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10月，除新疆奏明緩辦外，各省谘議局相繼成立。設立谘議局是地方官製改革的重要項目，作為省議會的“預備”，但還不是省議會。但絕大多數省份的谘議局，資產階級改良派都占據明顯的優勢，他們的頭麵人物如江蘇的張謇、奉天的吳景濂、湖北的湯化龍、湖南的譚延闓、川的蒲殿俊等，聯袂當選為議長。通過谘議局，改良派取得了“國民代表”的合法資格，成為清末支極為活躍的政治力量。
1910年10月，作為“立議院基礎”的資政院在北京召開第次常年會。議員分“民選”、“欽選”兩種。“民選議員”98人，由各省谘議局議員互選產生，經督撫核定。“欽選議員”包括宗室王公世爵、滿漢世爵、外藩王公世爵、宗室覺羅、部院衙門官、碩學通儒和納稅多額者，按對等原則，也是98人。不過，正副總裁（即正、副議長）是“特旨簡允”的，秘書長也是“請旨簡放”的，所以“欽定”的議員穩占多數。但是“欽選”議員在文化教育程度和對議會民主的理解方麵，都遠不如“民選”議員，實際上是十幾個最活躍的改良派人士如劉春霖、雷奮、羅傑、馬宗夔、籍忠寅、孟昭常、吳賜齡等左右著會議。“欽選”議員往往呆若木雞，或隨聲附和。會開了100天，幾乎沒有辦成件大事。盡管如此，資政院畢竟是中國曆史上第個代表民意的法定機構，具有定的曆史意義。議員們高談國事，抨擊政府，中外記者到會旁聽，報刊報道評說，多少也有些民主的氣息，對於長期生活在封建專製製度的中國人來說，也起了定的啟蒙作用。
谘議局、資政院的開設，是載灃迎合立憲潮流麵，他還有另麵，即力圖集中權力於皇室，首先是軍權。監國伊始，他就另編禁衛軍，由自己親自統率，派弟弟載濤、皇族毓朗等為禁衛軍大臣。接著宣布，攝政王暫行代理大元帥，設軍機處（參謀部），派毓朗、載濤管理。軍機處改軍諮府，即以載濤、毓朗為軍諮大臣。緊接著又派另弟弟載洵等辦海軍，後設海軍部，即以載洵為海軍大臣。載灃還裁撤了近畿督練公所，命近畿陸軍均歸陸軍部管轄。1911年5月，載灃頒布新內閣官製，撤軍機處、舊內閣和會議政務處，由內閣總理、協理大臣和各部大臣充任國務大臣，總攬政務，組成所謂“責任內閣”。
國務大臣共13人，漢族隻有協理大臣徐世昌、外務大臣梁敦彥等4人，滿族9人中，皇族如總理大臣奕劻、民政大臣善耆、度支大臣載澤、海軍大臣載洵、農工商大臣溥倫等又占了5人。這屆內閣於是被稱為“皇族內閣”或“親貴內閣”。皇族組閣，是違反立憲精神的。載灃集權於皇室的用心遂大白於天下。實踐證明，清政府的“預備立憲”，實質上隻是場騙局。
抗捐抗稅和搶米風潮1901年後，為了償還賠款和實行新政，清政府在舊捐稅之外增加名目繁多的新捐稅，使勞動人民大大加重負擔，加上連年災荒，日益陷入饑餓破產的境地。廣大農民和手工業者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紛紛起來“鬧捐抗稅”。到了1909年，各地人民的反抗鬥爭，見於記載的130多次，1910年更猛增到290多次。抗捐抗稅和搶米風潮在各省普遍發生，成為重要的鬥爭形式。其中規模較大的湖南長沙的搶米風潮和山東萊陽的抗捐鬥爭。
1910年，長江流域發生水旱災荒，湖南的農民靠吃樹皮、草根過活。紳士、地主及中外商人卻把人民的災難看作是大發橫財的機會，他們互相勾結，屯積糧食，抬高米價，獲取暴利。湖南巡撫岑春蓂接受英、美、日等外國商人賄賂，允許他們繼續運糧出省，致使湖南米價飛漲。1910年春，米價由常年每升十丈漲到、十文，甚至日數變，鬧得人心惶惶。4月11日，長沙南門外挑水工人黃貴蓀天工錢不過80文，生計無著，憂憤交加，全家老少4口投水自盡。長沙人民聞此慘耗，無不義憤填膺。第天，長沙南門外，又發生碓坊主挑剔大錢，抬高米價的事件。這更引起了群眾的憤慨，在木匠劉永福的帶領下，將碓坊搗毀，並齊聚巡撫署前，要求平糶救災。湖南巡撫岑春蓂，反而在13日逮捕領眾起事的劉永福，激起民眾更大的憤怒，擁入巡撫衙門，要求釋放劉永福，搗毀了轅門、照壁、石獅，岑春蓂下令開槍，打死多人。當晚，憤怒的長沙人民將城廂的碓坊、米店100多家齊搗毀並搶而空，爆發了震動全國的搶米風潮。14日數萬饑民又放火燒了巡撫衙門，搗毀了大清銀行、稅關、官錢局等衙署，還先後焚燒和搗毀些外國教堂、洋行、銀號和巡捕局等，鬥爭矛頭直指封建統治者和帝國主義侵略者。帝國主義派10多艘兵艦開往長沙，清政府也忙調重兵才把群眾鬥爭鎮壓下去。
