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曹丕、劉勰，到後來的袁宏道，都是從文體氣韻來立論。李贄、袁宏道等敢於打破舊傳統，但也無力建立新傳統。曹雪芹時代還沒有聽過寫實主義或浪漫主義之類的論點。當然，暗合容或有之。但是，現實主義這個寶葫蘆，我認為還不能把曹雪芹裝得下。曹雪芹自己也說，他是在“追蹤躡跡，不敢稍加穿鑿”。那麼，曹雪芹一直被奉為現實主義大師，不是很合榫嗎？但他的故事又是開始於“大荒山”、“無稽崖”的，整個故事就是紮根在這無稽無考的地方，主角又是一塊頑石、一株絳珠草所化。曹雪芹就是對他們落入“大觀園”中所作的細致的追蹤躡跡。這些就不是寫實主義所能概括得了的。
從文字實質和作者的說話裏，依我分析，作者追求的是一種“意象”。這裏，用不著指他歸屬於什麼主義，如果一定要加上“主義”二字，我認為隻能是“曹雪芹主義”才是合適的。
《紅樓夢》是立體的，它的空間廣闊，時間緊縮，所以在作者腦子裏已形成一種細致的層次感。像孫思邈行醫抓藥似的，戥子精細，分量不苟，而且藥材分別包成小包，標示藥名，哪味藥先熬，哪味藥後煎，還說明藥劑以什麼作“引子”，這才投入藥壺中去。而藥方隻是按病開出的，所以《紅樓夢》裏的人物有主次，情節有簡繁之分。這從“金陵十二釵”有正、副、又副的區分，以及曹雪芹擬定的“情榜”中都可看出。《紅樓夢》是多層次事物、人物、情感的組合，對人物的評語，都透露出象征表現的意味，而用流行的說法加以概括。特別是人物的地位，曹雪芹已經衝破階級觀，在小說中以人物的發展，與事物的發展有機地聯係在一起，從人物對事物的輕重影響來抒寫。
人物是情的化身，事物是情通過社會活動而表現出來的。所以賈寶玉落得個“無事忙”，因為他認為不管什麼事，都和他有牽連。
曹雪芹認為“情”是生命的根，所以木石的根就種在“青埂峰”。佛家認為，剪斷千萬諸般煩惱絲遁入空門，便能解脫。老子說過：“道之為物……其中有情，其情甚真，其中有信。”“情”原作“精”，精與情通用。高亨定“精”為“情”，並列舉《莊子》、《荀子》來論證。我同意高亨的說法。老子說，“其中有信”的“信”，王弼注：“信，驗也。”古詩雲“常存抱柱信”，是寫情的。有“信”才有“情”。信，是可以驗證的。可以驗證的，就是真實不虛，不空不幻。這些，都是針對“情”來提出解決問題的。
因為社會的不合理，才使情成為“幻”，落為“空”。要戰勝“幻”和“空”，還得依靠“真情”才行。
《紅樓夢》還有一個問題值得探討，這就是賈府的家政問題。書中有個王鳳姐兼管兩府的作為，可以理出一條線來。“一喉兩歌”也有人認為是主題之一。
秦可卿托夢給鳳姐諄諄囑咐的也是這個問題，寶釵進園不久，想辦的也是這個問題。過去一般人都不願接觸這個問題，因為那樣會導致人們認為曹雪芹還希望“大廈”不致呼啦啦傾倒。
據說，在東洋有人講經濟管理，就從《紅樓夢》裏找些例子。日本人慣於在文藝領域找尋文藝以外的東西。
我們假如要把“家政”換成“國政”來看，就不會擔心這種論點過於庸俗化。從榮寧二府的門縫裏來看當朝國家，就可以從秦可卿、王熙鳳和薛寶釵身上，感到她們已經看到賈府經濟的調度失調，窟窿越來越大，不待查抄，也會衰敗的……
當然，把《紅樓夢》看成是講述治理之道，是作繭自縛。但是，在治理上她們是有眼光、有能力的。秦可卿和薛寶釵沒有機會顯露出來，王熙鳳已有大顯身手的機會。但是，王熙鳳是“女身”，她的舞台就不可運用整個社會關係網絡，她雖然不必像薛姨媽那樣，有時還要隔著簾子和男人說話，但毫無例外的，她在性格上必然也要受製於千百年來所養成的許多女性弱點，所以榮寧二府的結局是無可挽回的。
有的讀者，對王熙鳳深惡痛絕，對王熙鳳後來的下場，越慘越稱快。電視劇《紅樓夢》把死後的王熙鳳在雪地上拖得那麼久，也是想滿足人們的這種心理。有人認為她和寶玉也有關係，因而更恨她。實際上，曹雪芹對她是同情的。
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可話總是說不完的，何況我們這份小小的“茶敘”呢，就到此為止吧！
（原載台灣《幼獅文藝》，1994年第1期，總481期）《紅樓夢》隨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