頑固派和慈禧太後對洋務派的活動都十分不滿。但是，經受了兩次鴉片戰爭打擊和國內人民起義衝擊，清朝統治者第一次感到了生存危機。而在洋務派興起和與頑固派論爭的過程中，清政府統治集團內部在中央形成了以奕為首的洋務派。愛新覺羅·奕（1832－1898年），道光帝的第六個子，鹹豐帝同父異母的弟弟，1851年（鹹豐元年）被封為恭親王。辛酉政變後，成為當權派的重要人物，掌管軍機處及總理衙門。奕大力主張借助洋人的軍事援助消滅太平天國，支持地方實力派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舉辦近代軍事工業，開展洋務活動，成為清廷中樞主持洋務的首腦人物。在洋務運動過程中奕給予地方洋務派政策上的大力支持。而在地方，則形成了以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為主要代表的地方實力派，成為洋務運動的踐行者。
在太平天國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過程中，尤其是“借師助剿”以後，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眾多清朝將領、謀士及朝廷官員，都切實感受到洋槍洋炮的無堅不摧和所向披靡，上上下下都渴望得到這些威力強大的新式槍炮，用以對付少量擁有這類武器的太平軍和撚軍，並壯大自己的政治力量。但進口槍炮和彈藥的價格無疑是高昂的，正是由於清政府財政拮據而出現的湘軍、淮軍等地方性軍隊不可能擁有大量財力進口洋槍洋炮。為了應對頻繁的內外戰爭，也為了擴張軍事實力和政治資本，曾國藩、李鴻章等先後向清廷提出開辦西式軍工廠，生產新式槍炮，他們成為洋務運動的奠基人。
（一）曾國藩——洋務運動之父
曾國藩（1811—1872年），湖南湘鄉人，出身於地主家庭，因鎮壓太平天國運動而成為地方上勢力最大的實力派。曾國藩雖然長期接受的是儒家傳統教育，但他屬於經世學派，他強調，人要重視實踐。可以說他是洋務運動的奠基人。中國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後簽訂的《南京條約》，就使曾國藩認識到“大局已壞”。第二次鴉片戰爭後，他更加清醒地意識到，外國侵略者一次又一次發動侵華戰爭，所憑借的無非船堅炮利。中國要自強要抗擊外來侵略，也需要船堅炮利，要船堅炮利非辦洋務不可。1860年12月曾國藩上奏折說：“無論目前資夷力以助剿、濟運，得舒一時之憂。將來師夷智以造炮製船，尤可期永遠之利。”曾國藩並不讚成清政府“借師助剿”來鎮壓太平天國，認為那隻是權宜之計，“永遠”的目標則是自強、禦侮。
曾國藩作為政治家的遠見卓識，非當時一般達官貴人所能比擬。他的向西方學習、興辦近代工業、造炮製船的主張與魏源的“師夷長技以製夷”振聾發聵的口號相比，毫不遜色。這裏，曾國藩已經喊出了興辦洋務運動的第一聲。曾國藩不僅大聲疾呼倡導洋務，而且身體力行，把洋務從口頭上、紙上付諸實踐。1861年攻克安慶後，曾國藩便率先開辦了中國第一家軍事工廠——安慶軍械所，“製造洋槍洋炮，廣儲軍實”。 該廠主要用手工方式生產舊式抬槍、土炮和彈藥、炸包等舊式武器，供湘軍使用，沒有外國人參與。嚴格地講，這個軍工廠還不是洋務企業，但一直以來人們把它視為洋務運動開始的標誌。後來，李鴻章、曾國荃等紛紛強調洋槍洋炮的威力，引起了曾國藩的重視。1863年，他召集一百多位算學、天文、機器方麵的專家，研究如何興辦洋務事業。廣東香山人容閎建議先建一座專門生產機器的機器母廠，曾國藩同意並派他前往美國采辦。1865年6月，江蘇巡撫李鴻章在上海虹口購買了美商旗記鐵廠一座，設備比較齊全，這為曾國藩的事業帶來了新的希望。李鴻章將鐵廠買下，改名為“江南製造總局”。曾國藩在1863年便有此意，值此契機，更全力支持，共同籌辦，並始終予以極大關注。在曾國藩苦心經營下，江南製造總局麵貌一新，欣欣向榮，成為當時國內最大的兵工廠。
在辦洋務的過程中，曾國藩看到，洋人製造機器，全靠數字推算，其中奧妙，均以圖紙為準。然而，由於彼此文意不通，雖然每天都和機器打交道，但並不清楚其使用機器與製造機器的原理。要解決這一問題隻有靠翻譯，曾國藩認為，“翻譯一事，係製造之根本”。1867年，他在“機器母廠”特設“翻譯館”，聘請英國偉烈亞力、傅蘭雅、美國瑪高溫以及徐壽、華蘅芳等主持譯務。這個翻譯館就成為中國政府創辦的曆史最久、出書最多、影響最大的翻譯中心。這家翻譯館不少譯著的出版問世，不僅為啟迪和培養中國近代科學技術人才作出了貢獻，為中國近代許多科學奠定了基礎，而且對近代思想界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同治末年，曾國藩開辦的江南製造總局的“譯書館”已譯成書籍數十種，至光緒末，多達170餘種，翻譯的範圍涉及算學、電學、化學、聲學、光學、天文、地理、曆史、政治、交涉、兵製、兵學、船政、工程、學務、農學、礦學、商學、醫學、圖學、格致等各個領域，這就大大開闊了人們的視野，對推動近代科學技術的發展、西學東漸、中西文化的交流等，都具有特別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