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東尼·特羅洛普（AnthonyTrollope）認為，一天寫作3小時以上不僅沒必要，而且不明智。他在英國郵政（BritishPostOffice）一直做著全職工作，同時成了史上最偉大、最多產的小說家之一。他習慣5點30分起床，花半個小時閱讀前一天寫的東西以進入最佳寫作狀態，然後用接下來的兩個半小時寫作（旁邊放著一塊表），強迫自己每15分鍾寫出一頁（大約250個單詞）。為了確保進度，他數自己寫了多少個單詞。“我發現，我的表每走15分鍾，我一般就能寫出250個單詞。”他報告說。按照這個速度，他可以在早餐之前寫出2500個單詞。他並沒指望每天都這樣做，因為有時要處理公務，有時要外出打獵，但是他努力做到每周都實現目標。他寫每部小說，都事先排出進度表（一般計劃每周寫10000個單詞），然後每天寫日誌。
“我每天都記下自己寫了多少頁，這樣，如果哪一兩天我沒有寫，那麼那一兩天的日誌就是空白的。這些空白就像一雙雙眼睛盯著我，督促我多加把勁，補上落下的任務，”他解釋說，“日誌就擺在我麵前，如果哪一周頁數不夠，那麼它就在我的眼裏放了一粒沙子；如果哪個月頁數不夠，那麼它就在我的心中插了一把劍。”
眼中的沙子——這麼生動地總結監控效果的話，在心理學文獻中就找不到。特羅洛普是一個具有超前意識的社會科學家。但是，有人在他死後出版了他的自傳，披露了他的這一工作方法後，他在文學界的名望毀了很長一段時間。批評家以及作家同人——特別是那些很難在最後期限之前完成任務的同人對他的方法大感驚訝。藝術家怎能看著鍾表工作呢？靈感怎能精確地安排與監控呢？不過特羅洛普在自傳中預料到了他們的批評。
“有人告訴我，這樣的方法，有天賦的人會不屑一顧，”他寫道，“我從沒幻想自己是個有天賦的人，即使我幻想過，我可能也會讓自己接受這些約束。沒有什麼東西一定像不可違反的規矩那樣強大有效。我定的這套規矩，有滴水穿石的力量。每天做一點兒，如果真能一天天堅持下去的話，那麼再大的山也能移走。”特羅洛普是超常的，很少有人能每小時寫出1000個好詞；雖說偶爾慢一點，他卻總能保證總體進度。在設法過上優質生活的同時他寫出了像《巴賽特寺院》（BarchesterTowers）和《紅塵浮生錄》（TheWayWeLiveNow）這樣的傑作。其他小說家經常為錢發愁，經常拚命趕稿，特羅洛普卻比較富足，總是提前交稿。連載一部小說的時候，他通常至少還有一部（一般還有兩三部）已經完成的小說在等待出版。
“在整個寫作生涯中，我從來沒有一次覺得自己就要拖延任務，”他寫道，“我從不擔心編輯催稿。我都是提前——非常提前地把要交的稿子準備好了，就放在我旁邊的抽屜裏。那本日誌，上麵標有日期、畫有空格，記錄著每天、每周完成的任務，擺在麵前，讓我看見，監督我寫作。”
特羅洛普的表和日誌，就是19世紀最先進的監控工具，而且對他的目的來說足夠有效。但是，假設他的大部分工作不是要求他在紙上寫出來，而是要求他連接互聯網；假設典型的一天，他必須在文字處理程序之外使用其他16個不同程序，而且訪問40個不同網站；再假設一天從早到晚，他每過5.2分鍾就被一個即時消息打斷；那麼他的表對他有多少好處呢？他的日記可以跟蹤他的所有工作嗎？
他需要一個新工具，一個像RescueTime那樣的東西，這個程序跟蹤客戶的電腦使用情況，精確到秒。用戶支付費用，就能得到一份報告，從而知道自己將時間用來做了什麼——看了報告後，他們往往沮喪不已。此外，這個程序還收集成千上萬用戶的電腦使用情況統計數據，求出平均值。RescueTime的創始人托尼·賴特（TonyWright）吃驚地發現，他一天有三分之一的時間花在了“東瞄瞄西看看”上——訪問與他的主要工作不相關的網站。一般每次隻訪問幾分鍾，但是加起來一天就有兩個半小時。
在某些人看來，這種監控過於嚴格而顯得沒人性。智能手機等裝置越來越流行，意味著人們相互聯係的時間越來越多，而且意味著人們越來越多地利用相互聯係來監控自己的行為：吃了什麼，走了多遠，跑了多久，損耗了多少卡路裏，脈搏有何變化，睡眠質量有多好，大腦轉得有多快，心情有何變化，多久過一次性生活，花銷受什麼因素影響，多久給父母打一次電話，耽擱了多長時間。
2008年，凱文·凱利（KevinKelly）和加裏·沃爾夫（GaryWolf）創辦了一個名叫量化自我（QuantifiedSelf，簡稱QS）的網站，為用戶提供自我調節技術。QS運動還很小、很稀奇時，就已經在矽穀傳開了，而且世界各地的很多城市都有QS信徒（在現實世界中）聚在一起討論小工具、分享數據、鼓勵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