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啟民主政治生活。維新運動是由康、梁等普通讀書人發動的，阻力很大。但在一兩年內，維新運動便能達到鼎盛，甚至一些高官也屢屢參與其中，在很大程度上，是因其創辦的論政報刊風行一時、組織種種現代學會吸引廣大士紳官僚所致。辦刊論政，是維新運動最主要的成效之一。政治的主要傳播途徑就是宣傳，這說明了新式報刊在當時的重要性。中國向來隻有官家的公開宣傳，而無真正的報刊。而中國現代報紙之產生，均出自外國人之手。隨著通商口岸的開辟，外報外刊的增多，中國的一些有識之士如王韜、鄭觀應、陳熾、何啟、胡禮垣等人也開始認識到現代報刊的重要作用，要求辦報之聲便日漸高漲。他們大都從“中國傳統”和“西方現代”這兩方麵來論證創辦現代報刊的必要性與合法性。
康、梁在剛開始倡言維新時，便認識到報刊論政的重要作用。康有為在寫給皇帝的奏折中反複申述創辦報刊的重要性，他認為報刊是國人的耳目喉舌，若無耳目喉舌便是重病則不可救藥。他不僅認識到報紙對國家政治的重要性，而且看到了現代報刊對民間社會的重要性。除了軍國大事之外，報紙還詳記人數之生死、民辦企業的興盛、學會之程課、物產之品目、器藝之新製等無所不記。他們當時雖然已經觸及，但沒有、也不可能從言論自由、公民權利、對權力的監督這種角度來詳細論證創辦現代報刊的必要性與合法性。《時務報》的發行量在不長的時間內就上升到一萬七千多份，遍布全國七十個縣市，以當時的文化程度和交通情況來看，這是非常驚人的數字。《時務報》成為全國影響最大的政論刊物，梁啟超的名聲亦由此而起，在百日維新的鼎盛時期，光緒皇帝曾下詔書《時務報》改為官辦，並要各地方效仿開辦，
維新運動的另一重要貢獻是大量民間社團的成立，使傳統、鬆散的民間社會開始向現代的市民社會轉變。1895年春“公車上書”失敗之後，康有為意識到僅靠朝廷是不夠的。應造成一種社會力量來推動、促進維新事業。同年8月底，他在北京組織了強學會。強學會每十天集會一次，發表演說，探討政治，研究國是，宣傳種種新知識，還準備翻譯外文新書，並出版了《萬國公報》作為機關報。強學會的每次演講，都吸引大批聽眾，影響日大，不僅許多京中名流參與其中，連一些元老重臣如翁龢、張之洞也表示支持。不久，康有為又在“得風氣之先”的上海組織了上海強學會，並創辦《強學報》作為機關報。可以說，這是第一個公開的合法社團，開近代合法結社之先聲，意義重大。雖然不久就發生“戊戌政變”，維新運動失敗，慈禧重掌大權後將新法盡廢，所有報刊一律停辦，所有學會都被迫解散，慈禧要求各地官員，查辦各辦刊的主筆，但是，報刊的論政作用卻首次為萬眾矚目，學會、社團的重要性也首次顯示出來。流亡海外的維新人士和留日學生立即掀起了創辦政論刊物和成立各種社團的熱潮，而且這種潮流已不可阻擋；不久國內又創辦了更多的論政報刊，各種社團又遍地而起，對“辛亥革命”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此後，在20世紀前半葉的中國政治生活中，政論報刊和各種社團一直舉足輕重。總之，戊戌維新雖然失敗，但此時為創辦公開論政的報刊與成立公開合法的社團，卻將現代政治生活中的兩個重要因素引入中國，確是維新運動的重大貢獻。
由於戊戌變法的失敗，中國不能實現類似於英國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措施，資產階級改良的道路在中國走不通。代之而起的是主張激烈變革，推翻原有製度和政府的革命者，最後造成了清朝的覆亡，中國兩千年的帝製被徹底推翻。除此以外，朝廷中本來較為開明有為的大臣在政變後有些被貶，其他亦多被排擠到中央以外，亦間接造成了之後發生的義和團運動。戊戌變法是中國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是一次愛國救亡運動。它要求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和擴大資產階級政治權力，符合近代中國發展的曆史趨勢，因此也是一次進步的政治改良運動。它傳播了資產階級新文化、新思想，批判封建主義舊文化、舊思想，又是一次思想啟蒙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