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5日，一場別開生麵的“禦前會議”在靜園召開。圍繞溥儀去留的問題，陳寶琛和鄭孝胥進行了激烈的辯論。陳寶琛不讚成溥儀這麼快就動身去東北，說當前大局未定，“現在啟駕的主意何嚐不是躁進！”
鄭孝胥堅持要抓住時機，“不識時務，並非持重！”“事情不是兒戲，請皇上三思而定。”陳寶琛又勸起了溥儀。“三思！三思！等日本人把溥儀扶上去，我們為臣子的將陷皇上於何地？”鄭孝胥急不可耐，說得振振有詞：“到了關外，又恢複了祖業，又不再愁生活，有什麼對不起祖宗的？”
兩人吵來吵去，沒有個結果。其實，此時的溥儀“已經被複辟的美夢完全迷了心竅，任何勸告都沒有生效”。看來，溥儀出關當皇帝的決心已定。接下來天津發生的一連串的事情，最終促使溥儀盡早動身去東北。
11月8日，忽然有人給溥儀送來一份“禮品”。原來是一筐水果，等打開一看，裏麵竟然放了兩枚炸彈。溥儀一聽“炸彈”兩字，頓時嚇得都站不起來了。第二天，日本人告訴溥儀，那兩枚炸彈經過檢測，是張學良兵工廠製造的。
“宣統帝不要再接見外人了”，翻譯吉田乘機勸溥儀說：“還是早些動身為好。”
“好！請你快些安排吧。”溥儀也不再猶豫了。“遵命！請陛下不要對外人說。”“不說。我這回隻帶鄭孝胥父子和一兩個隨從。”溥儀向吉田保證。禍不單行，此後，溥儀接二連三地收到恐嚇信，其中一封信這樣寫著：“如果你不離開這裏，當心你的腦袋。”還有人打電話恫嚇溥儀，警告他不要到某某地方去吃飯，因為“張學良派來了形跡可疑的人”。
11月10日晚，一輛敞篷跑車駛出靜園，車上坐著兩個人。車子剛開出大門，吉田的車子就緊緊地跟在後麵。
車子停在敷島料理店，溥儀的侍從祁繼忠跳下車子，打開後備箱，將溥儀攙扶出來。在料理店裏，溥儀換上日軍大衣，然後乘上日軍司令部的車子，前往碼頭，上了“比治山丸”號輪船，這是日軍司令部的船。到了大沽口後，又換乘日本商船“淡路丸”，於11月13日到達營口碼頭。
20年後，溥儀得知，“比治山丸”船上當時有一大桶汽油。如果被中國軍隊發現，無法逃脫時，日本人就放火燒船，讓船上的人全部消失。
（三）重登大寶
溥儀到東北時，正值國聯理事會召開前夕，日本當局擔心關東軍將溥儀弄到東北會引起國際輿論的譴責。所以，11月16日，日本陸相致電關東軍：“關於擁立溥儀，過早行之，徒然刺激列國，要求和中央聯係後處理。”關東軍為此給溥儀列了許多清規戒律：“禁止從事政治活動”，“與外界切斷交通”，有關溥儀的一切情況“禁止發表”。看來，溥儀隻不過是日本人手裏的一張牌，什麼時候需要，就什麼時候打出去。
1931年底，日本政局發生變化。一向堅持“幣原外交”的若內閣於12月11日倒台。12日，政友會總裁犬養毅組閣。犬養主張承認中國在東北的“宗主權”，在平等開發“滿洲”的基礎上，建立“新政權”。
不久，日軍占領錦州，東北大部分地區淪陷，日本在軍事上取得重大進展。此後，日本在東北便由軍事進攻轉向以拚湊偽滿傀儡政權為重點。
新任日本陸相荒木致電關東軍“速派人回日本磋商滿洲獨立”問題，接到電報後，本莊繁急忙召集幕僚開會，擬訂最後方案：成立包括中國東北四省和蒙古在內的“滿蒙中央政府”，“定都長春”，由溥儀擔任“首腦”“；中央政府”設參議府，由滿、蒙各一人，3名漢人、3名日本人組成；宣布新成立的“國家”脫離中國本部；“新國家”的“國防軍”由日本軍隊擔任。“政權”建立的時間定在2月中旬，最遲不超過2月末3月初，即在國聯調查團到達前完成。
關東軍讓中國人來擔任“政府”“首腦”，這樣它就可以名正言順地對外宣稱，“滿蒙中央政府”是中國人本身從內部分離出去的，這不違背《九國公約》和國聯盟約的精神。關東軍這一招確實陰險。會議還決定派板垣征四郎回日本報告上述方案，日本天皇裕仁破格接見了其貌不揚的板垣，這使得當時還隻有大佐軍銜的板垣備感榮幸。此後，板垣征四郎更是死心塌地為天皇效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