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廣事變的爆發，其實就已經表明了民國地方勢力對蔣介石攘外先安內政策的態度。從蔣介石的角度來講，作為國府領袖，自然不希望僅僅是個掛牌領袖，他需要民國全麵處於他的控製之下，也隻有如此，他才能安心攘外；而地方勢力自然不願放棄既得利益，少不得抗爭一番，以團結抗日來對抗安內攘外。但是，是否真能團結，那就隻有天知道了。當然，粵桂兩係並不是民國唯一的地方勢力，如今仍有較大影響力的，自然還得包括手擁三四十萬東北軍的張學良張少帥——拋家舍業將家當敗了個精光的少帥如今其實已經難負軍閥之名了，如今兵倒是有，地卻沒了。沒了地盤，吃穿用度需仰仗於人的小張如今少不得要聽憑蔣介石的擺布，而蔣介石也毫無懸念地按照常理去擺布他——根據一般對待雜牌的原則，蔣介石讓張學良去剿共。
張學良剛開始似乎沒把破衣爛衫的紅軍放眼裏，但是所謂不打不相識，交手幾次之後，張學良嚐到了苦頭。而吃了苦頭的張學良當然立即醒過味來，看出了蔣介石的險惡用心，再加上外界不抵抗將軍的風評愈演愈烈，這無疑讓自小被捧在手心、是人就給三分麵的少帥難以忍受，而這兩方麵因素綜合起來，就促成了張學良發動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張學良並不如一般政客那樣精明滑頭，雖然自小在這樣的環境裏浸淫，耳聞目染之下也學出幾分樣來，但是，從本質上來講，張學良是個性情中人，敢想敢為，甚至有時候略顯極端而不顧及後果。當然，所謂非常事待非常人，非常人行非常事，如兵諫這樣的極端手段也確實隻有張學良這般血氣上湧便不顧一切的人物能做得出來，但是話說回來，沒有小張這樣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氣魄，或許民國的內戰還要沒休沒歇。
如諸位所知，西安事變最後還是以和平手段得以解決，原先羞憤難當意欲一死了之的蔣介石最終還是抑製住了衝動，原先想以武力維護國府體統的何應欽也在老蔣傳令之後停止行動，而中共高層最終在蘇聯的影響下也決定采取和平手段，總之，在張學良搭好了戲台之後，諸位演員總算還識大體，避免了親痛仇快的激變。當然，西安事變也讓蔣介石十年來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化為泡影，不能積極攘外給自己撈個好彩頭也罷了，到最後安內也是功虧一簣，蔣介石的懊惱可想而知，不過，對於民國來講，這卻是幸事，因為老百姓並不關心最後到底是蔣家天下和共家江山，老百姓所關心的，隻是不要做亡國奴。甭管民國各派齊聲高唱的團結抗日到底幾分真幾分假，最起碼，真要抗日，他們也不至於拖後腿。
在西安事變和平解決沒多久，高喊多時的抗日終於有了落腳點——1937年7月7日，日軍以尋找失蹤士兵為由向中國守軍挑釁，而後當有人亂中開了一槍之後，中日的這場大戰終於如約打響。中共在盧溝橋事變次日便作出了反應——因此也有觀點認為先開的一槍是中共地下黨員所為，但是誰先開槍根本無關緊要，中日一戰終將無可避免；敦促蔣介石履行西安事變承諾，要求組織抗日。7月11日，蔣介石一改先日在一·二八淞滬抗戰、長城抗戰中淺嚐輒止的消極態度，發表了慷慨激昂的廬山講話，言謂“臨到最後關頭，便隻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救國家生存。最後關頭一到，我們隻有犧牲到底，抗戰到底”，“地無分南北，年不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戰之責”！當然，在平津抗戰的宋哲元西北軍在一馬平川無險可守的平原地帶雖奮力抵抗，甚至還有佟麟閣等高級將領以身殉國，但終究抵擋不住日軍的強悍攻勢，至7月底，平津已經全麵陷落。
敵強我弱，華北一帶地勢開闊，日軍的優勢火力能夠全麵發揮，於此糾纏到底，自然無補於事，而一旦讓日本直下華北，迅速攻取津浦線和平漢線，而後直下武漢，扼住中國的咽喉，則不論是在抗戰的士氣上，還是抗戰的前途上，都是毀滅性的打擊，因此，中方必須有全盤的戰略規劃，並努力將戰事引導到中方所要的軌道上來。毫無疑問，要想贏得一線生機，中國唯一可以利用的就是廣袤的土地、複雜的地形、廣闊的戰略縱深，而一切戰略規劃都必須有利於充分利用這些微弱的優勢，而國府最終製定的所謂“以空間換取時間”的戰略原則便基於以上考慮。所謂以空間換取時間，其實可以用一個字來概括——拖。事實上，中國唯一的機會也就是拖，畢竟日軍雖然看似強悍但戰略儲備不足——導演了九一八事變的石原莞爾反對全麵戰爭也是出於這個考慮，隻要中國能以重大犧牲拖住日本，那日本戰略儲備的不足就會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戰到這個階段，隻要中國還有土能守、有險可據，則相持之勢已成，生機可見。用蔣介石的話說，就是“我們這次抗戰，是以廣大的土地，來和敵人取勝負；是以眾多的人口，來和敵人取生死。本來戰爭的勝負，就是取定於時間與空間，我們有了敵人一時無法占領的廣大土地，就以空間的條件，已足以製勝侵略的敵人”，“我們現在與敵人打仗，就是爭時間，我們就是要以長久的時間，來固守廣大的空間，要以廣大的空間，來延長抗戰的時間，來消耗敵人的實力，爭取最後的勝利。”從蔣介石的話來看，顯然他們的抗戰策略就是將戰事導入持久消耗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