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也正是這個原因，使我們仔細審視明朝曆史的時候，就可以理解明朝言官們一些匪夷所思的行為了，他們並不怕皇帝治罪，甚至皇帝越生氣，治他們的罪越重，他們就越高興，因為一個人一旦成為言官，那麼他的人生追求也就確定，就是要靠罵人來搏出位，被罵的人哪怕是皇帝，他地位越高，反應越激烈，自己距離夢想也就越近。同時他們罵人的理由，也因此越來越雷人，相當多的人，不但寬於律己嚴格待人，而且是為罵而罵，有時候簡直到了雞蛋裏挑骨頭的地步。其實罵誰，罵人家什麼，對於言官們來說，並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重要的是，他是為什麼罵，更是為誰罵，按照官場俗話講，就是屁股決定腦袋。
當然並非所有的言官都這樣，明朝曆代，也出現了不少鐵肩擔道義，以家國大事為己任的優秀言官。然而言官的興衰，其風氣的正邪，卻與整個明王朝的走向息息相關，在明王朝處於上升勢頭，生機勃勃的時代，言官中總會湧現出不少正麵的代表，以其剛正的品格和一心為公的精神得到後人的敬重。當明王朝處於轉折時期，危機四伏的時候，明王朝也會湧現出許多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言官們，即使災難深重，卻依舊義無反顧，甚至以身殉道。然而，當明王朝的言官們，一個個都隻為私利打算，表麵慷慨激昂的外表下，卻打著自己的肮髒目的，那麼這個王朝，也就真到了沒救的時候了。
而說到言官們可能懷有的“肮髒目的”，其中之一，便是中國曆代封建官場的老劇本——黨爭。盡管黨爭非明朝獨家產物，曆朝曆代都有，然而明朝文官集團強大的話語權，以及其君臣之間的特殊關係，也使得明朝的黨爭，變得異常的複雜。而這，也是假如我們穿越到明朝做大臣時，需要格外正視的問題：有理想固然重要，然而站穩腳跟卻同樣重要，在明朝官場站穩腳跟的前提，就是要在黨爭中站隊位置。
要在黨爭中站對位置，首先，也是需要了解明朝黨爭的演變，尤其是文官集團黨爭的演變。
明朝文官集團的黨爭，在明王朝的不同時期，也是熱鬧程度不同的。明朝的最早一場黨爭，當屬朱元璋時代，以李善長為代表的淮西派，與以劉伯溫為代表的浙東派之爭，但這場爭鬥的結果，卻是兩家全完蛋，先是劉伯溫被淮西派害死，浙東派失勢，接著淮西派更慘，被朱元璋發起胡藍大案，來了個連窩端，捎帶著連丞相製度也被取消了。接著朱元璋大權獨攬，高度集權的專製體製建立，明朝的黨爭，也就一度銷聲匿跡：朱元璋又狠又猛，外加百官本身就職權有限，當然也就沒得爭。之後的朱棣時代，也曾圍繞著立太子問題，發生過以太子朱高熾為首的太子黨，與以皇子朱高煦為首的功臣黨之間的爭鬥。但這一類的爭鬥，持續時間都很難太長，參與爭鬥的派係，其自身的成員結構，也非常鬆散脆弱。何況這些爭鬥的參與者，並非完全來自文官集團，不但有大量文官集團之外的要人卷入，有時候還往往是文官集團抱團，和其他派係爭鬥。這時期的明朝，科舉製度初立，文官集團自身的力量還在成長中，外加話語權也不強，當然爭不起來。
