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如果穿越回明朝做官員，想要達到匡扶社稷的偉業的話，明末顯然不是一個好去處，明末最大的悲哀，既不是內外交困的作戰，也不是天災人禍的肆虐，最重要的問題是，這個官僚體製，已經無法給有誌之士一個實現理想的平台，明末並不缺人才，就拿剿農民軍來說，盧象升，孫傳庭，甚至被俘的洪承疇都是大才，然而他們三個人在晚明的仕途上，遭遇到的最大挑戰，通常不是敵人，相反卻是自己人，盧象升曾經多次擊敗農民軍，甚至被農民軍叫做盧閻王，然而因為他反對議和，因此遭到崇禎信用的親信楊嗣昌陷害，最終被迫帶著五千老弱殘兵，去進犯的清軍血戰巨鹿，兵敗陣亡。孫傳庭更慘，明末的農民軍領袖裏，高迎祥是他活捉的，李自成是被他打敗的，然而由於不善巴結逢迎，他在每次打完勝仗後，都免不了遭到猜忌陷害。他人生中的最後一戰，是1644年在陝西潼關阻擊李自成，當時劣勢兵力的他隻要守住潼關，就能牽製李自成，為明王朝反擊贏得時間，這不止是他唯一得勝的機會，也是整個明王朝最後一次挽救生機的機會，然而剛愎自用的崇禎帝，卻在這個時刻死催他進兵，結果被迫進兵的孫傳庭全軍覆沒，明王朝也自食其果，最終被李自成滅亡。
而如果穿越成一個年輕官員，又要在黨爭中獲勝，最好的抉擇，恐怕就是穿越到明穆宗在位的時代，也就是明朝隆慶（1566—1572）年間，這時期是明朝黨爭的又一個白熱化時期，先是高拱與徐階爭權，接著又是張居正與高拱明爭暗鬥。看似不好混，卻其實有幾個好條件：首先這個時代的皇帝，明穆宗朱載垕，是一個表麵愚笨，卻內心精明的明白人。他懂得在黨爭中合理的利用局麵，做出正確的判斷，他在徐階與高拱爭權時候的以退為進，以及對於後來海瑞巡撫江南事件的處理，其手段都格外熟練。而對高拱非常倚重的他，和高拱之間，更是難得的君臣相知。而這個時代參與黨爭的幾位大佬，也同樣保持著君子風度，雖然鬥起來你死我活，但是鬥完之後，對手曾經信用的親信，他們未必會排斥，典型如水力學家潘季馴，高拱當權的時候，他就曾因治理黃河有功而出名。而後高拱被張居正排擠，欣賞潘季馴才華的張居正，非但沒有因為高拱的關係對他打壓，相反繼續委以重任，也正因如此，潘季馴才完成了整治黃河的偉業。同樣境遇的，還有葛守禮等人，他們都曾是高拱的親信，卻一樣在高拱政敵張居正大行改革期間大展拳腳。理性黨爭下的開明包容，促成了這個被後人稱作“隆萬中興”的時代。
而和黨爭相對應的，就是官員在升遷路上的奮鬥，也就是追求個人官職進步的過程，可以說在明朝，官員的升官考核任免程序，是比前代都嚴格的，雖然早期至中期的時候，還曾出現過“傳奉官”，即不經組織程序就得任命，靠逢迎巴結皇帝得官者，但也隻限於小官，真正位高權重的要害職務，無不要經過艱苦卓越的奮鬥獲得。具體到不同官職上，奮鬥的流程也是不同的。
首先說統轄行政權的內閣，成為內閣大學士，對於明朝官員來說，自然是極其盼望的，尤其是“入閣”，那是官員莫大的榮耀。但要做到這一步也未必易事，明朝內閣大學士的選任，從永樂年間到中後期，也是經曆了一個演變過程，最早的內閣，其人員都來自皇帝直接任命，從永樂年間到宣德年間都是如此，但那時候的內閣，隻是皇帝辦公的秘書處，話語權極小，獨立性也極差，但從宣德年間開始，內閣威權直線上升，當年那些給皇帝打雜的小秘書，早已搖身一變成百官首領，身份地位變了，內閣的話語權也要變，更新換代，也得由自己說了算了。於是從明朝正統年間起，開始實行用內閣閣臣推薦大學士人選的方式，這個改變看似微不足道，其實對明朝內閣的發展意義重大，它標誌著內閣不再是一個簡單的秘書機構，相反成了權位至關重要的行政核心部門。第一個經過閣臣推薦方式進入內閣的大臣，就是明朝正統年間的內閣大學士曹鼎，而促成這個轉變的人，並非是位高權重的閣臣，相反是文官清流的對頭——宦官階層。彼時位高權重的大公公王振，為了能在內閣裏安插親信，便假借內閣推薦的名義，把曹鼎等人安插進來。標誌內閣權力提升的重要一步，竟然由內閣的死對頭來完成。這或許就是曆史的幽默。
