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獎勵工商。主要是為工商業的振興立法和給予興辦實業卓有成效者以獎勵。
1903年商部成立前，清廷已派人議訂商律，商部成立後，陸續公布了《商律》、《公司注冊試辦章程》、《商會簡明章程》、《獎勵公司章程》以及《礦務章程》、《試辦銀行章程》等。
1905年，商部在北京設立勸工陳列所、高等實業學堂，開辦戶部銀行。《獎勵公司章程》後經修訂，還公布了《獎給商勳章程》、《華商辦理農工商實業爵賞章程及獎牌章程》等。
除“立法”與獎賞外，清政府並沒有采取任何振興實業的實際措施，即如嚴重阻礙工商業發展的厘金製度，也沒有什麼變化。但這些“立法”與獎賞，在保障工商業者權益和提高工商業者地位方麵還是起了定的作用。在大、中城市，新的“商紳”階層開始崛起，這些“官紳”不僅躋身於傳統“士紳”的行列，並有取代“士紳”傳統地位之勢。
此外，清政府還發布了禁纏足、禁鴉片、廢酷刑以及允許滿漢通婚等命令。
綜觀“新政”，雖然在某些方麵取得了定的成效，但顯得支離、敷衍、拖遝，缺乏總體目標和實施規劃。根本問題在於政治製度改革的滯後。官製改革隻是裁並些舊衙門，增設些新衙門，從朝廷到地方體現封建專製的整套統治機構，絲毫沒有觸動。這套機構所派生的種種弊端自然也無從消除。不少“新政”流於紙空文。即以較有成效的學製改革來說，許多新學堂隻不過是舊式書院或村塾掛上塊新招牌而已，特別是在州縣，根本沒有那麼多合格的教師，因此新式學堂隻好仍然照舊授課，“新瓶裝舊酒”。
財政的困難也限製著“新政”的推行。清政府早已入不敷出，《辛醜條約》訂立後更是債台高築，羅掘俱窮。籌辦“新政”需要經費，在亂增稅種、亂提稅率、嚴剔中飽、多方搜刮仍嚴重不足的情況下，便隻好讓各地官吏自開餉源任意抽稅，從而財稅製度紊亂不堪，貪汙勒索肆無忌憚。沒有可靠的經費來源，“新政”的推行自然步履維艱。新軍的編練就是這樣。“新政”的支離、敷衍、拖遝，使人們對清政府推行“新政”的誠意產生了懷疑，政治製度改革的呼聲於是日益強烈。
孫中山的早期革命活動孫中山（1866—1925年），名文，字逸仙，生於廣東香山縣（今中山縣）翠亨村的個農民家庭。童年時，他聽村裏老輩講洪秀全領導太平天國農民起義的戰鬥故事，就為之向往，幼小的心田裏萌發出效法前輩革命英雄的願望。1878年，他遠渡太平洋，到夏威夷群島的檀香山，同經營農牧業的大哥孫眉起生活。在那裏，他先後進入英、美基督教會所辦的學校讀書，接受資本主義的教育，開始產生“改良祖國”的意念，踏上了向西方尋找真理的曆程。與此同時，他目擊美帝國主義侵略夏威夷的野蠻行徑，從而對當地人民反抗殖民主義的正義鬥爭，深表同情。
1883年夏，孫中山回國，到香港讀書。次年夏秋間，法國挑起侵略中國的中法戰爭。廣東沿海連續發生群眾打擊侵略勢力的事件。香港的中國工人也開展抗法運動：
船塢工人堅決拒絕修理侵犯我國受創的法國軍艦；駁船、碼頭、舂米等業工人，相約不替法國軍艦搬運煤炭和糧食等，不給法國商船卸貨。香港英國當局橫加迫害，各業工人就群起罷工，遊行示威，堅持鬥爭1個多月。這種情景，給親曆其境的孫中山以很大的鼓舞和啟示，他感到，這“證明中國人民已經有相當覺悟”。而清朝統治者在反侵略戰爭中的腐敗無能、屈辱妥協的行徑，則引起這個愛國青年的無比憤慨。
此後幾年，孫中山先後在廣州、香港的西醫專門學校學習。從那時起，他就“以學堂為鼓吹之地，借醫術為入世之媒”，致力於尋求挽救民族危亡、改革社會的方案。他多方結識傾向進步的人士，經常聚談變革當時黑暗政治的問題。
1892年夏，孫中山在香港西醫書院畢業，隨即在澳門、廣州開業行醫。他設法接近具有反抗傳統的會黨聯絡清朝防營兵勇，作反清起義的準備。但是，就他那時候的思想傾向來看，主要還是期待清王朝能夠接納變法的主張。他認為，隻要清政府確有變法的決心，改革封建專製政治，仿行西方資本主義教育製度，提倡科學技術，發展農業，振興工礦貿易，中國也許可以富強起來。
1894年，孫中山把上述見解綜合為份詳細的政見書，送給以辦洋務著稱的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李鴻章，希望得到采納。他還北上天津，求見李鴻章。可是，他的政見和希望，都落了空。
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的傳播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中國形成了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隊伍。
