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戴震思想是否和曹雪芹有什麼交流，或者二人是否有什麼過往，這都不在我們談論的範圍之內。我們想說的，是因他們所處的時代背景，生產發展水平，以及他們在生存空間所觸動的矛盾，使他們取得某種“共感”、“共然”的地方。因此，曹雪芹這個偉大的文學家和戴震這個偉大的哲學家，在同時代中取得共同的認識。
我們先看戴震對於“人欲”是怎麼說的。
戴震主張“理存乎欲中”。他對程朱的“去欲存理”的觀點，給予迎頭痛擊。他指出官僚統治者，可以利用他們的主張，以理殺人。可以安心恣意地坐在“理”這個堂而皇之寶座上，任意宰割百姓。
為了戰勝理學，戴震對《孟子字義疏證》作了新的解釋，他一方麵借用孟子在統治階級心目中的地位來掩護自己的政治立場，一方麵把自己的思想，借對《孟子》疏證的形式，把孟子的某些觀點，加上新的內容，放出新的光彩。這工作的本身，就早已遠遠超出字義“疏證”的範圍了。
戴震認識到“欲”是自然現象，和“性”、“知”一樣，它們都“感而接於物”。這三者都不是先驗的。恰恰相反，是人們對於外界事物接觸而發的。通過感覺，得到認識，它有感於物才產生的。戴震舉出人之所同感、心之所同然的例證，來說明這個問題。他說：“饑寒愁怨，飲食男女，常情隱曲之感，則名之曰人欲”。這個人欲平凡得很，並沒有什麼可惡可怕的地方。在這裏，人欲絕不是什麼原罪，更不是什麼罪惡之源。與此同時，戴震說：“凡事皆有於欲，無欲則無為矣。有欲而後有為，有為而歸於至當不可易之為理，無欲無為，又焉有理？”有欲才有為，有為，也就是實踐。經過實踐，認為是站得住的，我們就叫它作“理”。
這就是對程朱“理在事上”、“理具於心”的論點，作了無情的批判，是對於“去欲”論者的有力駁斥。
戴震堅持他的唯物主義的認識論。通過人的感官作用，作為認識論的出發點。人們是通過了人的感官，接觸到外界事物，才產生感覺的。物各有性，耳、目這些器官不能思維。世界萬象的殊異性，就是萬象的本身的性。心是主思維的器官。能思，是心的性，它並不是什麼離開物質而存在的東西。心是就通過感官所提供的感性認識，綜括為理性思維，而得到正確的判斷和推理，從而掌握了自然的和社會的規律和法則。
戴震認為事物這個過程，是都可認識、都可解釋的。天地、人事，沒有什麼不可說出的奧理的。又說：“物者，事也，語其事不出乎日用飲食而已矣；舍是而言理，非古聖賢所謂理也。”
這就說明事物的道理就在事物之中，事物的發展本身，就是它客觀的法則。
他駁斥那些物外求理的人說：“夫以理為如有物焉，得於天而具於心，未有不以意見當之者也。”持這種認為理是“天上”掉下來的，也就是說“理”是上帝所昭示給下民的。搬弄這一套的，純屬是以個人的主觀意見偷換真理，而隨行他的“意見之偏”。結果必然是作到以“意見殺人”的地步。
至於如何認識真理，戴震說，必須“能辨察事情而準”。因此他主張“體民主情，遂民之欲”。他提出“遂欲”的論點來針對程朱“去欲”的論點。
戴震對於“人倫日用”的重視，是由於他了解到人類通過實踐才積累起知識，上升為理性思維，而又用它來體察生活的。因此，他認為所謂“理”，所謂“義”，正是在於人情和物情上，必定是在人情物情上講“理”講“義”。他把“情”解為“素也，實也”。這是素質的表現。情不是以意為之，情是實的情。情是人物存在的基本，舍此而侈談什麼“理”，必然導致以“理”都是空的、虛的，隻能存於心，得於無了。