明朝文官集團內部的黨爭，起於明朝中期，第一場真正意義的文官黨爭，卻還是拜了土木堡之變所賜，在明英宗淪為俘虜到放歸期間，即位的景泰帝，也動了廢黜明英宗的兒子，另立自己兒子做太子的主意，此舉立刻在朝堂上掀起軒然大波，文官集團也立刻分化，支持廢立太子的官員分成兩派，相互攻擊多年，這場爭鬥，最終以明英宗複辟告結束，在明英宗複辟登基的八年裏，得到重用的官員，大多都是在之前爭鬥中，反對廢除太子的，而遭到貶罷的官員，卻大多都是主張廢黜太子的。
而從這場短暫的文官集團黨爭中，卻也可以看出明朝文官黨爭的幾個必要條件，一是黨爭必然發生在文官集團地位較高，甚至壓倒宦官集團的前提下，沒有外敵的時候，文官集團內部，必然會互相掐的厲害。二是黨爭的派係劃分，主要是以內閣重臣為首領，每一個黨爭的首領，都有一張以師生關係，同年關係，老鄉關係三種關係為主要方式的關係網。而這兩個條件，也是我們如果穿越回明朝，又不幸卷入黨爭後，需要充分利用的兩大條件。
縱觀明朝曆代黨爭，凡是文官集團內鬥得熱鬧的爭鬥，基本都誕生在這兩個基本條件下，明朝從中期以後幾場著名的黨爭，一是明朝嘉靖年間的大禮儀之爭，二是明朝嘉靖至隆慶年間的首輔之爭，三就是明朝萬曆年間，東林黨與齊楚浙三黨以及之後的閹黨相繼發生的爭鬥。這三場黨爭，都是發生在明朝文官集團力量扶搖直上，壓倒宦官集團的時期裏。相比之下，宦官權力與文官權力並重的明孝宗時代沒有黨爭，重用宦官的明武宗時代沒有黨爭。
而一旦介入到黨爭裏，又是新入行的官員，想要兩頭不得罪，獨善其身，通常都是很難的。而黨爭的勝負，也同樣無法以短期的力量來判定。往往看似力量強大的一方，最後卻極有可能是失敗者，明朝嘉靖年間的幾場重要黨爭，都是以弱小方的勝利而告終，先是大禮儀之爭，靠支持嘉靖皇帝而得到寵信的張璁，桂萼等重臣，在朝廷裏屬於弱小派，他們的對手，是曆經三朝，位高權重的內閣首輔楊廷和，以及其常年朝堂經營而拉起的黨羽，然而最後的結果，卻是張璁桂萼取代了楊廷和，成為文官集團的首腦，原本喧囂一時的楊廷和，被迫告老還鄉，他的兒子楊慎，更獲罪被發配雲南數十年。險些客死他鄉。在明武宗時代影響力巨大，統領整個文官集團的楊廷和一係，就此徹底瓦解。然而得勝的張璁，很快又和新崛起的夏言一派發生矛盾，這時候的張璁，取代楊廷和成為內閣首輔，也成了權勢滔天的一方，然而結果卻是，看似無權無勢的夏言，最終取代了張璁，成為文官集團的新領袖，可夏言囂張了沒多久，又碰上了大器晚成的嚴嵩，同樣是夏言占盡優勢，官位高且政績卓越，卻最終敗給了嚴嵩，而且敗的更慘，楊廷和最慘不過告老還鄉，張璁最慘不過罷官回家，夏言卻連保命的機會都沒有，被嚴嵩羅織罪名殺害。
除了爭鬥的勝負難測外，即使爭鬥勝利了，參與黨爭的官員。也需要時刻保持警惕性，因為今天的朋友，有可能在一場黨爭結束後，就變成你的敵人，並成為下一場黨爭的勝利者，還是那上麵這一係列爭鬥來說，麵對楊廷和，張璁和夏言是朋友，然而楊廷和走了，夏言就成了張璁的敵人，麵對張璁，夏言和嚴嵩是朋友，然而當張璁罷官後，倆人又接著水火不容。夏言本人，也死在了嚴嵩這位老友兼對手手裏。
而勝負難測的黨爭，其實最終決定勝負的原因，不在於爭鬥雙方在戰場上的各類手段，相反卻是功夫在詩外——取得皇帝的支持。在明朝最高權力的鐵三角裏，高高在上的皇帝，既是黨爭的仲裁者，也是黨爭勝負的最終決定者。明朝有別於唐宋的政治體製，決定了明朝中期越演越烈的黨爭，對於明朝發展的影響，明朝的皇帝不必像唐朝皇帝麵對牛李黨爭時那般苦惱的慨歎“去黨爭難”，也不必像北宋的皇帝那樣，麵對王安石變法引發的新舊黨之爭，一次次見證推倒重來的悲劇。明朝皇帝看黨爭，完全可以抱著看戲的態度：明朝三角形體係的政治構架決定，不管黨爭的雙方怎麼爭，既挑戰不了最高皇權的威權，其整個爭鬥的走向，其實也都是在皇權的控製下，在一場黨爭開始後，明朝皇帝可以耗費大部分時間，仔細觀察雙方的爭鬥，並從中作出一個抉擇——這場爭鬥的勝利者，未必是在爭鬥本身表現最好的，相反應該是對皇權最沒有威脅，且最能幹活的。當皇帝做出抉擇後，就會在黨爭中做出判定，判定的結果，就是黨爭的勝負。
