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國共產黨的努力
西安方麵最初希望張學良將蔣介石送到南京後，能在三五天內安全地回來，這時才確知他不能回來了。與此同時，蔣介石又在1937年1月5日下令將楊虎城、於學忠兩人撤職留任，派顧祝同為軍事委員會西安行營主任，調集37個師的兵力分5路向西安推進，其中進入潼關、直逼西安的達12個師。他們不僅對“下令東路軍退出潼關以東，中央軍決離開西北”等承諾食言而肥，並且進一步造成大軍壓境之勢，企圖壓迫西安方麵屈服。
在南京方麵如此橫暴的壓力麵前，西安方麵自然不能一味示弱退讓，需要在政治上表明嚴正的態度，在軍事上做出有力的部署。那些天，周恩來、博古、葉劍英等經常徹夜不眠，分析形勢，研究對策，冷靜地處理麵對的複雜問題。周恩來同楊虎城等東北軍、十七路軍高級將領協商，由楊虎城領銜於1月5日發出一封措詞強硬的電報，抗議蔣介石扣押張學良和準備重新挑起內戰的陰謀。周恩來還在報中共中央批準後，電調一部分紅軍主力向關中開進。8、9兩日，紅一軍團到達耀縣、三原，紅十五軍團到達鹹陽。10日，紅二十七軍也到達洛川。周恩來在幾天內將南進部隊急需的彈藥、給養、無線電器材等迅速地補充完畢，並到鹹陽看望開抵的紅軍，向他們講明西安事變的意義，鼓舞士氣。紅軍的開入關中，在各方麵引起巨大的興奮和震動。
但中國共產黨的基本方針，仍然是繼續逼迫蔣介石實現他抗日救國的諾言，讚成和支持一切將事變引向和平解決的辦法，反對親日派挑撥內戰、分裂中國的陰謀。1月10日，周恩來寫信給張學良，說明：“隻要中央軍不向此間部隊進攻，紅軍決不參加作戰。若進入潼關之中央軍必欲逼此間部隊，為自衛而戰，則紅軍義難坐視。”第二天，他又寫信給蔣介石，指出：“中央軍竟重複開入陝境，特赦令轉為扣留，致群情憤激不可終日”，而處理西北善後之令使一般將士實已憤慨萬分。他要求蔣介石盡撤入陝甘之兵、釋漢卿先生回西北主持，這樣，“則內戰可弭，和平可堅”，“統一禦侮之大業必可速就”。他重申：中國共產黨仍堅持曆來主張之對內和平、對外抗戰之一貫方針。“來敢保證，隻要中央軍不向此間部隊進攻，紅軍決不參加內戰。”可是如果有人硬要“不顧大局，挑起內戰”，“不僅西北糜爛，全國亦將波及無疑，而垂成之統一局麵又複歸於破碎”。那就隻能為親者所痛，仇者所快。楊虎城也兩次派人去南京、奉化與蔣介石會談。
這時西安方麵最重要的問題是內部團結。如果東北軍、十七路軍、紅軍能緊密團結，在西北形成一支強大的力量，不僅可以迫使蔣介石履行他抗日救國的諾言，也有希望營救張學良恢複自由。
蔣介石向來慣於以軍事壓力和政治分化並用。在軍事方麵作了部署以後，他又接連發動政治攻勢，分化西安內部。而這時在西安內部，情況確實相當複雜。
西安的主要軍事力量是東北軍。東北軍是一個以張學良為唯一領袖的軍事集團，多年以來一直以張學良個人為中心來維係內部的團結，雖有不同派別，但都能服從張學良。除了張學良以外，沒有任何人能代替他指揮並控製全軍。當張學良離開西安時，雖然指定於學忠統率東北軍，但於學忠不是東北軍的嫡係，又遠在蘭州，無法起到這種作用，實際上由王以哲和何柱國在西安主持，他們被稱為元老派。東北軍內還有一個以衛隊營營長孫銘九、政治處處長應德田、抗日同誌會負責人苗劍秋為首的少壯派。他們都是中下級軍官和政治工作人員，在軍隊中的地位較低，強烈要求抗日。張學良在時，他們受到張的信任，能夠通過向張學良提出建議來影響東北軍。張學良不在，元老派就不大把他們放在眼裏，新老兩派之間，對如何營救張學良的問題存在很大分歧。這種思想混亂和內部不和，嚴重削弱了東北軍的力量。
楊虎城受張學良的委托，名義上可以指揮東北軍，但十七路軍的力量遠較東北軍為小，而東北軍高級將領中又沒有人能幫助他共同控製局勢，這就使他感到十分為難。
兩軍的高級將領，在張楊扣蔣、實行逼蔣抗日、在西北結成三位一體時，他們能團結在張、楊周圍；但少數人對聯共本有一定的保留，當蔣介石扣留張學良、對兩軍進行分化收買、形勢發生不利於西安方麵的變化時，他們中不少人又有不同程度的動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