戴震認為權衡“理”的標準，是“能於事不爽失，使無過情、無不及情”。這樣一來，理就在情事之中，不是天上垂掛著一個天理，來向人們作天罰的。要是我們把曹雪芹原稿中對寶玉和黛玉的判詞“情不情”和“情情”來與戴震的“使無過情，無不及情”對比來說明他倆已取得“共感”和“共然”，我想也許不會有人感到唐突吧？
這裏所以要引用戴震的論點，就是想闡明曹雪芹思想不屬於莊周，而是屬於戴震的。道理也很簡單，因為戴震是朱子的對立麵，曹雪芹也是朱子的對立麵，從而使我們了解到一個問題，這就是王國維所解釋的《紅樓夢》的思想，都和曹雪芹的思想走向相反的方向，而用戴震的“欲”“理”合一的論點來解釋《紅樓夢》的思想，才能和曹雪芹的思想越來越接近。
我們都知道，曹雪芹攻擊程朱的理學，是決不含混的，他絲毫都不掩飾這一點。而在當時，正是康熙雍正把程朱理學以國家政權來推行的時代。用朱子的學說作為思想統治的工具，誰要是不以朱子語錄為準則，也就是不說朱子的話，不按朱子規定的模式去思想，那就是犯罪。
清廷下令刊刻、發行欽定的《性理精義》、《性理大全》、《朱子全書》，把朱熹的《四書集注》，列為天下書院必讀書，把它尊為“學統”。把個朱子牌位抬上聖人的寶座，鼓樂吹打，送到孔廟，列為十哲之一。春秋丁祭，可以享受全牛的祀奉哩！在這個時候，曹雪芹寫出《紅樓夢》來，正是這兩種思想意識領域中鬥爭的產物。
戴震揭露反動統治階級常常以理殺人，“天理”這個好聽的字眼，成為他們的“忍而殘殺之具”。“上以理夷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勝指數”。“理”拿在皇帝老子以及他豢養的老爺們手裏，正如漢代王褒《僮約》那樣，凡是寫在賣身契約上的都是在理的。那個川娃子本來想要求把勞動安排得合“理”一些，誰知一紙契約本身，就代表了無窮無盡剝削的合“理”化。在他懂得這個“理”之後，無怪他的“鼻涕長一尺”了。因為他在此刻才明白：在這張紙攥在老爺手裏的刹那間，他便隻有當牛作馬度過一生的份兒了。
《紅樓夢》寫“理”總是操在賈母、賈政、王夫人、薛姨媽、王熙鳳這些人的手裏，《紅樓夢》寫“理”總是操在薛寶釵這些“正人君子”的手裏。這些人正是手中攥著契約和準備攥著契約的人。這是曹雪芹筆底下的《紅樓夢》對家族奴隸製作了最透徹的揭露。正是突出地表現在這個“理”和“欲”的關係上，也就是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鬥爭的根本問題上麵，而以形象思維取得感人肺腑的效果！
我們在這裏，並不想概括曹雪芹到底在哪幾個方麵和理學挑戰。現在要做的，隻是解決一個問題：曹雪芹是繼承了莊周的思想，想在槁木死灰中求得解脫嗎？《紅樓夢》的主人公賈寶玉逃出世外，從而得到解脫了嗎？對於這個問題，毫無疑問，通過上麵初步考察，使我們不能不持著相反的看法。
寶玉是“欲”“理”合一論點的代表人物。寶釵本人則是先天太極圖的代表人物。她甚至想讓大觀園的姐妹們都以“太極圖”為題，來起詩社，並說限定要用“先”韻。這不是再生動不過的例證嗎？
寶玉的“玉”（正如王國維所說）是代表“欲”的。寶玉，則有“葆欲”的含意（正和王國維的意思相反）。這就是對寶玉的新釋。
1979年12月3日北京
（原載《紅樓夢學刊》，1980年第2輯）寶玉不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