他們在民族危機嚴重的關頭，積極參加愛國運動，組織進步團體，創辦報紙刊物，宣傳革命思想。當時，留學日本的學生和國內愛國人士，先後創辦了《國民報》、《湖北學生界》、《遊學譯編》、《江蘇》、《浙江潮》、《蘇報》、《童子世界》等等報紙雜誌，廣泛地傳播了民主主義革命思想，揭露了清政府的黑暗統治，為資產階級革命製造輿論。
在民主革命思想的傳播中，湧現出不少卓越的宣傳家。其中陳天華、鄒容、章炳麟影響最大。
陳天華寫了兩本小冊子《猛回頭》、《警世鍾》，以通俗淺顯的文字，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歌頌了中華民族的偉大，揭露了清政府的投降賣國，控訴了帝國主義的侵略罪行。
他大聲疾呼：“改條約，複政權，完全獨立；雪仇恥，驅外族，複我冠裳”。他極力號召：“讀書的放了筆，耕田的放了犁耙，做生意的放了職事，做手藝的放了器具，齊把刀子磨快，子藥上足，同飲杯血酒。呼的呼，喊的喊。萬眾直前，殺那洋鬼子！殺投降那洋鬼子的毛子。”他痛斥清政府成為“洋人的朝廷”，“洋人的守土官長”，把中國“財政權，鐵道權，用人權，概拱手送與洋人”。他鼓動大家起來革命，“殺我累世的國仇，殺我新來的大敵，殺我媚外的漢奸。”這兩個小冊子，在當時“風行於世”，受到大家的歡迎，對鼓舞群眾的反帝愛國熱情，起了積極作用。
青年革命家鄒容，發表了《革命軍》書，無情地揭露了清政府的殘酷壓迫和黑暗統治，公開地指出滿族貴族的腐朽賣國，是中華民族陷入帝國主義瓜分危機的根源。他熱情地頌揚了民主革命，指出“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爭存爭亡過渡時代之要義也；革命者，順乎天而應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敗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蠻而進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隸而為主人公也。”他極力宣傳歐美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自由、平等”學說。他提出了推翻清政府，建立自由獨立的“中華共和國”。他明確地提出革命建國的綱領，滿懷信心地呼喚：“革命獨立萬歲！”“中華共和國萬歲！”“中華共和國萬萬同胞的自由萬歲！”《革命軍》像顆巨型炸彈，引起社會的強烈反響。清政府逮捕了鄒容和為《革命軍》作序的章太炎，查封了發表《革命軍》的《蘇報》，製造了轟動時的“蘇報案”。鄒容被判兩年徒刑，不幸死於獄中，為革命獻出青春。但《革命軍》風行海內外，銷售上百萬冊，推動了資產階級革命浪潮。
章太炎又叫章炳麟，是資產階級革命理論家。他寫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有力地揭露了清朝反動政府的黑暗，嚴厲地斥責了康有為等保皇派對革命運動的誣蔑，公開痛斥光緒皇帝是“載湉小醜，未辨菽麥”，著力宣揚革命不但可以作為“天雄大黃之猛劑”，還能成為“補瀉兼備之良藥”，指出了“合眾共和”、“民主”是不可抗拒的曆史潮流，明確地表述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思想。
由於他在《蘇報》上發表了這戰鬥的文章，遭到了反動派的逮捕。章太炎毫無懼色，對巡捕和警探說：“餘人都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他認為“革命沒有不流血的”。
表現了不怕坐牢，不怕殺頭的革命氣概。
辛亥革命前，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的廣泛傳播，猛烈地衝擊著清政府的反動統治，對於鼓舞人民起來鬥爭，反對封建專製，反對帝國主義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但是，由於時代與階級的局限，這些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揭露帝國主義侵略的時候，沒有認識到帝國主義是中國人民最主要的敵人；在宣傳民族主義，痛斥清政府賣國罪行的時候，摻雜著大漢族主義思想；在號召人民起來革命鬥爭的時候，沒有認識到廣大工農群眾是民主革命的主力軍。這些都是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派本身的軟弱性和所處的曆史條件造成的。
資產階級革命團體的紛紛建立隨著革命思想的傳播，國內出現了許多小的革命團體。
