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累的夠嗆，但對於參與的官員來說，經筵卻有著重要的意義，首先要參與經筵，得夠品級。主持經筵的，不是內閣大學士就是勳臣，都是朝廷的重量級人物，而經筵的講官，則主要由翰林學士充任，擔任講課的翰林學士，也基本屬於朝廷的重點培養對象，未來很可能就是國家的頂梁重臣，比如朱祁鎮執政的第二個時代——天順年間的兩位內閣重臣李賢和彭時，便是朱祁鎮九歲登基時的經筵講官。所以，在參加經筵的這件事上，大臣們既相當有興趣，又相當積極。
大臣們有興趣，可皇帝們，卻是越發的沒興趣。事實是，當經筵作為一種製度化的模式確立後，之後明朝曆代皇帝參加經筵的次數與態度，卻是一代不如一代。朱祁鎮的兒子明憲宗朱見深，以及孫子明孝宗朱祐樘兩代執政時期，尚能保證經筵的如期舉行，可朱見深參加經筵時，就已經越發沒有積極性，按照《明實錄》的說法，他經常無精打采的聽，聽完了連話都懶得多，如此消極，連大臣們也看不下去了，禦史陳音就曾上奏說：皇上您參加經筵，不能光聽我們說，您也得提問題啊。再到後來，經筵舉行的次數，就越來越少，本來應該按時舉行的經筵，經常會以各種理由取消，按照《明史》的說法就是“進講之日少，輟講之日多”，皇上也學會曠課了。
而到了明武宗以及之後的皇帝，不但逃課，而且還學會了逃學。明武宗朱厚照時期破天荒的規定，把每月應該三次的經筵，減少為每月一次。之後他的堂弟明世宗朱厚熜即位，還曾下旨取消經筵。後來的萬曆皇帝朱翊鈞更過分：本來經筵是每個月三次，他改成分“春講”和“秋講”，每年講兩次意思意思得了。
而即使如期舉行的經筵，到了明朝中後期，也就變成了意思意思。基本成了一種毫無實際意義的禮儀。而明朝皇帝之所以越發討厭經筵，不止因為不愛學習，也因為經筵越發變得含沙射影：明朝中後期黨爭日烈，經筵也變成了戰場，文官給皇帝開經筵，表麵上是講學問，其實卻是以講學為名，多講國家大事和個人的政治主張，甚至還不乏借經筵的機會攻擊政敵。比如《明史》上就說這是“講官於正文外旁及時事”。也有一些老實巴交的講官，踏踏實實講學問，但都是挑著講，什麼好聽講什麼，講出來的內容千篇一律。如此下去，皇帝當然越聽越煩，經筵，也就越講越沒勁。
而與經筵同時存在的另一種皇帝教育模式，就是日講。
日講，和經筵差不多性質，都屬於學術研討會。但不同在於，經筵規模大，日講規模小，經筵有固定的製度規定，日講卻是隨機性的，通常來說，日講都是在經筵舉行完畢後進行，作為經筵的補充。它的規模也是正統初年確立的，比經筵要簡單，隻要四名講官，大學士輪流值班，沒有經筵那麼複雜的禮儀模式，也不用儀仗排場，內容也比經筵要寬泛，包括經史子集。如果說經筵是一種製度化的課程，那麼日講的舉行，更多卻全憑皇帝的喜好。最早的日講，隻是經筵的一種補充，可明朝中期以後，經筵越來越不給力，日講的地位也就扶搖直上，皇帝想學習，或者想探討治國方略，一般都不會去參加禮儀繁瑣的經筵，相反會宣召自己親近的臣子，來給自己單獨上小課，這種小課就是日講。如果說經筵的參加，標誌著官員在朝臣中的身份地位，日講的參加，則標誌著官員在皇帝個人心中的地位——這是一種特殊的榮寵。明朝中後期的皇帝們，大都有自己親近的文臣，比如明武宗親近楊廷和，明世宗一度親近夏言，明穆宗親近高拱，明神宗親近申時行。這些大臣們，也都有同一個身份——給皇帝日講的。
而曆代的明朝皇帝，雖然對自身的教育，經常三天打魚兩天曬網，但有一個人的教育，他們大多都是絕不放鬆的——皇太子的教育。
明朝皇太子的教育培養製度，最早也是朱元璋製訂下來的。為了繼承人的教育，朱元璋煞費苦心，甚至還為兒子建了個圖書館——大本堂。這裏雲集了當時中國最著名的各類典籍圖書，並遍請各地名儒。而朱元璋的太子朱標，其個人的教育團隊，也是極其強大的，常年負責他日常教育的兩位“讚善大夫”，一位是朱元璋的第一智囊劉伯溫，另一位則是“浙東四才子”之一的章溢。日常授課的老師，既有李善長這樣的開國文臣之首，更有徐達這樣的大明第一統帥，按照《明實錄》的話講，就是“群賢畢至”。而對後世影響較大的，卻是朱元璋所創立的太子教育體製——設文華殿大學士輔導太子，下麵有詹事府詹事，少詹事，春坊大學士，庶子，喻德，中允，讚善，洗馬，校書等官職。構成了明朝皇太子教育體製的雛形。在明朝正統年間之前，明朝太子讀書，並沒有明確的禮儀，到正統年間的時候，太子出閣讀書的禮儀也正式確立：太子首次出閣讀書的當天早上，先由禮部，鴻臚寺執事官在文華殿後殿行四拜禮畢，鴻臚寺寺官為太子行李，請太子到文華殿讀書，皇帝要親自出席，三師三少以及各官員按照次序向皇帝行叩拜禮，然後各官退出，內侍官引著太子在後殿就座，每天侍班侍讀講官依次前來，從此，太子的學習生活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