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敵當前，蔣司令依然還是一副穩坐釣魚台的架勢，也沒有進行有針對性的戰略調整，甚至司令部依然設在黃河岸邊的洛陽——美其名曰臨陣督戰，便於鼓舞士氣，不明究竟的還以為他是真的寵辱不驚呢，事實果真如此嗎？日本人開始渡河進攻之後，我們的蔣司令就一副愛誰誰的模樣，任憑湯恩伯兵團在中牟、許昌一帶苦戰，他就是按兵不動，不聞不問，直到湯恩伯兵團被日軍分割包圍，乃至丟盔卸甲，而等到大難臨頭，日軍逼近，蔣司令就幹脆把軍隊一拋，帶著長官部一行人等往伏牛山裏一躲，把司令部洛陽也拱手讓人。38天內，日軍便輕鬆占領開封至潼關間約400公裏、新鄉至信陽間約350公裏的廣大中原地區，順利打通平漢線南段，而指揮這一切的，則正是那位“寵辱不驚”的蔣司令，如此指揮，真是千刀萬剮都不解恨。
而湯恩伯呢？老實說，第一戰區就他的部隊在打仗，可謂是孤軍奮戰，但話說回來，為什麼蔣鼎文不管他呢？誰還不知道湯恩伯是個什麼德行？當年跟雜牌李宗仁鬧僵也罷了，被調到第一戰區後，幹脆跟同為中央軍嫡係的蔣鼎文也行若水火，以至於戰事一啟，便各奔東西。有人說湯恩伯不錯啊，至少還打仗了，後來因友軍不管他而丟城失地也不全是他的責任，但是，他是怎麼輸的呢？我們用蔣委員長戰後檢討的原文來作答：
“此次會戰（1944年豫中會戰）期間，所意想不到之特殊現象，即豫西山地民眾到處截擊軍隊，無論槍支彈藥，在所必取，雖高射炮、無線電台等，亦均予截留。甚至圍擊我部隊，槍殺我官兵，亦時有所聞。尤以軍隊到處，保、甲、鄉長逃避一空，同時，並將倉庫存糧搶走，形成空室清野，使我官兵有數日不得一餐者。一方麵固由於絕對少數不肖士兵不守紀律，擾及閭裏，而行政缺乏基礎，未能配合軍事，實為主因。其結果各部隊於轉進時，所受民眾截擊之損失，殆較重於作戰之損失，言之殊為痛心。”
下麵是劍橋民國史的評述：
“1942年~1943年冬天發生了全麵的饑荒，許多人吃樹皮、草根和牲畜的飼料。據報道有吃人肉的。大約有兩三百萬人死於這場災難，另外有300萬人逃難到省外。隨後，有幾十萬河南農民被趕到一起，讓他們用馬車和手推車把糧食運送到征糧中心，為軍馬找尋飼草，修築公路，和開挖一條300英裏長的巨型反坦克壕溝——最後證明這是完全無用的。將近100萬人被征募去加高沿黃河的堤壩。對於這樣的勞動，農民得不到工錢，他們常常甚至不得不自備飯食。1944年春，他們深沉的憤懣變得表麵化了。當中國士兵在日本的一號作戰麵前撤退時，農民們凶猛地攻擊他們。他們用農具、匕首和土炮武裝起來，解除了5萬名本國士兵的武裝，殺了一些——有時甚至把他們活埋了。”
這便是河南人民口中“任憑敵人來燒殺，不願湯軍來駐紮”的河南四災之一的湯恩伯湯將軍，一個讓當地民眾欲殺之而後快的抗日將領。
蔣鼎文將軍五毒俱全，湯恩伯將軍為禍一方，戰事一啟，一個倉皇逃命，一個四處被搶，靠著如此的將領抗日，我們的抗戰還能有什麼光明的前途？
國格尊嚴喪於一役
大名鼎鼎的豫湘桂戰役便是在豫中會戰這一塌糊塗的潰敗中開啟的，而事實上，豫中會戰最丟人的也壓根不是潰敗本身，而是潰敗的方式——抗戰官兵居然被抗日民眾給四處截擊繳械，真是中國數千年曆史中的咄咄怪相，國府治政之糜爛，也真是曠古絕今了。國府抗戰7年，走過風風雨雨，曆過千難萬險，能堅持到接近勝利的今日，說實話，很不容易，也確實值得我們為之擊節讚歎。然而，抗戰的目的是為了解民於倒懸，時至今日，我們的抗戰卻讓生靈塗炭，民怨沸騰，甚至逼著人民當漢奸，試問，如此抗戰又有何益？如李宗仁所說，國府執政多年，吏治之壞猶過於當年北洋，百姓之苦日甚一日，如此政府，怎能不最終丟掉天下？
在豫湘桂戰役的第一階段戰事中，日軍可算是兵不血刃便打通了平漢線，一路追南逐北，一掃太平洋戰爭以來之鬱悶，用時一月有餘，便將廣大中原盡數納入掌中，這也為接下來的第二階段戰事長衡會戰打下了紮實的基礎。跟第一戰區此前三年沒有大戰不同，第九戰區是中日雙方交戰以來競逐的焦點，光是長沙會戰就有三次，而在薛嶽指揮下，中方兩勝一敗，略占上風，尤其第三次長沙會戰更是抗戰中少數值得一提的戰事。第九戰區自然不會像第一戰區那麼畏葸懼戰，但沒有此問題，還有彼問題，第九戰區的問題主要有二：其一，對日軍作戰決心和兵力投入出現嚴重低估——軍令部長徐永昌便認為日軍沒有持久進攻力，部隊也屬雜湊，而薛嶽則認為日軍在第三次長沙會戰失利後一時不敢問津長沙，同時日軍兵力因抽調太平洋和東南亞戰場，在中國大陸力量薄弱，加之時值雨季，氣候和湖南的地形也不利於日軍機械化部隊作戰，在這樣的思維引導下，大戰之前，蔣介石也令薛嶽以原有兵力作戰，並未因此增兵；其二，薛嶽犯了經驗主義的錯誤，繼續采用第三次長沙會戰中為敵所悉的打法，將主力配於兩翼，中路且戰且走，固守長沙據點，而後待日軍久攻不下，實施兩翼包抄，三麵合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