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年的二月底，中國學部出了一份關於教育情況的年終報告。我們從中發現，在兩年時間內，北京的學校由二百零六所增加到二百五十二所，學生總數從一萬一千四百七十一人增加到一萬五千七百四十四人。在北京以外的其他地區，政府設立的學校從三萬六千所增加到四萬二千四百四十四所，學生總數從一百零一萬三千人增加到一百二十八萬五千人。其中，私立學校總數還超過了政府創辦的學校總數。直隸省更能迅速受到北京教育形式的影響。省教育部門在天津創辦了一所大學，大保定創辦了一所學院，並設立了十七所工業學校、三所高級師範學校、四十九所初級師範學校、二所醫學院、三所外國語學校、八所商業學校、五所農業學校、三十所中學、一百七十四所高級小學、一百零一所中級基礎學校、八千五百三十四所低級基礎學校、一百三十一所女子學校和一百七十四所半日製學校和夜校。
雖然直隸省的教育程度發展迅速，但是仍然不能作為一個典型。山西有八百萬的人口，且落後於直隸省。在一九零零年，山西省教育部門創立了很多學校。其中兩所學院和一所政法學校，招收了五百二十個學生；創辦的四所師範學校有四百一十個學生；十三所中學有八百個學生；九十八所高級基礎學校有三千四百三十三名學生；還有一千九百四十八所低級基礎學校有四萬一千一百二十一名學生。與直隸省不同的是，這裏還有兩所女子學校，有一百八十名女孩也在受教育。
我們很吃驚中國學校的發展速度和數量，可是仍有大量的學齡人不能接受到新的教育。與美國相比，中國受教育的年輕人隻有美國的四分之一。從物質需要上來說，中國人比我們要大很多。中國要想將教育發展到與西方相當的程度，唯一的出路就是中國在新的經濟模式下，能在創造的財富中抽取大量的稅收。
隨著學堂中學生的不斷增多，需要更多的課本才能滿足其需要。位於上海的商務印書館是東亞最大的出版機構，有一千名工人在裏麵工作。它出版了中文初級讀本、中高級課本、曆史、地理、數學和科學書籍，還有適合於成年人初學者的英語讀本、注釋的英美文學、畫卷、掛圖和科學圖。有一百人在它的翻譯部工作，其中很多人是學者。他們將西方的科學、醫學和工程學等方麵的書籍翻譯成中國人能看懂的中文。而後那些翻譯過來的特殊術語被吸納到漢字係統裏，但是這必須經過北京的專門詞語部門批準才行。
無論中國的新式教育還是舊式教育，基礎是必須要注重的。初級學校是這樣做的，但是在中國的中學和大學裏，出現了新式教育不注重學科基礎的現象。中國和西方的差異從教育製度的對比中就清晰地體現了出來。
北京陸軍部的工作本來有五十個人承擔就行，但是軍部卻安排了六百個官吏。他們這些坐吃山空的人就是社會的寄生蟲，而其中滿洲人占了大半以上。清王朝的存亡就靠這些掛名不做事的官員。教育部門是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願來做事的，因為現在的政府存在著嚴重的貪汙現象。在中國的學校裏，官員們不教書，但是他們在學校裏占有很大的比重，能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利給親戚朋友們安排一個穩定的職位。在美國的大學裏，行政官員人數不足教師人數的五分之一。可是在中國一所有二十七名教師的現代語言學校裏，行政官員多達十名，其中還有三名是空占位置不做事的。在一所八百名學生的政法學校裏，有二十五名官員，他們也不教課，並且大部分也是掛名的。在一所三十名教師的高級技術學校裏，管理員把校長的事情全都做了，財務員的職責也由他的助理去承擔了，秘書把事情全都交給助理秘書，辦公室主任也隻是清閑地坐在自己的椅子上。十二名官員就有三分之一是掛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