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時人看來，六十年是非常遙遠的將來，但曆史長河，一瀉千裏，從1917年“十月革命”勝利，到1991年蘇聯解體，七十四年轉瞬即逝，共產主義仍然沒有能夠在蘇俄成功。越飛是有真知灼見的。
關於越飛，最後還有一段小餘波，幾年後，胡漢民在政治鬥爭中倒了黴，被送到蘇聯避風頭，又遇見了越飛。胡漢民問他：“民國十二年你在上海所發的宣言裏，說過些什麼話，你現在還記得，還承認麼？”
越飛老老實實地回答：“我承認，我是有過那些意思的。”並且表示，他也很不以斯大林為然。果然君子無戲言，胡漢民聽了以後，滿意地說，像越飛的議論與行動，總還算是一致的。③
就在孫文尋找新盟友之際，共產黨剛和一群被他們嘲笑為“躲在老婆房間讀紅樓夢的社會革命家”的無政府主義者分了手，也在尋找新的合作夥伴。他們在陳炯明和吳佩孚之間舉棋不定。廣東的黨人（如譚平山）傾向於陳炯明，北方的黨人（如李大釗）則傾向於吳佩孚。而孫文，幾乎不在他們的考慮範圍之內。
中共覺得孫文過於醉心軍事運動，是個“教不會的笨孩子”，隻要他一日不放棄武力至上政策，就一日不可能成為真正的革命領袖；而孫文則覺得中共不過是一群“自以為是的中國少年學生”。大家都看不上對方。孫文隻允許中共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而陳獨秀則向維經斯基明言，共產黨與孫文攜手合作，“希望很少”。③
馬林與一班中共的老朋友在上海見麵。大家相敘闊別寒溫。馬林驚訝地發覺，士別三日，中共在北方搞工人運動，竟取得了突飛猛進的成績，令人刮目相看。
1922年5月1日，全國各地工會的162名代表，在廣州召開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南方這時還是國民黨的地盤，但北方的長辛店、江岸、隴海、粵漢北段的鐵路工會、開灤、安源的煤礦工會，千裏迢迢，也都派代表參加。廣州街頭開始出現揮舞旗幟，高呼口號的遊行隊伍了。
雖然工會代表品流複雜，“有共產黨派，有國民黨派，有無政府黨派，有毫無主義和信仰的市儈的或流氓的招牌工會派，甚至還有工商合組的團體”，會場內外，經常發生吵架鬥毆之事，但共產黨已展示出他們的基本力量，“就是北方及長江一帶的工會代表”。 中共領導的勞動組合書記部，大會之後，也從上海遷到北京，就近指揮北方工運。
在共產黨的積極推動下，北方工運風起雲湧。吳佩孚公開宣布“保護勞工”，對工人運動采取同情、支持態度，北方的“工會正在公開組織起來，罷工的活動也可以公開進行，這些地方的工人運動都在欣欣向榮”。1922年，京漢鐵路各站工人都已組織起工人俱樂部（即基層工會）。4月、8月在鄭州兩度召開的全路代表大會，此乃全路總工會成立的起程炮。總工會將設在全路中心——鄭州。定於1923年2月1日在鄭州召開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大會，遍邀各工團各界到鄭參加典禮。
鄭州雲屯霧集，一場暴風雨正在醞釀。8月28日，中共中央在風景如畫的杭州西湖開會。馬林舊話重提，要求中共加入國民黨。
馬林談了國共聯合戰線與孫中山及廖仲愷等會談的經過，談了共產黨仍保持獨立，共產黨的刊物仍照常發行，共產黨除總書記外，其餘人員視工作需要，可以個人的名義加入國民黨，參加國民黨及政府的各項工作，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時仍保留共產黨員的身份、地位等，名曰跨黨，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地辦理國民黨員的登記手續。
馬林解釋說：“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既可以謀革命勢力的團結，又可以使國民黨革命化，尤其可以影響國民黨所領導的大量工人群眾，將他們從國民黨手中奪取過來。” 但既然要“化”掉對方，還要“奪取”對方的力量，又何來“團結”呢？這不是自相矛盾嗎？
這番話再次引起軒然大波。與會者——陳獨秀、李大釗、蔡和森、張國燾、高君宇等人——七嘴八舌，群起反對。當時北方的革命形勢，一片大好，不是小好，與1921年相比，不可同日而語，證明共產黨成長迅速，有足夠能力進行獨立的革命運動，為什麼要移船就岸，屈尊加入國民黨呢？即使為“團結”計，亦隻可實行黨外合作——這是中共二大定下的方略。陳獨秀強調，黨內合作，隻會混合了階級組織和削弱了中共的獨立性，引起許多複雜而不易解決的問題，最終必致兩敗俱傷。
馬林耐心傾聽，但立場絕不稍改。他這次去而複返，是有備而來的，他已經請到了尚方寶劍。共產國際把一份密令打印在他的襯衫上：
根據共產國際主席團7月18日的決定，中共中央委員會在接到通知後，必須立即把地址遷到廣州，所有工作都必須在菲力浦（即馬林）同誌緊密聯係下進行。
這是一張允許馬林隨意填寫內容的空白支票。他一解開衣服紐扣，亮出法寶，反對者頓時啞口無言。
中共既然是共產國際的支部，就要服從命令，所謂做到此官行此禮。被黨內同誌稱作“老頭子”的陳獨秀，馬上表示接受國際指令，加入到國民黨去，但前提是孫文要改組國民黨，取消打指模和宣誓服從孫文之類的手續。李大釗也說：有條件的加入還是可行的。南陳北李一轉舵，其他人也都不再堅持異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