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一離開西安，態度立刻起了很大變化。飛機到洛陽，他就命令張學良讓楊虎城立即釋放陳誠、衛立煌、朱紹良、蔣鼎文等被扣的高級將領。張學良電告楊虎城照辦，西安方麵遵照執行了。12月26日，蔣介石夫婦自洛陽飛抵南京，國民黨搞了隆重歡迎的場麵。而張學良則根據蔣的建議，沒有同時到達，而是又過了些時間，乘另一架飛機抵達南京機場的。當時，機場上歡迎蔣的人群已經散盡，換上來的是武裝憲兵和便衣特務，以及宋子文和他的幾個衛士。一下飛機，張學良一行和宋子文一起，乘上宋子文的一輛汽車以及南京張公館的兩輛汽車，直奔宋公館。宋公館坐落在風景如畫的玄武湖畔雞鳴寺北極閣，綠樹蓊鬱，幽雅宜人。宋公館內有兩幢二層小洋樓，宋子文把後麵的一幢讓給張學良下榻。最初的日子，還算不錯。張學良在南京走訪親朋好友，往來自由。隻是外出時，總有兩輛汽車跟著，一輛是南京警務廳的，一輛是軍統局的，或坐便衣警察，或坐便衣特務。那時，說是“保護”張學良，倒也還是說得過去。張學良還在宋子文的陪同之下，打牌、玩球，看來，他在南京的日子過得自在、瀟灑。
到達南京的當天，蔣介石即發表了《對張楊的訓詞》。《訓詞》顛倒黑白地說：“西安事變，實為中國5000年來曆史絕續之所關，亦為中華民族人格高下之分野，不僅有關中國之存亡而已。今日爾等既以國家大局為重，決心送餘回京，亦不再強勉我有任何簽字與下令之非分舉動，且並無任何特殊之要求，此不僅我中華民國轉危為安之良機，實為中華民族人格與文化高尚之表現。中國向來以知過必改為君子。此次事變，得此結果，實由於爾等勇於改過，足為我民族前途增進無限之光明。以爾等之人格與精神，能受餘此次精神之感召，尚不愧為我之部下。”
蔣介石在《訓詞》中為自己吹噓說：“餘自興學帶兵以來，對部下與學生訓話時，嚐以二語教人，爾等亦必聞知。此二語者，即（一）如有絲毫自私自利而不為國家與民眾之心，則無論何人可視我為國家之罪人，即人人可得而殺我；（二）如餘之言行稍有不誠不實虛偽欺妄而不為革命與主義著想，則任何部下，皆可視我為敵人，即無論何時可以殺餘。此二語為餘平時所以教部下者。今餘之日記及文電等，均在爾等手中，是否其中可覓取一言一字足為餘革命罪狀者？如果有之，則餘此刻尚在西安，爾等仍舊可以照餘所訓示之言，將餘槍決。”蔣介石認為西安事變的原因是：“餘平日一心為國，一心以為精誠與教令可以貫徹於部下，絕不重視個人之安全，防範太不周密，起居行動太簡單，太輕便，太疏忽，遂以引起反動派煽動軍隊乘機構害之禍心。”蔣介石為自己辯白說：“餘十餘年來所致力者，全為團結精神，統一國家以救國，而尤重於信義。餘向來所自勉者，即‘言必信，行必果’二語。凡與國家民族有利益者，餘決不有絲毫自私之心，且無不可以采納，亦無不可以實行。”
這個《訓詞》發表後，在延安的毛澤東即發表了一篇《關於蔣介石聲明的聲明》。《聲明》評價蔣介石的《訓詞》是“內容含含糊糊，曲曲折折，實為中國政治文獻中一篇有趣的文章。”毛澤東指出：“蔣氏果欲從這次事變獲得深刻的教訓，而為建立國民黨的新生命有所努力，結束其傳統的對外妥協、對內用兵、對民壓迫的錯誤政策，將國民黨引導到和人民願望不相違背的地位，那麼，他就應該有一篇在政治上痛悔已往開辟將來的更好些的文章，以表現其誠意。12月26日的聲明，是不能滿足中國人民大眾的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