1903年拒俄運動前，留日學生中的激進分子秦毓鎏等組織了個名為青年會的小團體，參加者20餘人。拒俄運動中，青年會成員都參加了“拒俄義勇隊”。義勇隊旋改稱軍國民教育會，以“養成尚武精神，實行愛國主義”為宗旨，俾便於公開活動。秦毓鎏曾提議改宗旨為“養成尚武精神，實行民族主義”。隨後，部分會員秘密組織了個暗殺團，決定回國進行實際革命活動。暗殺團成員黃興、龔寶銓分別在長沙、上海組建了革命團體華興會、光複會。
黃興（1874—1916年），原名軫，號廑午，後因進行革命活動受到清政府的通緝，改名興，字克強，湖南善化人。少年時期受封建主義的教育，後來在武昌兩湖書院讀書，開始接觸資產階級社會政治學說，並參與唐才常的自立軍起事。1902年初，赴日本留學，就讀於東京弘文學院，受到革命思想的影響，轉向革命。他先後參與了《遊學譯編》和《湖北學生界》的創辦工作，積極參加了“拒俄義勇隊”、軍國民教育會及暗殺團的活動。
1903年夏回國，在長沙的明德、經正等學校擔任教員，秘密從事民主革命的宣傳、組織工作。經過段時間的醞釀，湖南革命分子陳天華、宋教仁、譚人鳳等20多人，於11月4日以慶賀黃興生日為名，舉行秘密會議，決定成立華興會，推舉黃興為會長，為避免清朝地方官吏的注意，對外用辦礦名義，取名華興公司，發行華投票。1904年2月15日，正式召開成立大會，先後參加華興會的兩湖革命知識分子有百人。另設同仇會為外圍組織，專門聯絡會黨。擁有會眾2萬多人的哥老會首領馬福益接受華興會的領導。
黃興和馬福益商討起義計劃，取得了共同意見，決定趁農曆十月初十（11月16日）慈禧太後70歲生日那天，預埋炸彈於舉行祝壽典禮的皇殿，炸死全省高級文武官員，乘勢占領長沙，並在嶽州、常德、瀏陽、衡州、寶慶路策動響應。同時，他們還聯絡外省革命人士，如期配合。這個起義計劃不幸臨期泄漏，清朝地方官員在各地搜捕革命黨人。馬福益被捕遇害。黃興化裝逃往上海，不久轉赴日本。
1904年6月（說7月），湖北革命誌士劉敬安、張難先等在武昌成立科學補習所，暗中從事革命活動。在他們的宣傳鼓動下，有不少青年知識分子投筆從戎，在新軍中進行革命的宣傳和組織工作。科學補習所曾和華興會取得聯係，準備響應華興會的起義。
後來華興會起義計劃泄漏，科學補習所也受牽連，被迫停止活動。於是，劉敬安等利用有合法地位的教會組織——日知會，繼續進行革命宣傳，暗中聯絡同誌，於1906年春重新組織了秘密的革命團體，名稱也叫日知會。
1904年10月，另個重要革命團體光複會在上海正式成立。光複會的醞釀開始於1903年冬。當時，浙江留日學生陶成章、龔寶銓曾兩次密商，認為日俄戰爭即將爆發，是進行革命活動的大好機會，應組織革命團體回國發動起義。龔寶銓到上海設立“暗殺團”機關，陶成章回浙江聯絡各地會黨，並和華興會取得聯係，準備在華興會發動長沙起義的同時，浙江、安徽起義響應。陶成章、龔寶銓等聯合江浙帶革命知識分子45人，於1904年10月在上海組成光複會，推舉蔡元培為會長，章炳麟在獄中與聞其事。後來，光複會在日本成立分會，參加者達數百人。
1904年前後，各地還先後成立了其他些革命小團體，如福建的漢族獨立會、安徽的嶽王會、江蘇的強國會、江西的自強會，等等。
同盟會的成立及“民主義”的發表民主革命思想的廣泛傳播和國內革命形勢的迅速發展，使孫中山十分欣慰。他積極支持海外華僑和廣大知識分子的革命活動，同他們建立了密切的聯係，並在他們中間享有很高威望。
1905年夏，孫中山從歐洲到達日本，受到中國留日學生和各革命團體的熱烈歡迎。
由於國內革命形勢的發展，孫中山感到各革命團體分頭活動，力量分散，已經不能適應革命的需要。他在各革命團體領導人中間做了許多工作。宣傳“互相聯絡”的重要，倡議成立個全國規模的統的革命組織，以便領導全國的革命運動。7月30日，孫中山、黃興、宋教仁等開會討論建立統組織問題。孫中山提議定名為中國革命同盟會，討論結果，確定為中國同盟會。孫中山又提議以“驅除韃虜，恢複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為綱領，有些人對“平均地權”表示懷疑，經孫中山詳加解釋後通過。會上，黃興發表演說，慷慨陳述革命大義，支持孫中山的倡議，並被推舉為同盟會章程的起草者之。
8月20日，中國同盟會在東京正式成立。
同盟會設計了套比較完整、係統的組織方案。它設本部於東京，舉孫中山為總理，按“權分立”原則，設執行、評議、司法部。黃興主持執行部庶務科，總理外出時由庶務代理切，相當於協理。國內分東、西、南、北、中個支部，支部下按省設立分會，推定了各省分會的主盟人。海外華僑分南洋、歐洲、美洲、檀香山個支部，支部下按國別、地區設立分會。
