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政府受給農民的土地，除桑田為世業田，可以成為私有，代代相傳，不用交還，還可以買賣。其餘的土地到七十歲，喪失勞動能力或本人死亡後，需要把所受的露田和麻田交還給政府。此外還有諸多詳細規定。
均田製的實行，由於奴婢和耕牛都受田，明顯地有利於大地主階級，並且以法律的形式承認了大地主對部分土地的合法占有。均田製不可能是平均分配土地，但它對大地主土地兼並起到了一定的限製作用。對於那些無地或少地的農民，他們也能夠依照法令規定獲得一定數量的土地，生活有了相對保障。自耕農數量增加，政府的賦稅也就增加了。均田製使各族人民都成為統一田製的編戶齊民，加速了拓跋鮮卑的封建化進程，使封建生產關係進一步確立。均田製將拓跋部、漢族和其他各民族人民都安置在土地之上，從事農業生產。在生產過程中互相接觸和交流，有力地促進了各族人民的大融合。
實行均田製之後，馮太後又實行新的租調製。486年（太和十年），馮太後下詔，規定家中有一對夫婦的，繳納帛一匹、粟二石。年齡在十五歲以上未婚的男女四人、從事耕織的奴婢八人、耕牛二十頭，也各納相當於一夫一婦所交租調數量。如果是麻布之鄉，則不納帛而納麻布一匹。
新的租調製是與均田製相適應的。因均田製是以成年男女為受田單位，所以租調征收也把過去的戶改為以一夫一婦為單位。新的租調製使農民負擔有所減輕，有利於從大族那裏爭奪蔭附的人口，使向政府交納賦稅的對象增加。北魏政府雖然降低了賦稅標準，但納稅的人數量增加了，北魏政府的實際收入還是大大地增加了。馮太後所實行的一係列改革，大大地促進農業生產的發展，加速了北魏政權封建化進程。馮太後是我國古代傑出的女政治家和改革家，她對中國曆史的貢獻是不容低估的。
490年（太和十四年），馮太後死，孝文帝元宏親政。孝文帝是中國曆史上比較開明、有作為的君主，有著較高的漢文化修養。他繼承祖母馮太後的遺誌，在馮太後實行的改革基礎上，進一步實行改革。
孝文帝實行改革的第一項措施就是遷都。
北魏當時的首都是平城，這是適合拓跋鮮卑早期經濟特點而選擇的，它適合於拓跋鮮卑的遊牧經濟。平城地處西北邊塞，氣候寒冷而幹燥，土質瘠薄，農業生產的條件很差，難以滿足北魏朝廷和京城居民對農產品的需要。如遇災年，平城一帶所需要的糧食就要從中原運去。而當時的交通很不方便，運輸起來很困難。因此，從經濟方麵考慮，遷都勢在必行。
中原大地土質肥沃，物產豐富，一開始便吸引著這個塞上新興的政權。北魏道武帝、明元帝都曾經有過把都城南遷的打算，都因條件不成熟而沒有實現。從道武帝拓跋珪定都平城到孝武帝時，一百多年已經過去了，時過境遷，北方社會已發生了很大變化。北魏已不再是偏居一方的少數民族政權了，它統一了北方，它所統治的地區擴大，統治的民族增加，尤其是中原廣大漢族人民，文化先進，經濟發達。如果還把政治中心放在西北一隅的平城，中原廣大地區就難以控製。另外，平城作為拓跋鮮卑的根據地，拓跋貴族的守舊勢力和濃厚的民族傳統習俗，不利於鮮漢地主的合作，從而直接影響北魏政權的鞏固及北方各少數民族的漢化和封建化進程。北魏政權要發展，要統一全國，成為真正的華夏之主，就必須把都城遷到先進發達的中原地區去。在這種形勢下，孝文帝經過深思熟慮，毅然決定遷都洛陽。
實行遷都並不是件容易的事，拓跋貴族留戀他們所熟悉的生存環境，大多數人都不會讚成遷都。孝文帝為實現他遷都的計劃，不讓太多人知道遷都，他不得不以南伐為名，來達到遷都的目的。他隻與少數心腹商量這件事。他對任城王拓跋澄說：“我現在想做的事，明知並不容易。我們國家興起於東北，又遷都到平城。但這裏隻適合武力開疆拓土，而不適合文明治理天下。如今需要變革風俗習慣，在這裏很難實行。因此，我想利用大軍南征的形式，達到遷都中原的目的，你以為如何？”
拓跋澄說：“陛下打算把都城遷到中原，以便經略四海，擴大疆土，這正是周王朝和漢王朝興盛的原因。”
493年（太和十七年）秋，孝文帝親率步騎兵三十萬，聲言大舉南伐。大軍來到洛陽，洛陽正是秋雨連綿的季節，文武百官看著陰霾的天氣，泥濘的道路，心情非常沉重。他們不願意南征，前途凶吉難測。九月的一天，孝文帝全副武裝，騎在馬上，手執馬鞭，下令三軍向南進發。文武百官來到馬前，跪在泥地上，叩頭阻止進軍。孝文帝滿臉怒容，對他們說：“我要統一天下，你們這些人屢次阻撓我的大計。殺人的斧鉞有使用的常規，不要再多說了，以免觸犯軍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