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的社會發展思想涉及了經濟、政治、文化等社會發展的各個領域，其思想中的許多閃光點，在當代社會的發展中也有著一定的參考價值。然而，我們也要看到，作為開社會風氣之先的一代先驅，陳獨秀的社會發展思想仍然因時代和環境的局限而存在著種種不完善之處。
首先，就其經濟思想而言，陳獨秀對經濟發展所作的分析是一種較為粗放的、立足於宏觀層麵的政治經濟學分析，其對經濟發展的分析涉及了一部分國家宏觀經濟政策，如社會主義社會應該大力發展生產力、可以采用多種經濟發展手段、社會主義社會不搞平均主義等。但其經濟思想既未涉及物價、稅收、財政以及貨幣等國家宏觀經濟領域，也不包含工資、獎金、福利等微觀經濟調控手段，所涉及的麵是較為狹窄的。可以說，陳獨秀的經濟思想隻是一種涉及國家根本經濟製度上的非常宏觀的設想，它所起的作用更多的還在於堅定人們以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來發展中國經濟的決心，澄清人們對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模糊認識；它的意義不在於給人們以經濟發展具體手段上的指導，而在於指明了中國經濟發展的正確方向。與此同時，其宏觀性的經濟思想還體現出描述性設想多於定量分析，因而顯得不夠精細的特點。在對資本集中所進行的論述中，還僅限於在初步理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特別是剩餘價值學說的基礎上進行簡單的描述，沒有進一步對資本集中後所形成的壟斷作深入的闡發，而經曆了資本主義發展前期的自由競爭後形成的壟斷資本，恰好是分析帝國主義形成與發展的最有說服力的基石。由於受時代環境的限製，在救亡與啟蒙任務十分緊迫的情況下，社會革命顯然比需要坐而論道的經濟理論探索更為重要。因此，陳獨秀盡管認識到了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但卻並沒有將經濟問題作為理論研究的重點，其對經濟問題的闡發大多附屬於政治命題之下，對經濟發展的直接關注度不高，且對經濟問題也少有集中的論述，而是散見於不同時期的文章之中，顯得零散而缺乏係統性。他還較為固執地認為，在經濟文化相對落後的中國是不能夠立即建設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建設必須要等到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以後才有可能，而他所指的生產力發展到相當水平，就是要在中國實行一段時間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後所能達到的水平，在此基礎上所進行的社會主義建設才有保障。陳獨秀的這一觀點，已被我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所取得的成就證明是不正確的。因此，從嚴格意義上講，陳獨秀隻是一個不算全麵的宏觀經濟思想家，而不是一個經濟領域裏的專家，還不可能針對中國的具體實際提出完整而係統的經濟理論。
其次，就其政治民主化思想而論，陳獨秀對民主政治的強調無疑是正確的，但他突出的隻是民主在反對專製主義中所起的積極作用，對民主在很大程度上隻作了一種工具性的理解，隻是把民主當做達到“社會生活向上”目的的工具，對民主的內涵卻未從學理上進行嚴密的論證。而從學理上厘清民主的概念，恰恰是民主建設所必須先行完成的一項基礎性工作，因而陳獨秀的政治民主化理論是不完善的。從五四運動初期自由主義與共和主義雜糅的“人權”和“民主”觀念，到五四以後的“勞農專政”，陳獨秀的民主思想盡管實現了從信奉資產階級民主到相信無產階級民主的跨越，但他仍然質疑廣大人民群眾駕馭政治的能力，以中國國民素質低劣的緣故而倡導“開明專製”，實行精英政治，其民主立場有著明顯的動搖。再者，陳獨秀有著將民主“極端化”“超階級化”的傾向，沒有從理論上嚴格論證無產階級民主與資產階級民主之間的本質區別，同時還在一定程度上有著把無產階級民主與無產階級專政對立起來的傾向，在對民主與集中關係問題的研究上也付諸闕如，沒能很好地予以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