以孫中山為首的中國同盟會所製定的革命綱領，是比較完整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綱領。在《中國同盟會革命方略·軍政府宣言》中，明確指出，這次革命於“驅除韃虜，恢複中華之外，國體民生，尚當與民變革，雖經緯萬端，要其貫之精神，則為自由、平等、博愛”。它強調這是次“國民革命”。
1905年11月26日，同盟會創辦了機關刊物《民報》。孫中山在《民報發刊詞》中，將同盟會的十字綱領歸結為民族、民權、民生大主義，即所謂民主義，並且宣布要將民主義“灌輸於人心，而化為常識”。
民族主義包括“驅除韃虜，恢複中華”兩項內容，即推翻清王朝，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為獨立的中國。孫中山批判了革命黨內存在的片麵的“反動”思想，指出“民族主義，並非是遇著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我們並不是恨滿洲人，是恨害漢人的滿洲人。
假如我們實行革命的時候，那滿洲人不來阻害我們，決無尋仇之理”。同盟會民族主義綱領的提出，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清朝統治者，大大加速了清王朝土崩瓦解的過程。
民權主義的內容是號召推翻封建專製主義的統治，建立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國。
《軍政府宣言》中勾畫了幅資產階級共和國的藍圖，規定國民應享有參政權，大總統由國民選舉產生，議會由國民選舉的議員組成，憲法由議會製定，人人共守。
民生主義的具體內容是“平均地權”。是防止資本主義貧富分化的種社會政策，它反映了孫中山對勞動群眾的懇切同情和對世界潮流的敏銳觀察。孫中山後來說，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或國家社會主義。
在當時的社會曆史條件下，同盟會的綱領確實是個比較完整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綱領。它在與政治改派的鬥爭中，在動員和組織群眾推翻清朝統治、建立共和國的鬥爭中，起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它又是個不徹底的民主革命綱領。它主張民族主義，但沒有明確提出反帝的號召；它主張民權主義，但又不敢依靠廣大工農群眾；它主張民生主義，但缺乏使農民獲得土地的內容。同盟會綱領中的這些弱點，反映了中國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和妥協性。
革命派與立憲派論戰同盟會成立後，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派，麵派人回國發展革命組織、聯絡會黨和新軍，不斷發動武裝起義，推翻清王朝；麵創辦《民報》和其他報刊，廣泛宣傳民主義綱領，大造革命輿論，對保皇思想展開了鬥爭，在同盟會推動下，民主革命運動迅速高漲起來。
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改良派，對此十分仇視和恐懼。梁啟超公然聲稱：“宗旨頓改，標明保皇，力辟革命，且聲言與異己者宣戰。”對革命派發起攻擊，妄圖駁倒同盟會的革命綱領，阻遏民主革命思想的傳播。資產階級革命派越來越認識到，改良派已經墮落成為清朝統治者的幫凶。隻有堅決回擊，革命形勢才能向前發展。於是場大論戰展開了。
這次論戰的中心戰場是在日本。革命派以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為主要陣地，由因蘇報案入獄剛剛獲釋就被孫中山迎來東京的章炳麟擔任主編。改良派主要陣地是《新民叢報》，主編梁啟超。其次是新加坡。革命派在1906年7月創辦《中興日報》由田桐負責，孫中山化名“南洋小學生”，揮筆上陣，親自指揮。改良派以《南洋總彙報》為自己喉舌，與革命派交鋒。此外，在美國的檀香山和舊金山、加拿大的溫哥華、泰國的曼穀、緬甸的仰光和香港等地，也都有兩派報刊的論戰。
這次大論戰的內容很廣，涉及到綱領、製度、政策這樣係列帶根本性的重大問題。
歸納起來主要圍繞同盟會提出的民主義綱領進行的，具體是：
第、要不要以革命暴力推翻清王朝，即關於“種族革命”的論戰，是雙方論戰的中心。
改良派竭力為清王朝的反動統治辯護，否認清政府所推行的民族歧視和民族壓迫的存在，攻擊革命派的民族革命是無的放矢，因而也就否認推翻清政府的必要性。他們談情統治者的“聖德”，是“古今至仁之政”，吹噓“舉國人民，其在律法上本已平等，無別享特權者。”
革命派用大量的事實，對改良派進行批駁。指出民族歧視和民族壓迫直存在。
