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戰爭對於日本而言是一次徹頭徹尾的賭博，從綜合國力而言，美國當時已經是當仁不讓的第一強國，而日本不過是一條腿走路的半殘——經濟實力遠不及軍事實力，日本所希冀的無非是借助戰略冒險一舉摧毀美國太平洋艦隊主力，速戰速決，贏得太平洋戰爭的絕對主動。然而，強大的美國畢竟不是孱弱的民國，日本如東三省事變這般的極端軍事冒險或許能讓我民國一時不知所措，但在強大的美國麵前，即便他們能獲得一時的蠅頭小利，從長期而言，他們必然不是綜合國力睥睨群雄並有意在此戰之後接管國際秩序的美國的對手。
珍珠港事變爆發後，中美英蘇等國於1942年1月1日簽署了《聯合國家宣言》，該宣言的出台也意味著中國的抗戰終於從局部戰爭上升為世界戰爭的高度，中國也將由此獲得友邦的極大援助。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日軍將主要精力用於東南亞資源的爭奪以及與美軍的海戰，而此時中日交鋒的重心也從正麵戰場轉向了敵後戰場，而國府所麵臨的主要困難也從日軍的軍事壓迫變成了補給困難——並由此引發了雙方在滇緬公路的爭奪，甚至中方還兩度派遣遠征軍入緬作戰。有了強大的幫手作支撐，在漫漫黑夜裏，我們終於見到了黎明前的一線曙光。
冷板凳
如今蔣介石總算是苦盡甘來了，自打盧溝橋事變以來，蔣介石的使臣們就四處奔走，要求友邦拿出實際行動來解我國民於倒懸，但彼時友邦人士各有各的算盤，壓根就沒幾個真把蔣介石當盤菜，蔣介石熬呀熬，終於熬到了友邦人士出手的這一天，想想此前孤軍奮戰之艱辛，怎能不讓人淚流滿麵？根據民國一貫以來的蹺蹺板政治，既然抗戰大業得到強援力挺，那再堅持堅持，熬過這段苦日子，光明前景應該就在不遠的將來了，此消彼長，外部矛盾相對平緩下去，那內部矛盾不免就開始抬頭。事實上，國共這對活見鬼的冤家還沒等友邦強勢介入就開始互相撕扯了，國共雖然在西安事變之後達成合作協議，在抗戰之初也似乎是甜情蜜意了番，但是通過武力脅迫達成的合作又有多少穩定性可言呢？蔣介石對中共不放心，這也不是什麼特大新聞了，要是中共一直低調，不去招惹老蔣，大概雙方還能將將維持這段關係，但麻煩就麻煩在，在中共最需要低調的時候，彭老總卻不湊巧地高調了把，百團大戰一出，各方紛紛對中共刮目相看，而為此提高了十二分警惕的，除了日本，也就是老蔣了。
百團大戰捅了馬蜂窩，觸動了老蔣極為敏感的神經，也使其沉寂了一段時間的反共行動重新出爐——八路軍山高皇帝遠，欽差大臣閻錫山又是那麼個貨，蔣介石對其無能為力，於是，隻能將矛頭對準皖南、皖北和蘇南一帶零零落落的新四軍。遵照黨中央的指示，新四軍的發展策略跟八路軍並無二致，說白了就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利用一切手段發展力量，創立根據地，不同的是，新四軍的活動範圍畢竟是國府先日的統治核心，要想在這裏闖出一片天來，相比較在華北地區跟閻錫山打交道的八路軍，顯然難度是大多了，而所遇的阻力自然也是大多了。有阻力就有抗爭，有抗爭就有摩擦，在新四軍發展力量的同時，自然也就不可避免地跟國民黨方麵頗多摩擦，而摩擦多了，自然會量變引起質變，造成國民黨方麵的強烈反彈。於是乎，在1941年1月份，就發生了抗戰史上國共摩擦最具代表性的事件——皖南事變。在該事變中，新四軍軍長葉挺被俘，而副軍長項英則被叛徒出賣，最終殞命。
李宗仁在危難之際接手第五戰區以來，其表現還是頗值得稱道的：在華東、華北相繼淪喪的不利局勢下，也正是第五戰區頂起了抗戰的大局，在台兒莊之戰中，以數雜牌之力力敵日軍精銳，創造了國軍抗戰以來的首次大捷，而後又率60萬大軍巧妙地跳出日軍包圍圈，避免了重蹈先日淞滬會戰大潰退的覆轍，也得以為接下來的抗戰保存實力。而在其後的武漢會戰中，李宗仁雖然沒有參與，但接替其職的桂係二號人物白崇禧幹得也算中規中矩，尤其大別山北麓的作戰，可稱極為出彩，要說汙點的話，應是未能將在長江北岸孤軍作戰的第6師團一網打盡，然而第6師團號稱皇軍第一能戰的部隊，打成這樣也非完全不能接受。其後第五戰區的隨棗會戰，雖然不能說中方獲勝，但是日軍自侵華以來，既未能占領一城一池，又未能有力消耗中軍，隨棗會戰算是首次，而日軍真正意識到持久戰的來臨，應當也是在隨棗會戰之後。
當然，隨棗會戰之後，李宗仁遭遇了滑鐵盧，不過棗宜會戰的失利也不能全然歸咎於李宗仁。其一，第一階段中國軍隊的戰術安排其實並沒有本質問題，從被包圍到反包圍，時機掌握得也算不差，之所以最後損失如此之慘，其實更多還是受製於我軍與日軍的全方位差距——比如情報能力、攻堅能力以及機動能力等。其二，第二階段我軍陷入徹底的被動與其說是李宗仁的責任，還不如說是大本營的責任，李宗仁固然判斷失誤，大本營何嚐不是如此？更何況，當時漢水以西也已經脫離了第五戰區的管轄，真正負責宜昌防務的其實是陳誠。當然了，作為第五戰區司令，李宗仁對棗宜會戰的失利自有其不可推卸的責任，我們也無須為其文過飾非，還是用謝亞龍的經典名言來做一概括——所謂責任，是一個責任體係，大本營有大本營的責任，李宗仁有李宗仁的責任，不可一概而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