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皆有七情六欲。喜歡善良、美好的事物，厭惡惡毒、醜陋的事物，是人之常情；以自己的好惡判斷人，也是人之常情。然而這種過於主觀的判斷方法注定是一個謬誤，很多人因此而錯過了大量的人才。
有些人容易被主觀的好惡所迷惑。不論賢人或愚人，喜愛善良的人，討厭邪惡的人，乃人情之正常觀象；可是由於人性好惡的作崇，往往發生善待邪惡的人，疏遠善良的人的反常現象，這就是所謂“接物有愛惡之惑”。
邪惡的人縱使有百惡，必有一善。隻要這一善剛好與我們的長處相通，對了脾胃，我們就會不由自主地忘掉他的百惡，對惡人產生好感而情通意親。
善良之人縱使有百善，必有一短。隻要這一短處剛好與我們的長處相違，倒了味口，我們就會不知不覺忘掉他的百善，甚至拿其長處鄙視我們的短處，於是就對善人產生反感而疏遠他。
人類的心理相當微妙，內心的理智與感情永遠處在鬥爭的狀態。雖然我們明知“理智”是對的，“感情”是錯的，可是我們仍然縱容“感情”泛濫，故意讓“感情”去犯錯，造成了識人的謬誤。
唐高宗時，大臣盧承慶的職務是負責對官員進行政績考核。有一次，一個糧草督運官，在運糧途中突遇暴風，糧食幾乎全被吹到河水裏。盧承慶便在考核的時候，給這個運糧官以“監運損糧考中下”的鑒定。誰知這位運糧官看到考核成績的時候神態自然，一副無所謂的樣子，腳步輕盈地出了官府。盧承慶見此認為這位運糧官有雅量，於是馬上將他召回，並將評語改為“非力所能及考中中”。這位運糧官見到成績改後，仍然不喜不愧，也不感恩致謝。原來這位運糧官早先是在糧庫混事兒的，對政績毫不在意，做事本來就鬆懈渙散，恰好糧草督辦缺一名主管，暫時將他做了替補。沒想到盧承慶本人恰是感情用事之人，辦事、為官沒有原則，二人可謂“誌趣、性格相投”。最後，盧承慶大筆一揮，又將評語改為“寵辱不驚考上”。
盧承慶憑自己的主觀觀感和情緒，便將一名官員的鑒定評語從六等升為一等，實可謂隨心所欲。這種融合個人愛憎好惡、感情用事的做法，根本不可能反映官員的真實政績，也失去了公正衡量官員的客觀標準，勢必產生“愛而不知其惡，憎而遂忘其善”的弊端。
相傳，漢武帝到郎署（漢朝官署名）巡視，遇見一個衣衫襤褸的白發老翁。漢武帝問他：“你叫什麼名字？什麼時候在此為郎（宿衛之官名）的呢？”
老翁答道：“臣叫顏駟，於文帝時就在此為郎了。”
武帝又問：“為何這麼老了，仍在此當差呢？”
顏駟答道：“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喜好年老的而臣尚年少，陛下喜好年少的而臣已年老，因此曆經三世沒有晉升的機會，隻好一直在此當差了。”
當朝者以自己的好惡來選取人才，致使顏駟終身不得誌。假如文帝好武，景帝喜好年少，武帝喜好年老的話，顏駟一生的機會也許會大不相同。
好惡愛憎囿於個人心理偏見與成見。孟子說：“人莫知其子之惡，人莫知其苗之碩。”司馬光也講：“心苟傾焉，則物以其類應之，故喜則不見其所可怒，怒則不見其所可喜；愛則不見其所可惡，惡則不見其所可愛。”“故愛憎之間，所宜詳慎。若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人可去邪勿疑，任賢勿貳。”有時領導者本身缺乏鑒評他人之能力，或私心自用，忌直才、喜奴才，以求鞏固其既得權益，亦因而埋沒人才。
被譽為“中國十一世紀的改革家”的王安石，熙寧三年（1069年），升任宰相，開始大力推行改革。但變法的過程中，他受到了保守勢力的阻撓，變法也遇到了很大的阻力。這時，王安石希望有個人能夠幫自己一把。於是，他想起了自己的老朋友呂惠卿。
呂惠卿，年少有才，年僅二十四歲便中了進土，任真州推官。之後他結識了王安石，兩人常在一起論經講義，談古道今，竟有許多共同的見地，遂成莫逆之交。王安石在神宗麵前舉薦呂惠卿說：“惠卿的賢德，非但今人無法追步，即使是前世儒者也不易相比。對先王之道能夠學以致用的，恐怕唯惠卿一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