清軍入關260餘年來始終實行對漢族的壓製政策，所以清帝是“手掩盡天下淚，人獨壓萬人上”的罪魁。他們還揭露了清朝政府是個投降媚外的賣國政府，頑固守舊，不思振作。“為獨立計，為救亡計，”必須打倒清政府。
改良派又以革命將招致帝國主義幹涉為借口，宣揚反清革命不但不能救國，反而非導致亡國不可。他們恫嚇革命派必須立即放棄推翻清王朝的主張，否則“當以故殺祖國之罪科之。”
革命派有力地駁斥改良派攻擊暴力革命的謬論，指出：因革命而流血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不足害怕的，惟有通過暴力革命，才能獲得民族的解放和社會的進步。並強調革命是挽救民族危亡，避免列強瓜分的唯途徑。
第、要不要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即關於“政治革命”的論戰。
改良派為了保皇，維護封建專製統治，繼續販賣庸俗進化論“世說”，認為中國必須由“據亂世”，經過“升平世”，才能達到“太平世”。也就是說，由封建專製必須經過君主立憲，才能實現民主共和製。改良派甚至仿照帝國主義的口吻，汙蔑中國“民智不逮”，“既缺乏自治之習慣”，“又不識團體之公益”，缺乏作“共和國”的資格。甚至咒罵中國人民“程度未及格”，不但不能實行民主共和，也不能立即實行君主立憲，隻能實行“開明專製”。他說：“與其共和，不如君主立憲；與其君主立憲，又不如開明專製。”倘若實行共和，必然會引起下層社會的動亂，結果共和製度無法實行，還會導致君主專製。
革命派對於改良派反對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的言論，作了針鋒相對的鬥爭，他們嚴正指出：“民權”之興乃是不可抗拒的時代潮流，由君主專製而為民主共和是“進化之公理”。指出：中國人民完全有能力在推翻君主專製之後，建立個民主共和的國家。孫中山直截了當指出：民主共和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中國人民必須為建立個民主共和的國家而奮鬥。他說：“吾儕不可謂中國不能共和，如謂不能，是反乎進化之理也，是不知文明之真價也，且世界立憲，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稱為真立憲。同流血，何不為直截了當之共和，而為此不完不備之立憲乎。”革命派還尖銳地批判了梁啟超所鼓吹的“開明專製”，指出：這實際上是要中國人民忍受政府的奴役，根本不是什麼政治革命。
這些言論，表現了革命派的鮮明立場，堅定了革命黨人為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而鬥爭的信念。
第、要不要改變封建土地所有製、即關於“社會革命”的論戰。
改良派攻擊“平均地權”、“土地國有”違背了所謂“自然法則”，將妨害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阻礙社會文明的進步。並歌頌封建土地所有製是神聖不可侵犯，如果觸動封建土地製度，就是危害“國本”，就是“煽動乞丐流民”暴動。梁啟超曾頓足捶胸地發誓說：
“雖以匕首堪吾胸，吾猶大聲疾呼曰：敢有以社會革命與他種革命並行者，其人即黃帝的逆子，中國之罪人也，雖與萬萬人共誅之可也。”
革命派針鋒相對地指出：平均地權是必要的，中國社會所以貧弱其根源在於地權之失平。他們說：“土地者，國之所共有也，國之地當散之國之民。今同為國之民，乃所得之田，有多寡之殊，兼有無田有田之別，是為地權之失平。”為了改變這不合理的現象，惟有實行土地國有，這樣，不僅可以消除社會上坐食土地之利的地主階級，有力促進社會生產的發展。而且可以減輕對勞動者的剝削，使人民的生活得到保障。朱執信認為，社會革命與政治革命同時進行是最有利的。革命派的主張雖然有主觀色彩，但卻顯示了革命派否定封建土地所有製的鮮明立場。
在這次大論戰中，資產階級革命派也明顯暴露了許多弱點。
盡管在論戰中存在著許多弱點，1905年至1907年的論戰仍有它的重大意義。這次論戰的時間之長、規模之大、範圍之廣、爭論之激烈，在中國近代史上是罕見的。它劃清了革命與改良的界限，使人們清楚看到改良派的反動麵目。到1907年8月，《新民叢報》被迫停刊。這次論戰使孫中山的民主義理論得到了比較廣泛的傳播，《民報》多次重印，供不應求。在內地青年學生和新軍士兵中，《民報》秘密流傳，革命的宣傳鼓動，“唱百和，如飲狂泉”，形成了“以不談革命為恥”的風尚。總之，通過這次論戰，駁倒了改良派反對革命，反對民主共和等謬論，傳播了革命思想，對於伸張民氣，解放思想起到了重大的作用，為即將到來的革命高潮做了輿論準備。
