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變局之下的分歧
鴉片戰爭前，中國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封建國家。由於中國的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外國商品難以進入中國市場。1840年，英國發動了侵略中國的鴉片戰爭。戰爭中，清政府迅速失敗。英國強迫清政府簽訂《中英南京條約》，中國的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開始遭到破壞，從封建社會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鴉片戰爭震撼了中華帝國，列強的堅船利炮衝開了清政府閉關自守的大門，中國麵臨著數千年來從未有過的強大敵人的挑戰，沉睡的中國， 有少數知識分子開始覺醒，一股“向西方學習”的新思潮萌發了。在學習西方先進科學技術和思想文化的共識下聚集起來，不同出身、不同地位的人們，形成了一股強大的政治勢力——洋務派。洋務派是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特別是在鎮壓太平天國運動的過程中逐漸形成、壯大的統治階級內部的一個政治派別。洋務派代表人物有在北京主持對外和談的恭親王奕、文祥及鎮壓太平天國前線的主要將領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官員。因為當時的頑固派的勢力太強大，洋務派並不敢在中央明目張膽地進行洋務活動。當時頑固勢力的總代表慈禧太後是很仇視洋務派的，並且很會耍手腕，奕等官員並不敢輕易得罪她，所以總理衙門盡管是洋務運動在中央的推動機構，但卻無法具體實施。
辛酉政變前，清朝最高權力掌握在鹹豐及其親信手中。鹹豐即位之初正逢太平天國農民戰爭及各地農民和各族人民的反清起義，一時間，清朝政權處於風雨飄搖之中。正當清政府全力應付各地起義之際，外國列強又對中國發動了第二次鴉片戰爭。對清政府來說，這無疑是雪上加霜。鹹豐等人對列強理所當然地產生了仇恨心理，在戰爭中總的來看是采取了強硬政策，或避或推或拖延，對列強的要求始終不願意答應，如有機會還組織力量進行抗擊。而列強卻毫不客氣地攻陷廣州、天津、北京，鹹豐不得不帶其親信亡命熱河。此時，他們對列強的仇恨心理便愈益加重。在這種背景下，鹹豐自然顧不上考慮如何學習西洋的“長技”，他的仇外心理也成為他真正認識西洋“長技”的絕大障礙。留在北京與英法列強議和的奕，他的思想要比跑到熱河的鹹豐及其親信靈活得多。在與列強打交道的過程中，他傳統的華夷觀念發生了變化，認為英法等國“並不利我土地人民，猶可以信義籠絡”，而主張“外敦信睦而隱示羈縻”。他並不認為英法是大敵，而是把鎮壓人民起義作為當務之急，提出“滅發撚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的方針。等到他對西洋長技有所認識後又提出了他的“自強”之道：“探源之策，在於自強。自強之術，必先練兵。”如何練兵？他認為“若能添習火器，操演技藝，訓練純熟，則器利兵精，臨陣自不虞潰散”。這裏說的“火器”是指洋槍洋炮。當然， 這時對洋槍洋炮有所認識並主張為我所用的並不止奕一人。在太平天國戰場前線的兩江總督曾國藩在1853年（鹹豐十一年）就提出了“將來師夷智以造炮製船，尤為可期永遠之利”的思想。可以說， 在19世紀60年代初統治階級內部已有一部分人開始具有向西方學習的洋務思想，奕是這一部分人中地位最高的官員。盡管如此，奕等人並不能左右當時清廷的方針政策，真正的決策者是具有很深仇外心理的鹹豐。在這種形勢下，洋務運動很難起步，即使能起步，也舉步維艱。
（一）洋務運動起步
1861年在清廷內部爆發的“辛酉政變”則為實現這種局麵提供了條件。1861年8月，鹹豐帝死去。他去世前，已開始在對內對外政策上實行轉移。不過，隨著他身體的衰朽，統治集團內部覬覦最高權力的各派政治勢力已開始暗中展開較量。鹹豐帝去世後，5歲的幼子載淳繼位。在封建專製時代，這意味著最高權力出現了真空。各派政治勢力立即展開一場無情廝殺，最終被慈禧、奕集團攫取了最高權力。奕是鹹豐帝的同父異母弟，天潢貴胄，位極人臣。他在北京主持與侵略者談判過程中，開始萌發借西法以自強的思想，並積極上奏請求實行。慈禧上台之初，既無從政經驗，更無軍政實力，對奕倍加寵信，封為議政王；對他的建議則言聽計從。因此，同治初年的政治與其說是兩宮同治，不如說是慈禧與奕同治，並在很大程度上向奕傾斜。他們為鞏固到手的權力，對政敵采取區別對待、分而治之的辦法；對支持其上台和在各地各要害機構的官員則盡可能予以撫慰和利用；特別是對手握重兵活躍在鎮壓太平軍前線的漢族官員則予以更大的權力，千方百計維持統治集團的穩定；另一方麵則加速對太平軍的圍剿。正是在這種前提下，恭親王奕和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人受到空前的重視與信任。他們在清廷的支持下，很快於1864年陷南京，鎮壓了以太平天國為中心的人民起義，穩定了晚清政局。
然而，洋務運動得以興起的根本條件，在於清廷很大程度上采納了洋務派利用時機借法自強的主張。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和鎮壓人民起義的過程中，洋務派領教了沒有洋槍洋炮的苦頭和掌握洋槍洋炮的甜頭，並將武器裝備落後作為對外戰爭失敗的主要因素。因此，對外戰爭一結束，他們立即主張“借師助剿”，利用鎮壓人民起義的機會學習使用和仿製西洋船炮。洋務派的主張和實踐適應了晚清統治集團在戰敗局麵下禦侮自強、複仇雪恥的願望，主張將練兵、製械、加強海防、以圖自強作為立國的“一件大事”。 主持軍機處和總理衙門的恭親王奕則多次上疏呼籲亟籌自強之策。1864年（同治三年），他接受李鴻章等人的建議，提出：“治國之道，在乎自強，而審時度勢，則自強以練兵為要，練兵又以製器為先”的論斷。他強調說，“洋人之向背，莫不以中國之強弱為衡”，“我能自強，可以彼此相安，潛懾其狡焉思逞之計，否則我無可恃，恐難保無輕我之心，設或一朝反覆，誠非倉猝所能籌劃萬全。今即知其取勝之資，即當窮其取勝之術”。 奕等人的建議立即得到清廷批準。晚清中央和地方這種大體一致的認識和舉措，顯然為洋務運動的順利興起提供了較為適宜的政治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