1910年春，萊陽帶發生霜災，糧食歉收，群眾“缺食者十屆”。縣令朱槐之以“辦理新政”為名，巧立名目，增加捐稅，更是火上加油。這年5月，鄉民700餘人在曲詩文率領下突入縣衙，要求清算被官紳侵吞的備荒積穀，用來度荒和支付捐稅。他們的要求被官紳拒絕，代表被拘押。於是，在曲詩文等的領導下，幾萬人圍困萊陽縣城，堅持兩個多月，進行多次激烈的戰鬥，終因雙方力量對比懸殊而失敗。
保路運動和農民群眾反抗鬥爭相呼應，收回礦、路權的愛國運動也取得了定的勝利。在1905年至1911年收回礦權的鬥爭中，先後收回黑龍江都魯河及吉拉林河砂金礦、山西福公司礦區、奉天錦西暖礦區、川江北廳礦區、雲南碤江、臨安等7府礦區、湖北陽新炭山灣煤礦等礦權。
與此同時，收回路權的鬥爭也蓬勃展開。1905年，湖北、湖南、廣東省人民經過激烈鬥爭，從美國資本家手中收回了粵漢鐵路路權，清政府允許分段集資自辦。1909年，張之洞與英、法、德國銀行團議定湖廣鐵路借款，由於美國強行要求參加，國銀行團改為國銀行團。湖南紳商民眾首先掀起“拒債”、“集股”的保路運動。留日學生出版《湘路警鍾》號召抵製。湖南谘議局初選議員800餘人致函清政府，提出：“鐵路借款，湘人絕不承認。”湖南紳商組織湘省集股會，用抽股、認股等辦法，集資開始修築株洲——長沙段。湖北紳民接著行動起來。留日學生千餘人集會抗議，派張伯烈等回國力爭。紳商學聯合組成湖北鐵路協會，公舉張伯烈等為代表入京抗爭。他們在京和郵傳部尚書徐世昌進行了說理鬥爭，絕食晝夜。消息傳來，湖北各界人士極為憤慨，醞釀采取進步的行動。清政府玩弄欺騙手段，於1909年末和1910年初，先後準許湖南境內粵漢路和湖北境內粵漢、川漢路商辦，但實際上並未廢除向國銀行團的借款合同。
1911年5月9日，“皇族內閣”上台的第天，就不顧全國人民的反對，悍然宣布已經商辦的鐵路幹線律收歸“國有”的上諭。隨即命令端方為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
6月20日，端方與英、法、德、美“國銀行團”簽訂了《粵漢、川漢鐵路借款合同》，以鐵路借款為名，把收歸“國有”的鐵路轉手拍賣給帝國主義。
清政府這種開門揖盜，禍國殃民的罪行，立即激起了全國人民的強烈反對。5月14日，長沙各界群眾萬餘人集會，表示如果帝國主義分子到湖南修路，則“立即全力抵抗”。
緊接著湖北谘議局也召開數千人大會，反對鐵路國有政策。留日學生江元吉割肉血書：
“流血爭路，路亡流血，路存國存，存路救國。”氣氛極為悲壯。
廣東也召開千餘人股東大會，在公司內設立爭路機關部。海防華商會館聲明“粵路國有，誓死不從”。
川的保路運動聲勢浩大，鬥爭最為激烈。1904年，川開始集股設立川漢鐵路公司。於是決定除私人投資外，全省按租抽穀，百分取，凡實收租穀在15石以上者，約按所收穀數提出3成，照市價折銀，名曰“現役”。這些“現役”占了全部股金的80%以上。這樣來，川全省農民的命運都與川漢鐵路的命運聯結在起了。清政府的拍賣路權，侵吞籌集鐵路股銀，不僅侵犯了投資鐵路的商紳的利益，而且直接剝奪了農民群眾的利益，這就使川的保路風潮有更廣泛的群眾基礎。
1911年6月17日，川漢鐵路股東在成都開會，成立“川保路同誌會”，推舉谘議局正、副議長蒲殿俊、羅綸為正副會長。各府州縣紛紛響應，成立保路分會，參加人數達數十萬。保路會每次集會，到會者動輒成千上萬，情緒異常激昂。8月，成都罷市，數十縣聞風而動，卷入了罷市鬥爭。9月，鬥爭發展為全省抗糧抗捐。蒲殿俊、羅綸本來打算把反抗風潮限製在“文明爭路”的範圍內，他們大量印發寫著光緒牌位的黃紙長條，並從光緒的上諭中摘出“庶政公諸輿論”，“川路準歸商辦”兩句話寫在黃條的兩側。令各家各戶張貼，設案焚香，巧妙地從事合法鬥爭。不少同盟會員則聯合會黨把保路運動引向革命，準備發動起義。清政府電令粵漢、川漢鐵路督辦大臣端方抽調湖北新軍入川鎮壓。川總督趙爾豐於9月7日上午詭稱北京來電，把蒲殿俊、羅綸、鄧孝可、顏楷、張瀾等5人誘至督署加以逮捕，同時封閉了川漢鐵路公司和保路同誌會。這樣來，矛盾更激化了。全城數萬群眾聞訊後扶老攜幼湧向督署請願，趙爾豐竟下令開槍鎮壓，又令馬隊在人群中衝撞踐踏，當場打死群眾數十人，傷者無數。並下令3日不準收屍，督署前慘不忍睹。同時，成都城門緊門，交通郵電全被封鎖，更加激起了人民群眾的憤怒。