老閣臣推薦新閣臣的選拔方式，從正統年間以來，一直沿用到明末。這種方式不僅是內閣自身的新陳代謝往事，也是明朝官場重臣們扶持親信，拉幫結派的方式。能進內閣的重臣，基本屬於文官裏的大佬級別，哪位大佬推薦的人能如願入閣，那麼他在內閣中的聲威，自然更加如虎添翼。所以內閣推舉大學士人選，這個簡單的流程，也就經常成為閣老之間權力博弈的戰場，但是對於那些大權獨攬，在內閣呼風喚雨的權臣們來說，這戰場就沒啥挑戰力了，他們想推薦誰就推薦誰，比如萬曆年間權傾一時的名臣張居正，他擔任內閣首輔期間，如呂調陽，申時行等後來的名臣，都在他的推薦下輕輕鬆鬆入了閣。
也正是因為許多人的入閣，因此變得輕輕鬆鬆，所以引來的非議也同樣多。隨著內閣威權的加重，在朝廷各部門中，它更成為了眾矢之的，不但許多人做夢都想進，許多雙眼睛更死死的盯著，被閣臣推薦入閣的大學士，哪個都帶一堆流言蜚語，官場升多大的官，背後就被人嚼多少舌根子。日久天長，這種閣臣推薦入閣的方式，也被人嚼夠了舌根子。甚至被當做權臣結黨營私的標誌，也自然會引起皇帝的猜忌。於是為求公平公正，在閣臣推薦模式誕生後幾十年，一種新的選拔模式也應運而生——廷推。
所謂廷推，就是內閣的新閣臣，要由六部中負責官員任命升遷推薦的吏部牽頭，會同六部九卿以及各科道共同推舉。也就是說，要通過廷推成為大學士，巴結領導是不夠的，還要搞好群眾關係，至少要有個好人緣。工作成績不但要好，還要名聲在外，各單位都要混個臉熟。這套推薦方式的最大特點，就是先經集體推薦，再經組織鑒定，最後通過討論，確定出新大學士的人選來，能從這套推薦方式裏殺出來的，基本都是各方麵過硬的牛人。除了有能耐外，運氣也很重要。因為按照《明實錄》的說法，每次的廷推，都會引來當場爭吵聲一片，碰上脾氣不好的，卷袖子動手的都有。但是僅僅能從這套推薦過程裏突圍出來，卻未必一定能入了閣，因為廷推的最後一關，就是皇帝批準，通常都是以集體推薦的方式，確定五個候選人呈報皇帝，再由皇帝從這五個人中擇優選取兩個，倘若能幸運選中，入閣夢想才算實現。一般說來，能從這套廷推過程裏突圍出來的，通常都是明朝曆史上才能卓越的名臣。明朝有文字記錄的第一次廷推，發生在弘治八年（1495），那年經過一套嚴格的組織考察與推薦討論，確定了五個內閣大學士候選人，弘治皇帝從中選擇了兩個，這兩位，便是弘治皇帝三位時內閣三位重臣中的兩個牛人：李東陽和謝遷。
而隨著廷推製度日益固定，先前皇帝任免閣臣的模式，也有了一個專用名字：特簡。在相當長的時間裏，特簡和廷推並行使用，成為明朝內閣大學士選拔的基本模式，而原本由內閣大學士舉薦人選的作法，在張居正去世後就基本廢止。諸上幾種方式的實行，雖然都有各自不同的目的，但根子上的目的卻是一樣的：為大明朝選拔靠譜的能臣。可隨著明朝的國事日壞，這兩樣看著靠譜的製度，也越發變得不靠譜，無論是皇帝自己選，還是群眾討論選，選出來的卻一個不如一個，尤其是到了明朝崇禎年間，末代皇帝崇禎處於無人可用的窘境。當時崇禎滅掉了魏忠賢為首的閹黨，可滅完了才發現，重新得到重用的文官集團，內部卻掐的厲害。具體表現在不管誰當大學士，都是罵聲一片，誰幹活，總有另一幫人來拆台，搞來搞去，大臣搞掉了一大把，工作一件沒幹成。萬般無奈的崇禎帝，不得已竟然幹出雷人之舉——開發出了新選拔模式，美其名曰是枚卜，說白了就是抓鬮。皇帝也不指定，大臣們也別吵，誰當大學士，全靠抓鬮抓出來。也就是說誰升官，全看老天爺的意思了。沒想到老天爺也不給麵子，崇禎當政十七年，內閣大學士換了五十個，兵部尚書換了十四個。位高權重的官員，轉眼間就老母雞變鴨，如此局麵，就好比是一個人的身體，新陳代謝如果過快，那肯定要出問題。明帝國的健康，就在這樣快速的新陳代謝中走向了衰敗，直到崇禎十七年明朝滅亡，而以自盡來了解自己執政生涯的崇禎帝，直到生命最後時刻，依然對這個問題憤懣不解，他的遺言裏有兩段是說文官的，一句叫“諸臣誤我”，一句叫“文官皆可殺。”這兩句遺囑，其實都是氣話——諸臣並不是有意要耽誤皇上，殺掉所有的文官，也解決不了問題，關鍵問題是，這個王朝晚期，官僚體係的新陳代謝出了嚴重問題，國家更失去了對官僚體製的合理監督控製能力，最終的無序和墮落，才是明朝滅亡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