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所倡導的洋務運動，繼承了魏源的“師夷長技以製夷”的思想，提出了“自強、求富”的主張，作為近代化運動，其進步意義不可低估。洋務運動雖不具有資本主義的性質，卻由此引入了西方機器生產，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工業發展，對外國資本起到了一定的抵製作用。作為開辦中國第一家近代軍事工廠、製造中國第一艘輪船、創建中國第一家大型多功能近代工業基地、建立中國第一個翻譯館、派出中國第一批留學生的“洋務運動之父”，曾國藩的功績彪炳史冊。然而，由於封建地主階級的局限性，曾國藩所謂的“自強之道”，不過是日暮途窮的封建地主階級在民族危機日趨嚴重的形勢下提出的一個解決中國現實出路問題的政治方案，並直接導致了洋務運動的興起。洋務運動最終沒能使中國富強起來，甲午中日戰爭中北洋海軍全軍覆沒標誌著洋務運動的徹底失敗。洋務運動本身所具有的封建性、對外國的依賴性和管理的腐朽性，也決定了洋務運動最終不可避免的失敗命運。
（二）李鴻章——洋務運動的集大成者
李鴻章（1823—1901年），洋務派地方代表。字少荃，安徽合肥人，道光進士。1853年，在籍辦團練、協助鎮壓太平軍過程中，屢遭失敗，投靠曾國藩當幕僚。1861年在安徽按湘軍編製，組織淮軍。李鴻章在率領他的淮軍鎮壓太平天國和撚軍過程中成為清廷中足輕重的人物，也是洋務運動中最重要的人物。以李鴻章為首的淮係集團是興辦洋務成效最大的一個。李鴻章，可以說是一個伴隨著近代洋務運動潮流而出現的標誌性人物。
還在與太平軍作戰的時候，李鴻章就顯露出他與大清國一般官員的不同之處：對外國的科學技術和經濟活動有極大的興趣。最初的動機是他組建的淮軍需要銀兩購買武器，李鴻章利用上海富紳的銀兩引進洋人的機器設備，創辦了中國第一個近代軍工企業——上海洋槍三局。李鴻章算過一筆賬：一發英國的普通炮彈在市場上要賣到三十兩銀子，一萬發銅帽子彈要賣到十九兩銀子。大清國憑什麼要把白花花的銀子給洋人？創辦近代企業需要的不僅僅是財力，更重要的是思想和觀念的更新。李鴻章還具有變局意識，這種意念集中體現在他提出的“數千年未有之變局”和“數千年未有之強敵”的重要命題中。這種變局實際上就是指長期停滯於封建社會的中國麵臨著資本主義列強征服世界並按照自身麵貌改造世界的潮流，而資本主義列強之所以能夠稱雄世界，則根源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在此基礎上的“輪船電報之速，瞬息千裏，軍器機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彈所到，無堅不摧，水路關隘不足限製”。因而李鴻章斷言資本主義列強實為中國數千年未有之強敵，麵臨強敵，中國必須自強，因此，李鴻章提出了一係列改革方案。李鴻章認為，商業和工業是西方富強的根本，中國要自強，也必須學習西方，大力興辦工商業，於是，他提出了“商戰”的口號，說“習兵戰不如習商戰”，商戰有“形戰”和“心戰”之分。想要“安內攘外”，就要練兵將，製炮船，備有形之戰以治其標；學習西方的農、工、商之學，裕無形之戰以固其本。但是，如何標本兼治呢？李鴻章認為：“一變舊法，取法於人，以收富強之實效；一法日本，振工商以求富，為無形之戰；一法泰西，講武備以圖強，為有形之戰。”當然，要使中國富強，光靠商業是不夠的，還必須借用洋器洋法，發展機器製造，興辦各類工礦、交通事業等。李鴻章鼓吹振興商務，舉辦實業，除了要開拓利源，求強求富外，還有一個目的就是希望分享洋商的利潤。要達到這一目的，就必須首先學習外國的工商業及技術，以此來製約外國在中國的工商業。洋務運動的重點前後有所不同。大體說來，19世紀六七十年代，以“求強”為主，即適應戰爭和軍事的需要，把重點放在訓練新式軍隊和建設軍事工業上。中國近代早期的四大軍工企業中，李鴻章一人就創辦了三個，它們分別是江南製造總局、金陵製造局、天津製造局，1865年，李鴻章讓丁日昌購買了設在上海虹口的美商旗昌鐵廠，合並原由丁日昌、韓殿甲主持的兩個炮局，於9月奏準成立江南製造總局，後來又把容閎所購買的機器合並在一起。1867年江南製造總局遷到上海城南高昌廟，建造機器廠、洋槍樓、汽爐廠、木工廠、鑄銅鐵廠、熟鐵廠、輪船廠等。後來，該局於 1868年－1870年間，陸續設立翻譯館、汽錘廠、槍廠，並在龍華鎮建廠製造洋槍細藥及銅帽炮引，逐漸把它建設成為一個以生產槍炮彈藥為主、輔之以修造船艦的綜合性新式軍用企業。1865年，李鴻章升至兩江總督後，將馬格裏主持的蘇州洋炮局遷到南京，在雨花台設廠，改稱金陵機器局。此後，逐漸擴充規模，改良設備，製造多種口徑的大炮、炮車、炮彈、槍子和各種軍用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