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四大權閹為例，講述了明朝宦官的組織結構以及典型人物後，相信我們對於怎麼對付宦官，已經有了自己的心得。夢想著如果穿越回去，能夠在所身處的時代裏成為英雄的朋友，對於怎樣在成為英雄的道路上，戰勝這群宿命的大反派，想必也有了心得。
隻是，也許這些心得的總結都是徒勞的，因為如果真的穿越回去，我們認定的壞人，未必一定是壞人們，那些想象中呼風喚雨的公公們，未必會成為我們的敵人。
我們說到明朝，在總結這個朝代的劣跡時，“宦官專權”通常習慣性的被當做極其重要的一條，然而一個現實卻是，即使最為瞎編的電視劇電影，裏麵塑造的最為拉風囂張的宦官們，也極少有人能夠把皇帝變成傀儡，相反，絕大多數的人，都是靠著蒙蔽忽悠皇帝，從而狐假虎威竊據高位的。而放在真實的曆史上，這樣的說法，相對還是比較靠譜的，那些惡名昭著的公公們，他們做的大多數有曆史記錄的壞事，背後都有皇權的授意。比如我們說劉瑾的劣跡時，常說他借著明武宗玩樂的機會擅自做主，作惡多端。然而《明實錄》卻告訴我們，明武宗在放手啟用劉瑾的同時，又早已授意穀大用和張永監視劉瑾，劉瑾的所作所為，都是在他的掌握中。再比如權勢滔天的魏忠賢，史料上經常津津樂道，他借著明熹宗做木匠活的機會請示工作，並獲得授權。而史料上同時告訴我們，明熹宗在不耐煩的告訴魏忠賢，他自己看著辦就行之後，也都會習慣性的加上一句：好好幹，別騙我。明朝曆史上，有名的宦官不少，囂張的宦官也不少，然而從來沒有出現過一個宦官，其威權可以超越皇權，無論多麼權勢熏天的宦官，在轉瞬間身敗名裂時，麵對皇帝的清算，沒有一個人可以做出有效的反抗，清一色的成了待宰的羔羊。僅憑這條，我們就可以說，明朝宦官或許有專權，但是比起別的朝代來，他們顯然專權的不夠，無論專權到怎樣的程度，他們都無法逃脫皇帝的掌控，皇帝想要滅他，使個眼色寫個紙條，都是分分鍾的事情。而如果放在唐朝，那可不一樣了，唐朝的宦官可以隨意廢立皇帝，可以很隨意的給皇帝說，您坐在皇宮裏擺個樣子就行，國家大事交給我處理就行。如此無法無天，唐朝皇帝氣的臉都紫了，最後也隻能沒辦法。這份威風，明朝宦官恐怕做夢也不敢想。
所謂有多大權，造多大孽，即使不翻案，也不得不說，名聲頗大的明朝宦官，即使是魏忠賢這樣的極品惡人，在後人的文藝作品中，他們的威權和壞，也是被有意無意放大了。所謂的反派大BOSS，與事實其實出入頗大。
而明朝宦官名聲臭，另一個直接原因，卻是要拜他們的老對頭——文官集團所賜。明朝的曆代實錄，都是由文官們主修的，我們今天研究明朝曆史的諸多民間筆記，也大多來自文人的記錄，而這些人，或者本身屬於文官集團，或者和文官集團本身就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到了清朝人修《明史》的時候，以張廷玉為代表的主修團隊，除了來自清朝官僚係統內的文官外，就是以“前明遺老”身份參與編纂的明朝文官集團成員們。也就是說，我們今天看到的，關於明朝曆史的所有史料，絕大多數，都是由宦官的固定敵人們完成的，敵人的筆下，他們會成為啥模樣，也就可想而知了。
而另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曆代編纂史書，所遵循的一個重要原則，就是“為尊者諱”，這裏的避諱，不止是我們所知道的避君主名字的名諱。更重要的是，不能把壞事栽在帝王的身上，也就是說，每一段曆史的錯誤，都需要有人替帝王來背黑鍋，一般來說，如果發生錯誤的這個時代有奸臣，自然是奸臣來背，但如果沒有奸臣，或者奸臣一個人背不起來，那自然也要找更有資格背的人，那當然就是宦官了。雖然他們做的大多數事，都來自帝王的授意和允諾，但是既然帝王的壞話不能說，那麼對不起，所有的髒水你就都挨了吧。