同盟會成立後革命黨人領導的武裝鬥爭同盟會成立後，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派高舉民主革命的旗幟，在批判改良思想的同時，在國內領導和發動了係列武裝起義。
1906年12月同盟會領導、發動了萍、瀏、醴起義。
起義的消息傳來，革命黨人精神為之振。同盟會會員紛紛要求回國響應，貧苦農民、礦工和部分防營兵勇紛紛加入義軍隊伍。革命軍發展迅速，“不數日而集眾數萬人。”清政府急令兩江總督、湖廣總督、湖南巡撫和江西巡撫先後調集鄂、湘、贛、蘇4省軍隊及地方駐軍“團勇”近5萬人對起義軍進行圍剿，美、英、德、日各帝國主義派軍艦至嶽州，威脅起義軍。起義軍除從團防局奪來的兩千支槍以外，多是木杆和大刀，他們與圍剿的敵人奮戰近月，交戰20多次，終因寡不敵眾而失敗，龔春台潛走長沙，劉道、蔡紹南被捕犧牲。
萍、瀏、醴起義是同盟會成立後第次規模較大的起義，這次起義擴大了同盟會在群眾中的影響，增強了同盟會領導武裝起義的信心。
從1907年5月到1908年4月，孫中山在西南邊境地區連續發動6次武裝起義，他們的戰略思想是奪取兩廣為根據地，揮師北上，策動長江南北革命黨人齊起響應，從而推翻清王朝。為了實現這個目的，1907年3月孫中山在河內組織了起義總機關，黃興從日本前來協助，胡漢民則往來香港策應。
1907年5月22日，革命黨發動了潮州黃岡起義，次日占領黃岡，並成立軍政府，推陳湧波、餘醜為正副司令，同時以“廣東國民軍大都督府”等名義發布檄文，以“驅除韃虜，恢複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為宗旨。宣布廢除苛捐雜稅，除暴安民。後來請政府出兵鎮壓，激戰7次，終因寡不敵眾而被迫在27日解散。
孫中山派往惠州的同盟會負責人鄧子瑜，得知黃岡起義已經發動，於是在當年6月2日發動了惠州起義。在惠州府歸善縣女湖奪取清軍防營槍械，擊斃巡勇及水師哨弁多人，起義軍增至200餘人，攻占些地方，廣州震動。但由於黃岡起義失敗，惠州義軍孤立無援，無法堅持，被迫埋槍解散。
廣東欽廉地方素稱“地瘠民貧”，清政府巧立名目，開辦糖捐，進行勒索，民怨鼎沸。
1907年9月3日，王和順率領200人起義，以革命黨人清軍哨官劉輝廷、李耀堂為內應，在5日占領防城，擒殺清知縣宋晁元等，取得了初步的勝利。但進攻欽州城未能得手，轉戰靈山時，防城又被清軍奪去，背腹受敵。9月中旬王和順被迫解散義軍，退走越南，起義失敗。
廣東方麵起義失敗後，孫中山的活動重點逐漸轉向廣西和雲南邊境地區。孫中山派黃明堂為鎮南關都督，通過會黨關係，買通了鎮南關些守兵，於1907年12月2日發動鎮南起義，猛撲鎮南關，占領鎮南、鎮中、鎮北炮台。孫中山得到捷報後，立即偕同黃興、胡漢民等，親赴前線指揮作戰，並親自為傷員裹傷和開炮轟擊敵軍。起義軍與清軍激戰7晝夜，最後因款械接濟困難，而西南其他義軍又相隔遙遠，“攻守均感失據”，於12月9日，被迫退入越南境內。
鎮南關起義失敗後，法國殖民當局應清政府的請求，將孫中山逐出安南（越南）。孫中山離開時，把軍事重任交給黃興、胡漢民2人。黃興根據孫中山的指示，將安南華僑中的同盟會員200餘人，組成“中華革命軍南軍”，自任總司令。1908年4月2日，攻占兩廣交界的欽州馬篤山，隨後轉戰欽廉州和廣西上思帶，在多次戰鬥中連戰皆捷，使“清官聞風而栗。”在同盟會領導各次起義中，這次戰鬥是最激烈、堅持時間最長的次。但是，由於革命軍孤軍深入，長期轉戰，又沒有建立起根據地，糧彈補給也發生困難，最後無法堅持下去，黃興等去安南，餘部被遣歸十萬大山。
河口是滇南門戶，滇越鐵路的交通要道。孫中山在鎮南關起義前，即著手籌劃河口起義，企圖奪取河口後逐步控製雲南。1908年4月30日，派黃明堂率軍向河口發起進攻，清軍防營部起義響應，革命軍勝利攻占河口。“數日內增加至千餘人，聲勢大振”。
清政府急忙調兵圍攻，起義軍激戰近月，最後在敵強我弱，孤立無援的情況下，起義失敗。
孫中山在西南邊境地區籌劃的次反清武裝起義，未能充分發動廣大群眾，隻是與當地會黨建立鬆散的聯盟，因此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從此以後，革命黨人把注意力轉向新軍。
萍、瀏、醴起義鼓舞了在長江下遊的革命黨人。光複會徐錫麟、秋瑾等人在安徽、浙江也展開了武裝反清鬥爭。
徐錫麟（1873—1907年）字伯蓀，浙江山陰（今紹興）人。早年在紹興中學任教。
1904年冬，徐錫麟在上海會見蔡元培，加入光複會，是光複會的主要領導人，積極從事聯絡會黨工作。因有不同意見，他沒有加入同盟會。1905年9月，他與陶成章等創辦紹興大通學堂。為了打入清軍內部，他捐錢得了個道員頭銜，安徽巡撫恩銘見他年輕有為，命他為巡警學堂監督。
