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洋務運動對中國外交的影響
1840年的鴉片戰爭是中國近代曆史上的轉折點，西方的武力侵略完全打破了中國兩千多年的發展軌跡。麵對這種突如其來的新狀況，統治集團內部發生了分化，以奕、李鴻章等洋務派為主流，創造出自己的外交戰略，在清朝晚期的對外交往過程中產生重大影響。為加強與外界交流，中國第一個專門的外交機構總理衙門的誕生，標誌中國開始了近代外交曆程。
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政府開始重視外交，致力於培養外交人才。在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與英國簽訂條約的官員，不諳外情，不懂外文，不懂國際公法，更談不上談判經驗。英方代表曾說：“在歐洲，外交家們極為重視條約中的字句與語法，而中國的代表們並不仔細審查，一覽即了。很容易看出來他們所焦慮的隻是一個問題，就是我們趕緊離開。” 在洋務運動中，清政府深感外交人才的極度缺乏，於是於1862年6月創辦了同文館，設英、法、俄文三個班，培養了中國了第一批外語和外交人才，從同文館畢業的學生中有二十八人後來做了駐外公使一級的外交官。從此中國外交官員的素質有了明顯的提高，使清政府的外交有了起色。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從1868年開始，陸續與西方列強進行修約談判，由於事先做了充分準備，研究了對策，使西方列強的侵略陰謀沒有得逞。如出使英法大臣曾紀澤，在赴俄修約時，根據當時的國際形勢，利用俄國克裏米亞戰爭之敗，又倚仗左宗棠在新疆的重兵威脅，在長達七個月的談判中，“反複辯論，凡數十萬言”，終於挽回了《裏瓦幾亞條約》給中國造成的部分損失，爭回了伊犁周圍大片領土以及有關通商、納稅等主權。
“以夷製夷”的外交政策是清朝統治者對外國侵略者的態度從疑忌轉向依賴的發展過程中的產物。所謂“以夷製夷”就是這樣一種政策，即利用國際關係上的矛盾，聯合、利用或依附某國來對抗另外的國家，謀取實現本國的外交目的。中法戰爭中，由於受到近代化外交觀念的影響，清政府能夠比較合乎實際地估計敵我力量對比，從而堅持定見，毫不動搖。如醇親王提出不論戰爭結局如何都不賠款的原則，就被政府始終堅持。李鴻章在法將威脅進軍北京時，輕蔑地微笑回答，法軍“要晉京，先要經過津沽，有我在此，恐不易過”。如此氣概，是以自身的實力為後盾的。在戰爭中，清政府利用了近代全方位外交，采取以夷製夷的策略，牽製法國。如清政府利用德法的世仇，令駐德使節與德國政府密切聯係，並大量從德國訂購武器，製造聯德製法的氣氛，迫使法國不得不分心防備德國，不敢在遠東投入太多的兵力。但是，以夷製夷外交本質上講是一種弱國策略，是弱國在夾縫中求生存的一種手段。在自身的實力不足的情形下，利用敵人之間的矛盾，借用別國的一些力量，有時候會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