如果我們以“四大權閹”為例，在他們所犯下的罪過中，我們也不難找到“背黑鍋”的嫌疑。先說王振，他最大的罪過就是“土木堡之變”，然而事實上，橫刀立馬沙場，在當時不止是王振的夢想，同時也是他的領導明英宗的夢想。早在明英宗七歲的時候，他的父親明宣宗把他抱在膝蓋上，親昵的問他說：如果有一天，有人膽敢造反，你敢不敢親自帶兵去討伐他們。小明英宗奶聲奶氣的朗聲回答：敢！就這一句話，喜得明宣宗把兒子抱在懷裏親了又親。就是這一段問答，堅定了朱瞻基的選擇：立朱祁鎮（明英宗）為太子。而《明實錄》更告訴我們，朱祁鎮年幼的時候，接受的宮廷教育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參觀皇宮內的“軍事博物館”，聆聽自己的祖父，父親等一代代大明先皇們橫掃天下，禦駕親征的光輝歲月。朱祁鎮自己的詩文裏，也表達了願意繼承祖先遺誌，禦駕親征揚威沙場的夢想。而且另一個事實是：朱祁鎮之前的幾代明朝帝王，從永樂皇帝開始，除了短暫在位就英年早逝的明仁宗朱高熾。其他的幾位，朱祁鎮的曾祖父明成祖朱棣，以及朱祁鎮的父親明宣宗朱瞻基，都曾有過禦駕親征且大獲全勝的精彩妙筆。而在土木堡之變前，大明王朝在外戰上的戰無不勝，也使得主流階層眼中，禦駕親征，並非是一件具有高度風險性的事情。所以說，當瓦剌犯邊的消息傳來的時候，明英宗做出禦駕親征的決定，絕不僅僅來自王振的蠱惑。這是他自青少年時代就不曾忘卻的夢想。
同時，當瓦剌大軍壓境的消息傳來時，明朝上下君臣的反應，也是和今天的我們想象不一樣的。那些以正義麵目出現的文官們，並沒有把瓦剌這個強敵當做一個可怕的對手。他們僅僅認為這隻是一個邊陲部落騷擾，而無視這個部落早已統一草原，成為明朝勁敵。除了富有軍事經驗的於謙外，大多數大臣勸諫明英宗放棄親征的說辭，都是清一色的說什麼瓦剌不足為懼，隨便派個軍隊就能平了啥的。至於此時專權的王振，他確實輕視了瓦剌，也慫恿了明英宗，然而真正決定親征的是明英宗本人，從瓦剌犯邊發生後，他就是一個鐵了心要出去打仗的皇帝。而後土木堡之戰，王振在關鍵的時刻，兩次犯下要命的錯誤，一次要求大軍撤退的時候繞過蔚州改道，一次是因為運自己家產的車隊沒有趕到，要求大軍停下來等候。這兩次要命的等待，使二十萬明軍錯過了寶貴的撤退時間，被瓦剌包圍殲滅，明英宗也慘被淪為俘虜。然而明朝整個文官集團的作法，卻也發人深思。明朝大軍親征的時候，不到三天軍隊就斷糧了，之後整個過程裏，後方沒有一顆糧食支援到前線，而在明英宗被俘，明朝緊急拉響北京保衛戰後，在兵部尚書於謙的主持下，明朝儲備在京郊的數十萬軍糧，被用極快的速度運到了城內，如果土木堡的時候能有這效率，至少明英宗的親征大軍也不會如此狼狽，可如果這個責任，算在當時伺候在明英宗身邊的王振頭上，那隻能說，他是自己故意餓自己了。事實正是，土木堡之變，既是一場意外，也是當時明朝整個官僚體係弊病的大爆發，王振在其中負有重要的責任，但如果因為他的責任，就抹掉了其他人的責任，那就好比唱歌跑偏了。
而比起鑄成大錯的王振來，同為四大權閹的汪直，如果知道自己被定為“四大權閹”之一，恐怕他會覺得比王振還要冤，不止因為他犯下的錯遠沒有王振大，更因為他做的大多數事，其實都是遵照著朱見深的授意。
朱見深開始重視汪直，是因為他最寵愛的萬貴妃的舉薦，然而作為一個帝王，他對汪直後來的信任，卻不止因為萬貴妃，而是因為他自己發現了汪直的價值。作為明朝曆史上第一個以怠政不上朝著稱的皇帝，不理朝政的朱見深要掌握朝局，就必須要抓好情報工作，僅僅有一個東廠是不夠的，所以就有了西廠。同時朱見深本人受土木堡事變株連，曾經經曆坎坷，長期的艱難生活，也令他的心靈缺少安全感，他並不殘暴，從未濫殺，但同時對於文官集團，他也自然的缺少親近感和信任，最為他親近和信任的，除了老婆萬貴妃外，也就剩下這些宮廷裏的宦官了，工作需要加上感情親疏，才造成了汪直的扶搖直上。
而縱觀汪直一輩子做過的所有的事，和其他三個權閹不同的是，他的事情對於國計民生的直接傷害，相對是比較少的，雖然他大興冤獄，緝拿無辜，但是西廠的負麵作用，很快就在文官集團的反對下叫停，西廠第一次開設，持續時間其實隻有一個月，第二次複開後不久，汪直就被調離了特務工作崗位，調到邊境主持軍務，他在邊境主持軍務期間，雖然因為擅開邊釁釀成戰爭，但是有些戰也是必須打的，比如反擊韃靼入侵的戰爭，就屬自衛反擊性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