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皇明祖訓》的規矩管著，作為“第一家庭”的皇子，生活中要遵守的規矩自然頗多，而其中最重要的規矩，當屬教育的規矩。
朱元璋出身窮人，自己沒讀過多少書，但顯然他很明白“再窮不能窮教育”的道理，明朝宮廷教育的規矩，基本都是他設立的。這其中又分為兩個環節：1，對皇帝本人的日常教育。2，對太子的教育培養。
這其中的第一條——對皇帝本人的日常教育，放在朱元璋身上，是很以身作則的。早年他還不是皇帝，剛剛扯旗造反的時候，就很重視日常的學習充電。每天都要開會學習，按《明史》的說法叫“令儒者陳說古人書義”，即身邊的文臣謀士給他講課，主要講曆史——曆代帝王打天下及治國的曆史，目的也很簡單，現學現用，什麼招數有用學什麼。他最感興趣的人物是劉邦，學的最多的是劉邦，從待人接物到戰策謀略，好多都是有樣學樣。等著大明朝建國，當年給他講課的儒生，大多都成了明朝開國重臣，比如明朝首任丞相李善長，以及明朝首任都察院左都禦史，大名鼎鼎的軍師劉伯溫。而這種戰爭年代的學習方法，也以製度化的方式保留下來，變成兩種貫穿明朝興衰始終的常用教育製度——經筵和日講。
所謂“經筵”，按照現代的話說，就是文史研討會。即由皇帝召集文臣，探討讀經史子集的心得體會。這項活動並非明朝首創。之前的幾個朝代也都有。可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執政的時期，應該是“經筵”活動舉行最為頻繁的時期。戰爭年代嚐到聽課甜頭的朱元璋，對這種上課方式鍾愛有加。而且戰爭年代文化低的朱元璋，在課堂上主要是聽別人講，而當了皇帝後的朱元璋，則喜歡跟人探討，按照《明史》的記錄，剛登基時的朱元璋，“經筵”幾乎天天開，每天都召集文臣儒士前來，探討曆代治國的興亡得失。後來工作忙了，可“經筵”還是放不下，隔三差五就要開一次，不但聽別人講，更自己發表意見，探討的內容，主要是《大學》《尚書》《周易》《唐律》，不但探討學術內容，更古為今用，商討治國政策，明朝開國後許多律法的製訂，乃至教育，軍事，外交等製度的確立，都是這麼探討出來的。比較有影響的一件事是，正是一次經筵時，有文臣提出了孟子“君之視臣如土芥，則稱視君如寇仇”的觀點，引得朱元璋大怒，當場大罵說：如果這個老頭活到現在，我肯定砍了他。孟子本人，當然沒被朱元璋砍了，但孟子的像，卻被朱元璋搬出了孔廟，他幾千年配享孔廟的資格，就這樣被朱元璋取消了。
但總的說來，朱元璋時代的經筵活動，對於明初各項國家政策的製訂，主要作用還是積極的，尤其是當時明朝曆經戰亂，百廢待興，通過經筵，可以探討曆代治國的得失，商討正確的治國策略，明初的休養生息政策，公費教育政策，乃至國民福利政策，許多都是通過經筵得以確定的。同時，經筵也成了朱元璋特殊的“官員選拔會”，許多名列《明史》，以治民著稱的“循吏”，都是通過經筵嶄露頭角，得以被朱元璋委以重任，從此青史留名的。在朱元璋身後，從建文帝朱允炆到宣德帝朱瞻基時期，經筵皆是當朝帝王重要的政治活動，然而，那時候的經筵，在製度上並無明確的規定，每年搞多少場，每場搞多大規模，每場在哪裏講，多長時間搞一次，全憑皇帝自覺。當然，那幾位皇帝也很自覺。
而到了朱元璋的重重孫——明英宗朱祁鎮登基的時候。經筵，終於以製度化的形式確立下來，而這件事情的促成，卻是因一起“偶然事件”，先是尚健在的明宣宗朱瞻基，命閣臣楊士奇起草詔書，宣告皇太子朱祁鎮出閣讀書，誰知詔書前腳剛下完，後腳朱瞻基就駕崩了。年僅九歲的朱祁鎮倉促即位，雖然身份從“太子”變成了“皇帝”，可教育工作還是不能放鬆，於是楊士奇就上奏說：皇帝接受教育，與太子和親王都不同，應該命禮部詳細的製訂規則，以“經筵”為方式進行。明英宗準奏，於是經筵，也就有了其固定的模式：每月三場，分別是當月的初二，十二，二十二三天，地點在文華殿，講課的講案，要設在皇帝坐的禦案稍東，早晨先由司禮監的太監呈上當日要講的經書，書是《大學》，經是《尚書》，兩書都要放在禦案上，《大學》放在禦案的東側，《尚書》放在禦案的西側。每次講課，設講官倆人，要提前寫好講義，預放在講案上，是日早朝過後，皇帝親臨經筵，三師三少等重臣先行三叩九拜禮，由鴻臚寺官引導依次上殿。兩個講官一東一西出班，先給皇帝行叩頭禮，然後伺候皇帝聽課的展書官，上前幫皇帝把書打開，等講官講完了，再由展書官跪著上前把書合上，等著講課結束後，皇帝還要禦賜大臣酒飯，各官員先行叩拜禮給皇帝，然後到左順門吃飯，吃完後回來再向皇帝行謝恩禮。一場經筵才算結束。且不說聽課的辛苦，就這套前後的繁文縟節，也足夠把人累的夠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