所以從明朝中後期開始，一場場看似力量懸殊的黨爭，最後大都以弱小戰勝強大而告終，原因正在於此。也正是因為這時候的明朝皇權，對於黨爭有著充足的掌控能力，也使明朝的黨爭，出現了有別於唐宋的另一個現象：唐朝牛李黨爭的結果，就是唐朝的國家大政，要麼按照牛黨說的辦，要麼按照李黨說的辦，國家反複折返跑。北宋新舊黨爭，更是窮折騰，新黨上台了就變法，舊黨上台了就恢複祖製，用人方麵更是抽風般的換，新黨上台了罷舊黨的人，舊黨上台了就罷新黨的人，來回窮折騰，最後國家都折騰沒了。相比之下，明朝從嘉靖至隆慶年間的黨爭，卻是中國封建史上相對理性的——隻爭派係，國家大事上卻不折騰。比如張璁和楊廷和黨爭，雖然楊廷和最終敗北，但勝利的張璁，在國家經濟建設上，卻繼承了楊廷和經濟改革的思想，完成了楊廷和未完成的政治目標。嘉靖晚期至萬曆早期的黨爭更是如此，那些年明朝官場很熱鬧，先是徐階擊敗了嚴嵩，接著高拱轟走了徐階，最後張居正擠走了高拱，但不論誰來誰走，這幾代政治家，卻不約而同的推廣實行一件事：農業稅改革，變收實物稅為貨幣稅。嚴嵩當政的時候，這事開始在一些地方試點。徐階當政的時候，這事開始在江南試點，高拱當政的時候，這事開始全國推廣，張居正當政的時候，這事以製度形式固定下來，成為中國之後到清末的基本稅收模式——一條鞭法。這種隻廢人不廢事的黨爭模式，比之前的朝代更加理性。
然而明朝黨爭的這種理性，卻是建立在一個前提下：國家對於黨爭，乃至對文官集團，都有控製力。這種控製力來自兩個方麵，一是國家有有效的製度，能夠對黨爭進行約束和控製，二是參與爭鬥的政治派係，都是出自文官集團體製內部。然而這兩個條件，到了明朝萬曆年間發生了變化，首先是張居正死後萬曆親政，因痛恨張居正專權，隨即清算張居正，捎帶廢黜了張居正改革的重要成果之一——考成法。這個法令雖然有漏洞，但他是對官員們行為的重要約束，沒有了約束的官員，也就少了一個枷鎖。接著萬曆因為廢立太子的問題，開始消極怠政，創下三十年不上朝的新紀錄，他的消極，讓官員們變得更積極，控製力的減弱，也使官員們開始以各種名目結黨。偏偏與此同時，明朝陽明心學大興，自由思想活躍。民間結社行為盛行，起於民間的東林黨，很快進入了明朝官僚體係中，並引發了與齊楚浙等黨派的鬥爭，而萬曆的消極，更令明朝黨爭，從此失去了皇權的控製製約，帶來的結果就是，原本理性的黨爭，到明末的時候，反而進入了無序狀態，無論東林黨還是後來的閹黨，在得誌之後，對於對手都是既廢人又廢事。末代皇帝崇禎帝雖然清算閹黨，但是當時明朝爛透了的朝局，已經無法收拾，黨爭敗壞下的官場風氣，導致官員對於崇禎的要求陽奉陰違，整個官僚體製最終失去了活力。明朝滅亡的時候，煤山上吊的崇禎說了兩句話：一句是諸臣誤我，另一句是文官皆可殺。那時候的明朝，文官體係早已爛透，就算沒有李自成，恐怕也是撐不了多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