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語權越來越多的大臣們，在皇帝麵前，也變得越發的不聽話。相比於頂牛，這些顯然讓皇帝們更煩。
明朝官員的不聽話，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麵，一是批評多，經常性的批評皇帝。二是管的寬，他們批評皇帝的內容，從國家大事到個人私生活，那是無所不包，有時候甚至經常是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比如明孝宗朱祐樘在位的時候，一次參加經筵，不小心打了個哈欠，結果接著有言官進言，說皇上您打哈欠，這是對經筵的不尊重。如果說這還算國家大事，那麼隆慶年間的詹仰庇卻更雷，一次他偶然從太監處聽說，皇帝好像許久沒有寵幸皇後了，這本來是人家兩口子之間的私事，結果詹仰庇靈感大發，上奏奇文一篇，要求皇帝要多寵幸皇後，皇帝皇後夫妻恩愛，才是國家的福氣，一番怪論，鬧得隆慶皇帝哭笑不得。甚至有時候，官員批評皇帝，不但不問青紅皂白，而且是不顧事實，完全憑借道聽途說甚至臆測。這種事典型倒黴的，依然還有隆慶皇帝，一次隆慶皇帝偶爾沒有上早朝，接著禦史蔡汝賢就上奏說，皇上您這幾天生病，我聽說您最近縱欲過度，夜夜寵幸美人，您這樣可不行啊。如此奏折，把隆慶皇帝委屈的不行，以至於直接下詔書反駁說：你以為我生病是因為好色嗎？我真的是幹工作累的。比起隆慶皇帝來，他的兒子明神宗朱翊鈞更委屈，那時候朱翊鈞三十年不上朝，到了臨終的時候，還專門把內閣首輔方從哲叫到宮裏來，方從哲本來以為皇帝叫他是來托孤，沒想到明神宗當著方從哲的麵卷起胳膊展示說：你看看我的胳膊都浮腫了，這全是幹工作累的，外麵那些大臣們，整天上奏折胡說，說我在宮裏不務正業，你可要為我證明啊。一番話當場把方從哲雷翻，還沒等方從哲回過神來，明神宗又接著對身邊太監說：我每天是怎樣辛勤工作的，你一定要如實說給方大人聽。而比起這兩條來，第三條卻更讓皇帝們抓狂，就是官員權力越來越大，放在明初的時候，官員生活那叫一個苦逼，那時候朱元璋大權獨攬且律令嚴苛，官員們稍微犯錯就會被嚴懲，甚至每天上朝，如果能平安回來，有些官員家還會照燈結彩格外熱鬧——慶祝自家老爺又多活了一天。而從明朝中後期以後，官員的話語權也越來越大，特別是皇帝說話，有時候也是可以不聽的，比如皇帝想用錢，發文到戶部去，戶部如果覺得這筆錢不該用，就可以不撥錢，並且把皇帝的詔書原封不動退回，這叫封駁。不但用錢可以問題可以封駁，其他問題上也能封駁，甚至皇帝認爹的問題，明世宗在位早期，發生了著名的大禮儀之爭，起因是以外地藩王身份即位的明世宗，拒絕按照皇室法統，認已故的明孝宗為爹，反而要堅持追封自己的親生父親興獻王帝號，引發群臣不滿，以楊廷和為首的內閣大臣堅決對抗，明世宗下的詔書，大臣們不照辦。一場禮儀之爭，把明世宗折騰的叫苦連天。
這種越來越煩的情況，明朝曆代皇帝都不會等閑視之，因此即使是再荒廢朝政的明朝皇帝，在位期間都在這個問題上開動腦筋，用各種辦法強化皇權，最通用的辦法，就是強化宦官權力，用以對抗話語權越來越大的群臣，這招從明宣宗執政時代就開始用，他在位的時候設立司禮監，給予司禮監批紅權，使宦官集團在朱棣時代有了特務權後，又多了行政權，之後的時期裏，明朝宦官地位的提升，其實是和明朝文官集團地位的提升同步的。而每一代帝王，也都有一些自己的辦法，明憲宗除了增加特務機關，加強對群臣的監控外，也注意放開言路，言官批評他的奏折很多，他雖然多不接受，但處罰言官卻很少。而明世宗朱厚熜在位時期，由於他之前的明武宗時代，宦官威權過重，他登基後開始限製宦官權力，提高文官集團地位，重用內閣。每一任皇帝麵對這個問題的時候，方法各有不同，但其實道理都是一樣，當明朝皇帝，文官，宦官這個權力三角體係確立後，其權力的分布，就變得好像一隻天平，皇權在中間，文官和宦官各自占兩邊，在明朝做個好皇帝，其實也就要求做到一條，要保持文官集團和宦官集團之間的權力平衡，整個明朝中後期，所有執政成就最好的時代，都做到了這個平衡。典型如著名的“張居正改革十年”，盡管當時的明神宗還是個小孩子，但是擔任輔政大臣的張居正，與擔任宦官集團首腦的馮保，既是相互利用的夥伴，卻在權力上也相互製約，張居正有輔政大權，然而卻無廠衛大權，同時他的輔政權，也需要得到來自宮廷內部，尤其是明神宗與李太後的支持，因此必須要倚重馮保，馮保雖然是宦官首腦，但行政方麵，同樣要倚重張居正，這種相互的倚重，成就了張居正大刀闊斧的改革，有了著名的“萬曆中興”。
由此可見，如果穿越成一位明朝皇帝，那麼在大多數時代裏，做好皇帝的首要標準，其實就是一句俗話：在宦官和文官之間，要一碗水端平。這話說來容易，具體到實際上，做起來可就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