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宗正依賴王安石主持變法，對王安石舉薦的人才也加以重用。於是任用呂惠卿為檢詳，作為王安石的副手。此後，王安石事無大小巨細，都要先同他商議，然後才實行，凡所提議的請議、奏章都由呂惠卿代筆。
然而，守舊派的代表司馬光看出了這個人不實在，於是對神宗說：“呂惠卿確實通文博學，明辯聰慧，但卻用心不正，陛下慢慢觀察就知道了。”並且司馬光又寫一封信致王安石，信中說：“呂惠卿實乃阿諛奉承之人，他現在對您百依百順，言聽計從，一旦您失去權勢他一定會出賣您的。”王安石本來就與司馬光政見不同，所以對司馬光的話很反感，讀完司馬光的這封信，相反倒以為司馬光在挑撥他倆的關係。
熙寧六年（1073年）三月，朝廷設經義局，令王安石為提舉，呂惠卿與王安石之子、太子中允王雱同修《三經新義》。呂惠卿還兼知諫院，為翰林學士。當時正大力推行新法，守舊派官員抓住河北推行青苗法時有強配現象，大加指責。神宗對新法產生懷疑，發生動搖。王安石也因新法屢遭阻礙，稱疾家居。呂惠卿擔心王安石去職危及新法，極力挽留王安石；王安石也力薦呂惠卿任參知政事。呂惠卿很害怕王安石一去，新法動搖，自己作為新法的同謀者也要被連根拔掉。所以他指使黨羽變換姓名寫信上書，慫恿神宗支持變法，這樣一來，雖然王安石罷相，新法愈堅，呂惠卿的地位得到了鞏固。
然而，此時呂惠卿一改在王安石麵前盡職盡責的表現。他開始極力扶植親信，壯大自己在朝中的力量。鄭俠、馮京和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國上疏指責呂惠卿任用朋奸，結果都被呂惠卿治了罪。
王安石和王安國是一奶同胞。王安國被治罪，讓王安石對呂惠卿很不滿。因此王安石就責備了呂惠卿的做法，呂惠卿再也不肯買王安石的賬，而且一下翻了臉，大罵王安石誤國害民，凡有陷害王安石的機會，他都絞盡腦汁決不放過。史書上說：“惠卿既叛安石，凡可以害王氏者無不為。”
後神宗複用王安石為相。王安石不計前嫌，居然和呂惠卿繼續共事。此時的呂惠卿卻極力排擠王安石，終於使出了小人伎倆——把王安石寫給他的私人信件呈給了皇上，並誣陷王安石參與謀反。
王安石在寫這些信的時候，出於對呂惠卿的信任，曾經寫下“無使上知”（不要讓皇上知道）的字樣。這是有欺君之嫌的，結果王安石再度辭職，退到金陵做他的半山老人去了。直到此時，他才深悔自己被呂惠卿所誤，經常寫“福建子”三個字（因為呂惠卿是福建泉州人）。
王安石因為非常喜愛呂惠卿之才，引為知己，卻忽視了對他進行其他方麵的判斷。結果呂惠卿一旦得勢，王安石就隻剩下後悔了。
最容易投機的人喜歡溜須拍馬，專揀領導喜歡的事情、話語來迎合領導的趣味和喜好。久而久之，領導者就會憑自己的意誌來識別人才，對有好感的人委以重任；而對與領導保持距離、印象不深的人，即使有真才實學，恐怕也不會委以重任。所以說，偏愛、偏惡對人的識別與任用是主觀的，對國家、對事業將會造成不良後果。
孟子也說：“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為了避免以耳敗目，就得在“察”與“試”兩方麵多下功夫。“察”是查證，當我們聽到若幹情報之後，必須去查證，以確定其真假。“試”，就是在實際工作中檢驗一下他的真實才幹，讓真實最終浮出水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