秋瑾（1877—1907年）字王睿卿，號競雄，又號鑒湖女俠，浙江山陰人。1904年她衝破封建家庭的束縛，赴日本留學。年底，經徐錫麟介紹在紹興加入光複會。次年，再赴日本，加入同盟會，被推為同盟會浙江主盟人。1907年春，她接辦大通學堂後，積極聯絡會黨，吸收浙江新軍官佐及軍事學堂師生參加光複會。秋瑾和徐錫麟經過秘密聯係，決定於1907年7月19日同時在浙江、安徽發動起義，遙相呼應。6月中旬，嵊縣會黨先期發難，這過早的行動打亂了起義計劃，徐錫麟感到形勢緊張，於1907年7月6日利用安徽巡警學堂畢業典禮，巡撫恩銘到會之機，倉促起事，刺殺恩銘，率領學生軍進攻軍械所，激戰後被捕。在敵人的刑庭上，徐錫麟威武不屈，慷慨陳詞，自稱“革命黨首領”，“專為排滿而來”，最後英勇就義。
徐錫麟被捕時，浙江巡撫張曾磑得到密報於7月14日派兵包圍大通學堂、搜捕秋瑾。秋瑾得知安慶起義失敗，痛不欲生，決計以身殉國，用鮮血和生命來喚起民眾。她臨危不懼，從容指揮大通學堂學生掩藏槍彈、焚毀名冊後命令學生撤退，自己則堅守學堂，開槍抵抗，寡不敵眾，被清軍逮捕。麵對屠刀，秋瑾大義凜然地說：“革命黨人不怕死，欲殺便殺”。次日清晨，壯烈就義於紹興軒亭口，時年31歲。
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派在兩廣、雲南的沿海邊境地區起義失敗之後，把主要力量放到新軍中發展革命力量。當時，新軍中有不少士兵是青年知識分子，軍官中又有很多是留日士官生和國內軍事學堂的畢業生，其中相當多的人加入同盟會，因此，新軍中埋藏著革命種子。
1909年秋，黃興等在香港設立南方支部，作為指揮南方革命的總機關，由胡漢民任支部長。準備以新軍為主力，在廣州發動起義，派趙聲、朱執信、倪映典等在廣東新軍中發展革命組織，年底，加入同盟會的已達3000多人，約占廣州新軍總數的半以上。預定於次年2月24日（元宵節）舉事。不幸消息泄露，革命黨人不得不提前發動。倪映典於1910年2月12日率新軍千餘人在廣州城郊起義，並率新軍3000人分3路進攻廣州城。清軍以商談起義條件誘騙倪映典入營，倪映典在出營時被清軍亂槍擊斃。起義軍失去指揮，堅持激戰個多小時後退往白雲山帶，起義失敗。
廣州新軍起義的失敗，使許多革命黨人的情緒嚴重低落，對前途信心不足。針對這種情況，孫中山在馬來半島的檳榔嶼召集同盟會重要骨幹開秘密會議。會上孫中山大講“敗何足餒”！“革命之風潮已成”的大好形勢，熱情鼓勵大家振奮精神，堅持戰鬥。
會議決定集中全力在廣州發動起義。會後，孫中山負責在海外募集起義經費，黃興、趙聲負責起義的組織工作，他們返回香港，組織統籌部，作為起義的領導機關。派人分別前往長江中下遊各省聯絡，策動響應。許多革命黨人潛入廣州，設立秘密機關多處。經過長時間的活動，在廣州新軍、防營、民軍、警察中的發動工作逐漸成熟。1911年4月8日，香港統籌部召開了會議，製定了周密的起義計劃，決定分10路進攻廣州，從香港派支800人組成的敢死隊，至廣州發難，預定4月13日起事。就在4月8日這天，同盟會員溫生才沒有同任何人商量，刺殺了署理廣州將軍孚琦。同日，又有革命黨人吳鏡運炸藥被捕。廣州清吏加緊戒嚴。而美洲的籌款和從日本購買的軍械也未能及時運到，起義隻好延期舉行。不久，統籌部獲悉廣州的部分清軍於5月初退伍的消息，認為起義不宜再延。4月25日，黃興趕到廣州，主持起義的領導工作。由於清政府搜捕極嚴，部分秘密機關已遭破壞。在準備尚未就緒的情況下，黃興臨時決定於27日晚發動起義，進攻計劃由原來的10路改為4路，集中全力攻打總督衙門。起義前夕，活動在日本和南洋各地的革命黨人，以及“吳、楚、閩、滇、桂、洛、蜀、皖、贛、越”等十省革命誌士，都先後趕到廣州。戰鬥臨近時，大家爭著參加敢死隊。朱執信原來另有任務，但堅決要求參加，別人勸他年歲大了，穿著長衫又不便衝鋒陷陣，他不顧勸阻，立即取刀截去長衫的下載，勇敢地投入進攻督署的戰鬥。馮超驤於起義前在家侍奉病重的父親，別人勸他不要參加起義，他說：“國事公也，家事私也，吾愛吾父之心，何嚐不百倍於常人？顧此時，吾寧受負父之大罪，不能失此千載機，而終為亡國奴也。”他毅然離開病重的父親，慷慨起義。林覺民在他給妻子的絕筆書中說：“吾自遇你以來，常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然遍地腥雲，滿街狼犬，稱心快意，幾家能夠！”他決心“以天下人為念”抱定犧牲自己和家庭的幸福，“為天下謀永福”。積極參加戰鬥，英勇獻身。
