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於朱元璋的工作狂特點，明朝曆代皇帝中最接近他的，當屬他的兒子——永樂皇帝朱棣。比起朱元璋來，朱棣的工作方式，有了明確的時間表——每天早晨四更起床，吃過早餐後，要先在上朝之前，抓緊要把當天準備處理的國事，預先在腦子裏過一遍。然後開始早朝，按照《大明會典》的記錄，明朝的早朝開始時間，相當於今天的淩晨五點鍾，起個大早的朱棣，在早朝結束之後，就要著手處理國事，批閱各類奏章，他每天批閱奏章，往往都要到深夜，經常要到淩晨才睡。這樣算來，每天他的睡眠時間，也就隻有不到六個小時。而且朱棣規定，一旦有緊急軍國大事，哪怕自己在熟睡，也要立刻把他叫醒。否則就要論罪。這樣的折騰，也讓朱棣深感其苦。朱棣最後一次北征蒙古草原的時候，路上設宴款待群臣，席間頗為感慨的說：我自登上皇位以來，每天兢兢業業，不敢有一絲一毫的懈怠。而皇帝的辛苦，也是做了皇帝之後才深有體會啊。
即使是明朝第一工作狂朱元璋，對於這番辛苦，其實也是深有體會的。各類史料記錄比較多的朱元璋一個趣事，就是一位叫茹太蘇的大臣給他上奏折，奏折寫了萬字，到第五千字的時候才切入正題。氣的朱元璋命人把他一頓暴打。事後朱元璋寬慰茹太蘇，並向他訴苦說：你以為我願意打你啊，你五百字就能說清楚的事情，非要寫個上萬字，我做皇帝容易嗎？要整天看你這種奏折我哪受得了啊！
連朱元璋都有受不了的時候，其他的皇帝自不用說。到了朱棣執政時期，就設立了“文淵閣”，開始協助皇帝處理國事，文淵閣裏的官員，就是五品大學士，之後，這個原本以皇帝秘書身份設立的新機構，地位日益扶搖直上，成了明朝實際意義的“宰相”。而隨著明朝這一內閣製度的確立，為了強化皇權，從明宣宗朱瞻基開始，又逐步加強宦官的權力，也就造就了後人津津樂道的明朝“宦官專權”現象。從此，文官的內閣權力，宦官的權力，以及兩者之上的皇權，就成了明朝最高皇帝的鐵三角。而早期朱元璋苦心創立的專製體係，因此也有了新的效用。在內閣製度以及宦官司禮監製度日益成熟的情況下，原本分權的明朝行政體係，從此有了更好的整合，這個原先離了皇權就玩不轉的體製，在司禮監加內閣的雙軌製操控下，可以實現有條不紊的運轉。如此一來，明朝的皇帝就輕鬆下來了，要給國家大事拿出處理意見，不必再像朱元璋時代一樣，天不亮就起床批奏折，隻需要授意內閣草擬處理意見就好，要同意處理意見，隻要司禮監蓋章，即所謂的批紅就好。做皇帝的，隻需要聽彙報點個頭，國家就能正常運轉下去。史料上總津津樂道，明朝某某皇帝多少年不上朝雲雲，然而不容爭議的事實是，即使是幾十年不上朝的皇帝，依然可以有效的掌控群臣，並且實現朝局的正常運轉，其製度上的根由正在於此。明朝這套高度專製，皇權極其強化的體製，隨著之後曆代帝王的修正，在表麵不更改“祖製”的幌子下，隻在關鍵部位做出精到的調整，最終改變了其原本的意義：原本是想讓皇帝變得很忙，結果卻讓皇帝變得很閑。
然而，如果你穿越到明朝中期，變成一個閑下來的明朝皇帝，這日子，恐怕比忙起來也好過不到哪去，因為明朝皇帝如果閑下來，也一樣會感到很煩的。
很煩的原因，就是新形勢遇到了新問題。
明朝這套政治製度的變動，對於皇權來說，是改變一種統治方式，從早期的事必躬親，變成中後期的垂拱而治。皇帝的角色變了，大臣們的角色也同樣變，原先在這個官僚體製中，各類的權力都被朱元璋拆分開來，而在這套變動過程中，本來拆分的權力，也又重新組合起來。比如原本分散的六部權力，被統一整合到內閣負責，而地方上原本分散的“三司”權力，被統一整合給各省的巡撫，以及負責多個省公務的總督負責。權力組合的結果，使得相關大臣的權限加大，連帶著話語權加大，辦公固然方便了，但和皇帝頂牛，也自然變得方便了。於是從明朝中後期開始，明朝大臣和皇帝頂牛的事，也就越發的多了起來。
所以從明朝中期開始，曆代皇帝越發感到，他們說了算的事情，正變得越來越少。尤其是土木堡之變以後，幾乎曆代明朝皇帝在位，都會發生一些著名的“頂牛”事件。景泰皇帝在立太子問題上和群臣衝突，甚至在幾次爭吵之後無奈，隻得通過向群臣行賄的方式，來取得大臣們的支持。皇帝向大臣行賄，這事在之前的朝代裏隻發生過一次，也就是宋真宗為了到泰山封禪，給宰相王旦行賄，然而景泰帝的行賄對象，卻是包括內閣以及六部在內的一群人。到了明憲宗成化皇帝在位開始，群臣給皇帝頂牛，又多了新招數，經常是為了爭論一件事，鬧得大臣們以集體辭職相威脅。比較典型的事，就是西廠提督太監汪直引發眾怒，大臣商輅率領文臣進諫，以集體辭職為武器，迫使明憲宗罷免汪直並裁撤西廠，雖然這場爭鬥，還是以汪直複職西廠複設，以及商輅黯然罷官而告終，但隨著文官集團話語權的壯大，集體辭職這一招，在之後明朝曆代皇帝在位時，都被大臣們屢試不爽。比如明孝宗朱祐樘在位的時候，大學士劉健等人率領群臣進諫，以集體辭職勸說明孝宗赦免兩京之獄中的獲罪言官，並嚴懲涉案宦官。明武宗朱厚照時期，發生過兩次著名的內閣集體辭職事件，一次是劉健，謝遷，李東陽三位閣臣，率領六部九卿集體辭職，勸說明武宗驅逐宦官八虎。另一次是明武宗在位晚期，常年外出巡遊，並率兵在應州與蒙古韃靼部血戰，結果以梁儲，蔣冕等閣臣為首的百官，以集體辭職勸說明武宗回京理政。而到了明神宗萬曆皇帝在位的時期，發生了著名的“爭國本”案，集體辭職這招，更從官員頂牛皇帝的殺招，變成司空見慣的常用招數，當時圍繞著立太子問題，堅持立皇長子的群臣，與堅持立皇三子的明神宗，展開了二十年的頂牛，期間每當雙方關係劍拔弩張的時刻，特別是諸多官員因為直言進諫遭罰時，總會鬧出重臣們集體辭職以示抗議的一幕，諸多重臣也因此掛冠而去。而苦受頂牛之苦的明神宗本人，更演出了三十年不上朝的雷人之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