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月6日，日本陸軍省、海軍省、外務省根據參謀本部的意圖，炮製了《中國問題處理方針綱要》，這個《綱要》同板垣帶回的方案基本一致。它規定：“滿蒙”從中國主權下分離出來，“逐漸形成一個國家”，其治安與“國防”“主要由日本帝國承擔”，日本人參與其“中央和地方的行政”，向東北增派3個陸軍師團，排除國聯的幹涉。這表明，在日本統治集團內部，軍界與政界的分歧已不複存在。
1月13日，板垣帶著《綱要》從東京返回沈陽。板垣一到沈陽，便同哈爾濱特區長官、漢奸張景惠、熙洽、張海鵬等密談。同時，又電告日本駐上海武官田中隆吉，讓他尋找借口，挑起事端，以轉移西歐國家對東北的視線。
關東軍占領哈爾濱，意味著日本武裝侵略東北的行動告一段落。其間，日軍又在上海製造了“一·二八”事變，把國際上的注意力從東北轉到了上海。“滿洲國”的鬧劇，在上海事變施放的煙霧中一幕幕地上演了。
建立“滿洲政權”，在做法上最重要的是形式上要裝扮成由中國人自發進行的，而不是日本人的強迫。1月22日，關東軍參謀長三宅光治主持召開“建國幕僚會議”，製定了建立“滿洲國”的具體方案。27日，關東軍擬定《滿蒙問題善後處理綱要》，要“迅速以奉天、吉林、黑龍江3省主要首腦先組成政務委員會，負責建立新國家的研究準備工作”。就在關東軍忙於上演“滿洲國”傀儡戲的時候，李頓率領的國聯調查團到達日本。於是乎，關東軍加快了建立“滿洲國”的步伐。
從2月10日起，關東軍連續召開10次幕僚會議，商討“建國”事宜，確定“建國”的步驟：由“奉天、吉林、黑龍江3省主席”組成“中央政務委員會”，負責籌備工作；由“政務委員會”發表宣言，宣布同中國本部分離；“滿蒙政府”的籌備工作在吉林進行；籌備工作包括確定“新國家”的“國號、國旗、首都”及人選分配；籌備工作一俟完成，“政務委員會”即刻作出決議；各地都應推選“大總統”；“政務委員會”按照“民意”建立“中央政府”。
2月16日，漢奸張景惠、熙洽、遼寧省主席臧式毅聚集在沈陽，召開所謂“建國會議”。熙洽，溥儀的這位遠房親戚，表現得格外積極，提前兩天就趕到了沈陽。“黑龍江省代理主席”馬占山也於16日到達沈陽，並於下午4時會見了本莊繁。幾個月前還在江橋拚死抵抗日軍的馬占山，此時卻同日本人走到一起來了。
當晚8時，這夥人在大和旅館訂了一桌酒席，開了一次晚餐會。關東軍參謀長三宅光治、板垣征四郎到場“列席”。會上，馬占山提出“聯省自治”的主張，但遭到板垣的拒絕。趙欣伯、於衝漢則提出符合關東軍口味的“建國”意見，這是板垣的授意，結果在會上得以順利通過。會議一直開到次日淩晨，決定成立“東北行政委員會”，由張景惠任“委員長”，熙洽、馬占山、臧式毅等為“委員”，限於3月1日成立“新國家”。
18日下午3時，以張景惠名義發表了由關東軍草擬的《滿蒙新國家獨立宣言》，聲稱：“從此與黨國政府脫離關係。”消息傳到旅順，鄭孝胥父子激動不已。可是，溥儀怎麼也高興不起來，反而感到憤慨。他關心的倒不是東北的父老鄉親死了多少，日本人如何掠奪東北的礦產資源，“他朝思暮想的就是要複辟帝製，要當皇帝”。否則，他溥儀冒著這麼大的風險從天津跑到東北來幹什麼？如果這個願望不能實現，他生不如死。溥儀在房間裏轉來轉去，抽了一支又一支香煙。突然間，溥儀倒思念起了天津的靜園。那裏的日子不是不能過，就憑他收藏的那些字玩，賣掉一部分，也夠他周遊列國了。
溥儀決心向關東軍攤牌，如果這夥人不答應他的要求，他就返回天津。想到這，溥儀提筆給板垣寫了一封信，從中華5000年道德到清朝200年的曆史，從實行民主的害處到複辟存舊的好處，從“振興國勢到救民於水火”，詳細闡述了必須堅持“正統係”的理由，洋洋灑灑地講了12條。寫好之後，連忙讓鄭孝胥帶到沈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