大多覺得此舉顯得太過笨拙，可能將葬送日本在東三省的多年努力，奉係這個盟友雖然難言聽話，但是放棄這樣一個盟友則會讓局麵更加困難，畢竟，要在他國領地上建立統治，代理人是必需的。而如今，關東軍的行動卻將日本苦心栽培多年的代理人逼向了敵對方向，這對日本的遠東戰略無疑是一次沉重的打擊。從此，日本必須走向毫無成算的軍事冒險之路，因為東三省的中國政權已跟他們分道揚鑣。田中義一，這個以強硬著稱的首相也因為關東軍的恣意妄為失去了他的地位，但是，這並不意味著軍人的失勢，相反，由軍人造成的麻煩隻能由軍人來解決，日本要在東三省恢複地位，必須依靠那些膽大妄為的軍人，當政治走向死胡同，似乎隻有戰爭才能開啟新的道路。
張學良接位後麵臨這兩個問題，一是鞏固自己的地位，而另一個則是處理與國民黨、日本的三角關係。前者迫在眉睫，而後者則事關成敗，張學良的前途跟這次首演關係頗大，前者考驗的是手腕，而後者考驗的則是戰略眼光。張學良自出道以來在其父羽翼之下一路坦途，他這個太子可以說是張作霖一手扶持的，但是如今老張已死，張學良必須自己承擔起東三省的責任了，對於他這樣一個少不更事的紈絝子弟而言，這樣的擔子顯然有些沉重。
關內的殘局
張作霖是從北京返回奉天的途中被炸身亡的，老張這個安國大元帥為什麼要從關內返回關外呢？道理很簡單，因為奉係在關內已經撐不住了。
自北伐軍於4月發兵以來，奉係已經漸顯不支，蔣介石於5月克取山東之後，便與山西的閻錫山、河南的馮玉祥對直隸、京津形成了合圍之勢，在這種局麵下，奉係的任何抵抗都最終會被證明是徒勞的。但是，北伐軍進軍京津之路也並非是一帆風順，蔣介石在攻取濟南後遭到了日本的挑釁，因此拖延了時日，使得三方合攻一度受挫——倒黴的自然還是活靶子閻錫山。
原本北伐軍的計劃是，由蔣介石率部拔掉張宗昌和孫傳芳所據守的山東，馮玉祥和閻錫山共同攻擊直隸，當然，奉係在直隸屯有重兵，非旦夕可下，要攻取直隸，直入京城，蔣介石的部隊就必須在攻取山東之後迅速給予馮閻二部支援。但是計劃趕不上變化，北伐軍謀篇布局半天，以為萬無一失的計劃卻沒有得到順利實施，其原因便是出現了意料之外的攪局者——日本。日本在山東橫插一杠，蔣介石便分身乏術，無法及時率軍支援直隸的戰事，而造成的後果則是，原先共謀進取的馮玉祥點到即止，不敢孤軍深入，而倒黴的閻錫山則再次陷入和晉奉之戰時同樣的局麵——被奉係當成靶子。
馮玉祥的為人，不見兔子不撒鷹，能搭順風車就堅決不走道，蔣介石在山東遇阻，馮玉祥預感要壞菜，風風雨雨那麼多年的馮玉祥怎麼會願意自己送上門去和頑抗死守的奉係主力對撼？於是乎，覺得事情不是很妙的老馮果斷地停止了進軍的腳步，這一停不要緊，害苦了閻錫山，按說閻錫山這個人也是精明到家的人物，他為什麼就願意拿出全部家底跟奉係幹呢？閻錫山出兵幫國民黨幹當然不是當義工，沒點好處誰願意親身犯險？其實老閻在發兵之日就已經和國民黨中央有了默契，那就是攻取直隸、京津之後，就把這塊地盤交給閻錫山打理——這也正是閻錫山投靠國民黨渾水摸魚的本意，守財奴般的閻錫山此次如此慷慨當然是因為地盤的誘惑。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就能明白馮閻二人在直隸截然相反的態度了：因為直隸就算拿下跟馮玉祥也沒關係，所以老馮的態度是，幫幫忙當當副手也就罷了，如果讓他打頭陣當主攻，那是萬萬不可能，幫他人做嫁衣的蠢事是馮玉祥幹的？而閻錫山呢，地盤拿下來歸他，他當然得拚命了，難不成還能靠別人幫自己掙地盤？因此，在蔣介石遇到小麻煩之後，直隸的聯盟就出現了這樣奇妙的變化，馮玉祥主動退避，而閻錫山則孤軍作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