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此，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戰國時期，秦在統治地區實行了小家族家庭製度，以前的擴大家庭形態也依然存在，但是小家庭形態已成為主流形態及發展趨向。
秦自商鞅變法，實行二男以上父子分居異財別籍的小家庭製度以後，家庭規模每戶約四口左右。以睡簡《封軫式》中的“士伍”（無爵的成年男女）甲的家庭為例：
甲家室，妻、子、臣、妾。
子大女子某，未有夫。小男子某。
臣某，妾小女某。
即其家有一妻、一子、一女、一奴、一婢共六口。但是，奴婢同財物，不屬家庭正式成員，所以家庭成員為夫、妻、子、女四人。《封軫式》是供官吏學習的法律文書程式，大體可以認為，這個家庭人口數目是比較典型的。對照史實，秦末劉邦一家也隻有四口，除劉邦外，還有一妻（後來的呂後）、一子（後來的惠帝）、一女（後來的魯元公主）。漢承秦製，據《漢書地理誌》載，西漢時的家庭，平均也隻四口多人。
商鞅變法，實行小家庭家族製度，符合家庭與社會發展的進步趨勢。這一變法促進了秦國社會經濟的發展。“秦行商君法而富強”，這是後來秦得以消滅六國統一中華的一個重要原因。
不過，秦實行小家庭製度的“家庭革命”，也帶來了一些消極後果：一是造成了“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的局麵。有錢人家在分家時可以把家產分給他兒子一部分，使其獨立生活；沒有家產的貧窮家庭，往往也沒有多餘的房子使父子分居，就隻好把成年的兒子出抵給別人做上門女婿，這實在是人們不情願事情。二是父子分家各自成為獨立的經濟單位後，傳統的家庭倫理受到了破壞，以致於出現：
借父優除，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歲語，抱哺其子，與父並倨。婦姑不悅則反唇相譏。
意思是：兒子把自己的鋤頭、耙子借給父親使用就露出施恩的神氣，母親使用兒媳的簸箕、帚把，要受到（兒媳）不客氣的詢問，兒媳婦奶著孩子不禮貌地和公公並排坐著，婆媳之間一不高興就互相對吵。
這樣，傳統的家族關係難以維持了。如何建立起新的家庭、家族倫理規範，是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課題。
許倬雲先生在《漢代家庭的大小》一文指出：“主幹家庭既隻容一個已婚兒子與父母同居，其餘已婚及成年的兒子大約都分出去了。”這是十分正確的。徐氏又指出：“……秦及西漢都是行小家庭製。秦人‘異子之科’似乎終漢之世存在，直至曹魏始廢除此律，所謂‘除異子之科，使父子無異財也’。”
居室結構與禁忌
秦代居宅建築結構的基本形態乃以牆壁為外廊，內部有“一宇二內”，即一間堂屋（客廳）和二間房（臥房）之結構為典型，這種形態延及至漢代。
睡簡甲種15-23號簡背有一段專講住宅吉凶的文書，學者或稱之為《相宅篇》。根據簡文可知，當時房屋的主體建築為“宇”，在“宇”的外圍有“池”“水瀆”等排汙設施；窗下有“井”，可供汲水之用；四周有養豬的“圂”及其他牲畜的“圈”，有蓄積糧食的“囷”，和位於房屋前後的廁所（“屏”）。此外，還有婦女的居所“小內”，男主人的居所“大內”。在“內”與“宮”之間，可能還有專供祭祀的“祠室”。“宮”“內”均有“門”，由若幹房屋組成的“裏”也有“裏門”，房屋之外有牆垣環繞，形成一個相對獨立的封閉空間。簡文稱：“道周環宇，不吉。祠木臨宇，不吉。”雖然在吉凶判斷上都是“不吉”，但在實際居住環境下，房屋的四周也應有街道和祭祀社木的存在。
家庭房屋的建築結構也是有一定禁忌講究的。如“啻”章：
凡為室日，不可以築室。築大內，大人死。築右原字土加，長子婦死。築左原字土加；中子婦死。築外垣，孫子死。築北垣，牛羊死。......四廢日，不可以為室，覆屋。
甲子死，室氐，男子死，不出卒歲，必有大女子死。
同一座房屋，門的開向，也必須一致。忌諱一房多門，又朝前開又朝後開，俗謂：“鬼推磨”，大不吉利。房門門扇大小要一樣，忌一大一小。俗謂“左大換妻，右大孤寡”，亦是根據“男左女右”的本命原則，推斷妨克的。左大即男大，男大而強，所以克妻，妻死則需更換；右大即女大，女大命強，其夫必被克。女人當家做主似乎不是一件光彩的事。這在建造房屋時也有結構上的講究。如：
“夢”章：
宇東方高，西方下，女子為正。
宇左長，女子為正。
宇多於東南，富，女子為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