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辛酉政變
第二次鴉片戰爭剛結束，1861年8月鹹豐帝病死在熱河，他的妃子那拉氏（慈禧）勾結恭親王奕等人在英國駐北京公使的支持下，密謀策劃，發動了辛酉政變，奪取了清政府的最高權力。從此，在那拉氏垂簾聽政的近半個世紀裏，由於她執行了“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的賣國路線，使中國越來越深地陷入災難重重的黑暗深淵。
辛酉政變是清朝最高統治集團的政治鬥爭，其結果使得清政府的權力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鹹豐帝在位時，鹹豐帝與其弟恭親王奕，因皇位繼承問題，彼此不和。奕遭到罷斥， 鹹豐帝轉而重用肅順。肅順精明強幹，但為人專橫跋扈，排斥異己，權欲很強，他與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等人結黨操縱朝政。肅順等人常以除弊為名，屢興大獄，株連百官，結果不僅未能製止官場上的腐敗現象，反而鬧得眾怨鼎沸、人人自危，使自己處於孤立的境地。奕被鹹豐帝調離軍機處回上書房讀書，幾乎斷絕了其在政治上發展的可能。
1860 年 9 月當英法聯軍攻陷北京之際，鹹豐帝在出奔熱河前，任命奕為欽差大臣，見機行事，負責和列強談判。這似乎恢複了奕的政治地位，給人委以重任的印象。但事實上，奕在北京主持政務，不但受到排擠，更像鹹豐帝拋棄其他臣民一樣，將自己的弟弟——長期以來的一個潛在對手，留給洋人處理了。但後果竟事與願違，隨著客觀形勢的變化及奕的政治才能發揮，他不僅成功地完成了與列強的談判，而且贏得了留守京城的王公大臣（如大學士桂良、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周祖培、吏部尚書全慶及潘祖蔭、宋晉等人）及僧格林沁、勝保等統兵大員的好感，樹立起自己的威信。通過簽訂《北京條約》和處理一係列善後事項， 奕開闊了眼界，改變了“華夷”等傳統僵化的觀念，也因而獲得了外國人的好感。英法聯軍撤出北京後，奕等人一再奏請鹹豐帝回京，肅順等人卻極力阻撓。這樣，在清朝中央實已形成了熱河和北京兩個權力中心。
1861 年 8 月 22 日，鹹豐帝病逝，年僅 6 歲的皇子載淳繼位，改年號為“祺祥”。 鹹豐帝留下遺詔：命載垣、端華、肅順、景壽、穆蔭、匡源、杜瀚、焦佑瀛八人為顧命大臣，總攝朝政，輔佐幼小的皇帝。八大臣執政完全把留守北京的奕排斥在外，又不許慈禧太後幹預政事，終使清朝最高統治集團內部的權力鬥爭激化起來。慈禧是一個權力欲極強的女人，想乘載淳年幼奪取最高權力，她把東宮太後慈安拉到自己一邊，又暗中聯絡在京的奕。奕在取得外國勢力的支持後，借奔喪之名，前往熱河，與慈禧密謀政變，而後又立即返京進行布置。在兩宮太後的催促下，八大臣被迫同意帶著鹹豐靈柩回北京。10月26日，兩宮太後帶著小皇帝載淳啟程回京，肅順護送鹹豐帝靈柩在後。11月1日慈禧等人抵京。次日即發動政變，八大臣在政變中失去了一切。載垣、端華被賜死，肅順被處斬立決，至於景壽等五人被革職。而八大臣的心腹一大批中央政府官員被革職。同時，宣布“兩太後垂簾聽政”，命奕為議政王，掌管軍機處。桂良、文祥、沈兆霖，寶鋆、曹毓瑛等人也被任命為軍機大臣。這一政變因發生在農曆辛酉年，因此被稱為“辛酉政變”，也稱“北京政變”或“祺祥政變”。而後又改年號“祺祥”為“同治”（同治年號的來曆，有兩種說法：一是取開國祖宗“順治”年號，以示吉利；二是說兩宮太後共同治理天下，或者說是母子共同掌權）。
辛酉政變是一場由清王朝內外矛盾的激化和最高統治層內權力鬥爭而演變成的宮廷政變。政變者由於得到多數文武大臣的支持，又采取了不株連的明智政策，在政局沒有發生重大動蕩的情況下完成了權力的移交。慈禧、奕上台後，繼續依賴曾國藩的湘軍鎮壓太平天國。在對外問題上，她（他）們改變了道、鹹兩朝和戰不定、疑懼重重的政策，實行以和為主、保持中外“和局”的新政策。慈禧在處死載垣等人時，特別把“不能盡心和議” 列為罪狀，顯然意在討好外國侵略者。西方列強對政變的結果表示滿意。英國公使普魯斯向國內報告說：這次政變的結果對我們英國十分有利。英國在中國辦的《北華捷報》也寫道：“我們要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更有必要去支持帝國的現存政府。”辛酉政變的全過程充斥著宮廷陰謀與統治者對權力再分配的欲望。但是，實質上是新興政治集團對頑固守舊力量的勝利。“辛酉政變”後，慈禧太後奪取了清政府的最高統治權力。從那時起，她統治中國達半個世紀之久。恭親王奕在政變中起了至為重要的作用，政變成功後，奕成為議政王大臣並掌管軍機處、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內務府、宗人府等要害部門的實權，在中央政權中發展起自己的勢力，逐漸成為清政府的決策人物。清政府中央權力結構的這一變化，對中國的政治格局產生的重大影響，清王朝實現了與西方列強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