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西是個農業省份，因此，發展經濟的重中之重就是搞好農業，新桂係采取了別具一格的公積糧製度，由各村設立一個公共穀倉，每年由有餘糧的農戶累進攤派，征集入倉，其目的是消滅高利貸——這些公積糧可以平價借給貧農，歸還時隻需補上折耗即可。意思是這麼個意思，確實貧農借高利貸是導致土地集中、貧富分化的主要原因，而且似乎有了公積糧，就可以極大程度抑製這個趨勢。然而，新桂係所做的努力卻在戰備狀態這一個大前提下被全盤否定，明擺著的，新桂係要隨時應對突發事件，就必須保證充足的財源——稅賦沉重，保證充足的兵源——民團製度雖然較之常備軍製度有優勢，但畢竟影響生產，有此二端，公積糧製度的優勢基本上被全麵抑製，土地兼並、貧富懸殊也並沒有多大改善。
除了農業之外，新桂係還大力發展工礦業。除了常規的輕重工業之外，廣西與眾不同的就是采礦業，這也是廣西的天然優勢——有色金屬礦采豐富。李宗仁鼓勵並扶持民間礦業的發展，這就讓廣西的采礦業有了長足的發展。當然，有句話叫“想致富，先造路”，采礦是為了買賣，但廣西多山，交通不便，采了運不出去就等於白搭，因此，新桂係集中精力進行了大規模的公路修建，還為此設立了公路局，在短時間裏修建了大量的公路，也算是造福於民的德政了。
除此之外，李宗仁還在教育、文化、人事等多方麵進行了整頓，義務教育製使廣西民眾素質大幅提升，而李宗仁崇尚文人雅士也讓文化業有所發展，而在人事方麵，李宗仁大膽起用新人，改革用人唯親的弊端，也確實多有裨益。在新桂係的努力下，廣西局麵氣象一新，廣西民眾總算也跟李宗仁一樣，踏實了。
閩變
反蔣抗日
自打九一八事變以來，雖然所謂“精誠團結、共赴國難”的語調終不免成為空談，但是國民黨各派總算還知些廉恥，也知道繼續鬧下去難免被人看戲，於是原本三天一小鬧、五天一大鬧、隔三差五來次彙報演出的反蔣運動總算是日漸平息。然而，黨爭漸平，內戰頻仍，蔣介石在擺平了黨內的諸多對手之後，又喊著攘外必先安內的口號，將矛頭對準了黨外強敵——中共。蔣介石將剿共與抗日連在一起，當然是荒謬可笑的。但是，從當時蔣介石所處的立場而言，卻也合情合理，日本是對手，中共何嚐不是？蔣介石是政客，在政客眼裏，對手無內外之分，隻有強弱之別，顯然，蔣介石認為，日本雖強不強，而中共雖弱不弱，在對政權的威脅性方麵，土生土長、有主義、有理想、發展潛力深不見底的中共才是主要對手，而至於日本，疥癬之疾耳。不得不承認，蔣介石是有政治遠見的，因為最終奪取他蔣家天下的，並不是強勢的日本，而恰是弱勢的中共，然而，對於中國民眾而言，中共與日本就是天差地別了。中國老百姓反正國內誰當政都是一樣吃飯，甚至中共當政對於那些忙死忙活還一天混不上兩飽的社會底層人民還是利好——要知道當時中共的法寶就是土地革命，打土豪分土地。然而，如果是日本統治呢？日本可沒指望能在中國長久統治，抱著“過一天算一天，能撈多少是多少”的想法，能指望日本給中國的亡國奴們留條活路嗎？所以，剿共先於抗日，對蔣介石是必然之選，但對於中國民眾，那就是胡折騰了，而對於民國大大小小的地方派係來說，隻要別惹到他們，愛咋咋的，但要惹到他們，情況就不同了。
蔣介石一意將重心放在國內，雖然主色調是剿共，但是跟老蔣鬥爭多年的地方派能放鬆對蔣介石的警惕嗎？這幫人太了解蔣介石的個性了，蔣介石說國難當頭，黨內團結，但誰真相信他能團結呢？自從孫中山去世以來，他團結過誰？他團結的人倒是不少，把兄義弟一大堆，但諷刺的是，凡是被蔣介石團結過的人，到最後都得不著好，最典型的就是汪精衛和李宗仁。所以，地方派們雖然不再動輒喊反蔣，但是，隻要他們覺得蔣介石有任何異動，就會馬上拿出抗日的招牌。反蔣和抗日當然是兩碼事，但是，在地方派看來，抗日如今就是蔣介石的罩門，一提抗日，實際就是念了蔣介石的緊箍咒，就算搞不定他，至少也能惡心他。於是，這段時間的民國，出現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反蔣少了，但抗日多了，而且隻要聽到誰喊抗日喊得聲嘶力竭，這人就一準跟蔣介石要鬧翻，比如閩變，便是其中的一個典型事件。
要談閩變，自然是先談陳銘樞。陳銘樞說實在的怪倒黴的，堂堂北伐名將、鐵軍主要將領，搞到現在是爹不親娘不愛，快要混不下去了。鐵軍出品的將帥，說實在沒一個混得好的：張發奎就不說了，跟錯了人，上了汪精衛的賊船，結果一度流離失所，在中原大戰後幾乎把軍隊賠了個幹淨；而葉挺雖然沒跟錯人，但跟錯了時機，當時中共是左傾橫行，動不動就到大城市搞暴動，搞失敗了還要被追究責任，葉挺就是因為在廣東起義失敗後受到李立三的指責，結果被迫流亡十年，直到抗戰後才重新掌軍；陳銘樞倒是沒跟錯時機，但可憐跟錯了人。陳銘樞跟了蔣介石，而且是在武漢反蔣運動最熱烈的時期，甚至還為此丟了武漢衛戍區司令的位子，但是，要說的話，這筆買賣明著虧，暗著賺，因為老蔣看在他力挺的份上，總會有所補報，最要緊的是，老蔣是贏家。但是，還是得說陳銘樞跟錯了人，因為蔣介石是不會真正信任他這樣的非嫡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