1911年4月27日（農曆月十日）下午時許，起義爆發。黃興率領方聲洞、林覺民、朱執信等120名敢死隊員，臂纏白布，手執炸彈、槍支，用海螺吹響進軍號衝進督署，同時，喻培倫等人也從後門炸牆而入。兩廣總督張鳴岐正在主持防範起義會議，聞警後即越牆遁入水師行台。起義隊伍縱火焚燒總督衙門後，兵分3路，分頭攻打督練公所等地，途中與清軍水師提督李準遭遇，在東轅帶展開激戰，黃興被打斷右手指，仍堅持繼續射擊。喻佩倫胸前掛滿筐炸彈，奮勇當先。敵人見了無不喪膽，直戰到彈盡被捕。經過晝激戰，由於寡不敵眾，起義軍慘遭失敗。次日，黃興化裝逃往香港。
在這次起義中，不論是戰場還是在敵人法庭、刑場上，革命誌士們都表現出崇高的自我犧牲精神。在犧牲的100餘位烈士中華僑占了1/3.後收屍骸72具，葬於廣州城郊白雲山下紅花崗，後改紅花崗為黃花崗，史稱“黃花崗十烈士”。這次起義也被稱為黃花崗起義。
黃花崗起義的失敗，使同盟會喪失了許多優秀幹部，領導力量大為削弱。但這次起義使清朝統治受到次沉重的打擊，烈士們英勇戰鬥、視死如歸的革命精神，更加振奮了全國人民的鬥誌，鼓舞著人們踏著他們的血跡前進。孫中山後來總結這次起義說：
“是役也，集各省革命黨之精英，與彼虜為最後搏。事雖不成，而黃花崗十烈士轟轟烈烈之氣概已震動全球，而國內革命之時勢實以之造成矣。”
“預備立憲”騙局清朝最高統治者慈禧太後對立憲抱著敷衍拖延的態度，隻求安度晚年。滿族親貴企圖通過立憲鞏固自己的特權，並削弱地方督撫的權勢，進步加強中央集權。漢族官僚則企圖借立憲限製滿族親貴的權勢，給自己帶來更大的發展機會。清廷派載澤等編纂官製，本想大體效法日本，削弱現行督撫權限，將財政、軍事權全部收歸中央，使督撫的權限和日本府縣知事相當。但在討論的時候，遭到參加會議的袁世凱等人的強硬反對。主持會議的奕劻就認為這問題太大，暫把地方官製押後，先議中央官製。中央官製的改革也碰到許多權位、飯碗的軋轢問題，於是有“不議”之說，即軍機處、內務府、旗、翰林院、太監的事不議。這項不議，可議的就不多了。最後在1906年11月6日宣諭中央官製改革方案：
、軍機處不變，“切規製，著照舊行。其各部尚書均著充參與政務大臣，輪班值日，聽候召對”。
、設外務、吏、民政、度支、禮、學、陸軍、法、農工商、郵傳、理藩等11個部，“各部堂官，均設尚書員、侍郎員，不分滿漢”。
、大理寺改為大理院，“專掌審判”；增設資政院以“博采群言”、審計院以“核查經費”，“均著以次設立”。
、太常寺、光祿寺、鴻臚寺並入禮部，練兵處、太仆寺並入陸軍部；都察院改禦史員、副都禦史員，科給事中改為給事中。其餘宗人府、內閣、翰林院、欽天監、鑾儀衛、內務府、太醫院、各旗營侍衛處、步軍統領衙門及順天府、倉場衙門，均不作變動。
這個方案，除變更幾個名稱、歸並幾個舊衙門、增設幾個新衙門外，並沒有多大意義。作為“議院”之“預備”的資政院的設立，又遲遲不見下文。而根據這個方案任命的內閣總理大臣（即軍機大臣）和內閣政務大臣（即各部尚書），共計13人，其中滿族7人，漢族4人，蒙古1人，漢軍旗1人。過去各部堂官滿漢平列，現在“不分滿漢”，卻成為滿個漢，而蒙古、漢軍旗實際上貫依附滿族，漢族不足分之。因此，這個內閣被稱為“滿族內閣”。
“預備立憲”不僅有名無實，而且顯露出滿族貴族借立憲以集權的種種跡象，引起各省官紳的普遍不滿而發動了召開國會的請願運動。作為對國會請願的回應，清政府於1908年9月間宣布“預備立憲”以9年為限，9年後正式召開國會，同時頒布《欽定憲法大綱》和《議院法選舉法要領》、《逐年籌備憲政事宜清單》。
《欽定憲法大綱》以保障“君上大權”為核心，規定皇帝有頒行法律及發交議案、召集及解散議院、設官製祿及黜陟百司、統率陸海軍及編定軍製、宣戰議和及訂立條約、宣布戒嚴及發布命令等權力，並總攬司法權，實際上和專製帝王沒有多少不同。《議院法選舉法要領》對議院職權、議員言論作了種種限製，使作為“民意”機關的議院實際上成為皇帝的谘詢機關。《逐年籌備憲政事宜清單》詳細列舉了9年內每年應辦事項，包括調查戶口、實行會計法、編纂簡易識字課本和國民必讀課本，推廣識字學塾，等等。所列項目，許多都不是為召開國會、實行憲政所必需的“預備”。這樣的“憲法大綱”和9年的期限，自然都不能令人滿意。
1908年11月14、15日，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後在20小時之內先後死去，不滿3歲的溥儀繼承皇位，改元宣統，由溥儀的父親醇親王載灃攝政。攝政王載灃監國的第件大事，是罷斥軍機大臣兼外務部尚書袁世凱。
在罷斥袁世凱的同時，載灃宣示“預備立憲、維新圖治”的宗旨，詔令官員們認真籌辦立憲事宜，務必於1909年內成立各省谘議局，借以穩定局勢、籠絡人心；並先後給戊戌維新中被黜革的已故戶部尚書翁同龠禾、湖南巡撫陳寶箴等“開複原官”，陝甘總督升允、甘肅布政使毛慶蕃等則以阻撓、玩誤憲政而被革職，力圖顯示新朝廷頗有“除舊布新”的氣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