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飲食也不甘落後，明初的士大夫，宴會以節儉著稱，而到了晚期，假如你要在家請客，一定要提前好多天做準備，用酒與果品，都要最名貴的，食物不管吃得了吃不了，一定要擺滿幾案，否則就會被人嘲笑。吃飯用的酒具，就連金銀都不上檔次了，必須要用名貴的玉器酒具才夠麵子。即使是普通老百姓家，在酒宴的花費上也毫不手軟，通常辦宴席一桌菜，花樣就得十多種。按照《萬曆野獲編》的說法，普通老百姓家一頓酒宴的花費，相當於一家人至少五個月的生活費。而食物的內容更是豐富多彩，雞鴨魚肉已經不稀罕了，上檔次的菜品，主要以名貴動物為主。普通人家的宴席，也都常有鴿子，斑鳩，大雁這些珍奇鳥類，而到了富貴人家，則會有北方的熊掌，西域的馬奶，東海的鯨魚唇，一場豪門大族家的宴會，足夠開個珍稀保護動物展覽館。而酒席上消耗最大的，當然就是酒，按照嘉靖年間的紀錄，淮安府每年消耗掉的酒，如果折合成釀酒所需的麥子，則高達100萬石。而這些糧食放在戰場上，足夠支持一支萬人軍隊出境作戰。明朝飲食的奢靡之風，可謂上行下效。
住宅方麵，明朝隨著曆史的演進，明初的各種規矩也相繼打破，當然親王家庭除外，因為身份敏感，亂蓋房子很可能要辦罪。但老百姓家卻不一樣了。到了明朝中期以後，各種打破等級界限的新型住宅樣式，在經濟發達的城市中如雨後春筍一般湧現。明初的房屋，就算是南京這樣的首都，民房也多以低矮簡樸為主。可在明朝正德年間以後，經濟的發展，使明朝的住宅，也和服裝一樣，開始了大膽的演變。按照《明史》的記載，明朝弘治年間，僅像浙江太平縣這樣的小地方，房屋建築就比明初高大一倍，而且老百姓家的房屋，也都照著官宦人家的式樣修建，就像穿衣服效仿官服一樣，要的就是闊氣。而嘉靖年間的南京，普通老百姓家裝修房屋，僅修繕客廳的費用，通常就要花費近千兩白銀。而且老百姓家裝修，還往往喜歡向官府看齊，家裏房子的雕欄畫棟，甚至廳堂擺設，都照著衙門的樣子修，在蘇南，浙江等商品經濟發達的地區，那些有錢了的大商人，家宅能照著王公貴族的模樣修，甚至還有富商托關係走門子，取得京城公侯家宅院的圖紙，依葫蘆畫瓢的修自家宅院，而且裝修豪華，氣勢宏大的宅院裏，連生活細節也要體現奢靡，家裏打掃衛生，要用雞毛做的掃帚，擦桌子要用絲綢做的抹布，要的就是氣派。
裝修都如此進步，明朝的房地產業也因此炒作起來，明朝中後期農村的一大風尚，就是大規模的“城市化”運動，農村裏有錢的地主，第一件事就是在城裏搞套好宅子，搖身一變做城裏人，一開始這麼做的，還都是有錢的大地主，後來中小地主也紛紛效仿，再後來，那些在蘇州等城市打工的外來民工們，有了錢也紛紛在成立購房安家。以明朝萬曆年間的地方官奏報來說，蘇州地區的房價，比起十幾年前的隆慶年間，上漲了至少五倍。
而明朝的人口流動，即“行”，也因此而變化，比如坐轎子，明初隻有官員有資格坐轎子，而且要根據品級，到了明朝中後期，有錢的富商也紛紛坐轎，好多人出行的儀仗氣派，比達官貴人來拉風。人口流動來頻繁起來，明朝初年，農民出個村都要政府開介紹信，到了中後期，各地流民雲集，大批農民湧入商品經濟發達的東南沿海地區。而知識階層也喜好遊山玩水，四處遊學，甚至還帶來了嚴重的問題——科舉移民問題，由於明朝科舉分南北榜，在南方考試中榜的難度，要遠遠大於北方，所以許多南方士子，往往托關係更改戶口，跑到北方區考試，典型明朝版的高考移民。最有實力幹這事的，主要是商人家庭出身的學子，因為父母經商的緣故，他們從小就跟隨父母四處遊曆，外加家裏有錢，托點關係在當地入籍考試，都是很容易的。而且明朝政府對此也很寬容，嘉靖年間，曾有商人子弟章禮，原是浙江籍貫，本應在南方參加考試，卻在北方順天府參考並中榜，事情揭穿後，輿論一片嘩然，但嘉靖皇帝卻說，在南方考在北方考，都是天子門生，這有啥差別的？從那以後，高考移民成為了明朝學子的一個常備選擇。如果我們看晚明許多士大夫，會發現他們參加科舉的地點，和他們的老家，總是相差十萬八千裏的。而更大規模的人口流動，卻是商人，農民，以及城市工匠的人口流動，明初商人外出，需要向政府開路條，而到了中後期，商人們不但可以遊遍全國沒人管，而且好些商人更脫離原籍，在當地落戶安居，同時隨著土地兼並嚴重，大批農民變成流民，把進城打工當成了生活選擇，特別是在一條鞭法施行後，農民繳稅變成了交貨幣稅，隻要你能交上錢，沒人管你種不種地，而在當時，進城打工的收入對於農民來說，是遠遠大於種地的。所以大批農民湧入東南，主要是北方以及華中的農民，進入到江蘇，浙江等地，帶來的問題，一是人口比例失調，二是農業與工商業比例失調。另一個人口流動的群體則是工匠，雖然明朝工匠有匠籍，但到中後期，匠籍的管理也鬆了下來，特別是明朝私營手工業大興後，新興的城市工場主，往往喜歡高價招募能工巧匠，許多原本從屬於官府作坊的工匠也被吸引而來。比如北方宣府地區的木匠，主要來自山西地區，蘇州做帽子的工匠，主要來自江西地區，這些外來工匠在當地一幹多年，最後也就入了當地籍貫，許多工匠的後人，甚至還在當地參加科舉考試，通過科舉途徑改變了家族的命運。明朝文臣周應中就是一例，他本是浙江人，家裏作為紡織工匠在北京打工，經過多年奮鬥後，到他這一代終於有了北京戶口，並在北京參加考試，最終金榜題名。明朝諸多出身寒微的文臣，大都有過這樣的人生路。
而明朝這些社會現象的演變，其原因有很多，比如思想觀念的變化，土地兼並的發展，以及海外貿易的繁榮，但歸根結底卻是一件事——經濟結構的變化與發展，明初以農業立國，然而農業經濟發展的結果，必然導致商品經濟大興。作為當時世界最大的封建帝國，明朝更是當時世界科技文明最為發達，經濟最繁榮的國家。放在社會經濟層麵，隨著海禁的廢除，東南外向經濟發展，城市的發展速度更是陡然加快，諸如人口流動，奢靡之風興起等演變，歸根結底還是經濟發展的結果。明朝當時的自由，開放，繁榮，令當時造訪中國的西方傳教士們也大為讚歎，利瑪竇等西方傳教士的著作中，把明朝形容得如天堂一般美麗。套一句常用的政治術語，這叫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