全省幾十州縣迅速組織保路同誌軍，雲集成都城下的同誌軍就有10餘萬人。在革命黨人龍劍鳴和哥老會首領秦載賡等人率領下，英勇奮戰，重創清軍。但由於缺乏統指揮，戰鬥持續10餘天，省城仍未攻下，同誌軍陸續轉而分兵攻打各州縣。
9月25日，同盟會員吳永珊（即吳玉章）和王天傑在榮縣宣布獨立。這是辛亥革命時期由同盟會員建立的第個縣政權。此後，各州縣紛紛效法，獨立的浪潮席卷全川。
川的保路同誌軍起義，牽動了全國，鼓舞了資產階級革命黨人的鬥誌，從而，導致了辛亥革命的總爆發。
武昌起義武漢向稱“省通衢”，是當時國內僅次於上海的第大城市。它是帝國主義侵略的重要據點和清朝反動統治的個重心，也是資產階級革命力量發展迅速的地區和各省革命黨人聯係的樞紐。革命與反革命的鬥爭，在這個地區格外激烈。自1904年武漢第個革命團體科學補習所成立以來，湖北革命黨人便把新軍作為進行革命活動的主要對象。科學補習所設有專門負責新軍工作的幹事，不斷將青年學生、會黨群眾輸送入伍，努力擴大新軍中的革命力量。雖然革命團體遭到幾次破壞，團體名稱再變更，但從日知會、湖北軍隊同盟會、群治學社、振武學社，直到文學社以及共進會等革命團體，都有許多革命知識青年以當兵為掩護，長期潛伏在軍隊裏進行艱苦細致的宣傳工作和組織工作，始終堅持不懈。根據多年積累的秘密工作的經驗，革命黨人在湖北新軍的標（團）、營、隊（連）各級都推舉了他們的代表，組織網遍及湖北新軍各基層單位，參加革命組織的士兵群眾達千人，占湖北新軍總數的1/3左右，為武昌起義的發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911年的廣州起義，大大鼓舞了全國人民的鬥爭意誌，革命形勢派大好。湖北革命黨人決定利用這個大好時機，在武漢發動起義。為了加強對武漢地區革命力量的領導，共進會和文學社兩個革命團體在同盟會中部總會的斡旋下決定聯合行動，於9月24日組織統的起義領導機構，推舉文學社領導人蔣翊武為湖北革命軍部指揮，共進會領導人孫武（即孫葆仁）為參謀長，兩團體的重要骨幹劉堯、彭楚藩等為軍事籌備員。他們擬定了起義的詳細計劃，推定了武裝起義後軍政府的負責人，草擬文告，派人到上海迎接同盟會領導人來鄂主持大計，同時和鄰近各省進行聯係，策動響應。武昌起義之前，湖北革命黨人是作了比較周密的準備和部署的。
這時，孫中山遠在海外籌款，以接濟國內的革命活動。黃興在香港接到有關湖北情況的報告後，即複函讚成在武漢發動起義：不過，他要湖北革命黨人等待孫中山籌措20萬元巨款和購買大批槍支彈藥後發動。湖北革命黨人認為，起義時機已經成熟，“勢成騎虎”，不能等待。同時，他們看到清政府從湖北抽調大批新軍前往川鎮壓保路運動，新軍中的革命骨幹將隨軍離去，湖北革命力量有被削弱的危險。因此，他們堅決表示，即使“無外款接濟”，也“勢在必行”。
湖北革命黨人原訂農曆月十日中秋節（10月6日）舉行起義，由於準備不及而延期。10月9日，孫武在漢口俄租界製造炸彈失慎爆炸，沙俄巡捕聞聲趕來，孫武逃匿醫院，而準備起義的旗幟、符號、文告、印信等全被搜去。第天，設在武昌的指揮起義的秘密機關又遭破壞，彭楚藩、劉堯等被捕，蔣翊武逃脫。湖廣總督瑞下令殺害彭、劉及楊洪勝人，全城戒嚴，按照查獲的名冊搜捕革命黨人。武昌形勢頓時緊張起來。
革命麵臨十分嚴峻的考驗，起義活動已成“群龍無首”的狀態。但革命黨人和新軍中的革命士兵群眾，沒有畏懼退縮，在失去指揮機關的緊急情況下，自行聯係，堅決發動了起義。
10月10日晚，新軍工程第營的革命黨人打響了起義的第槍。他們打死鎮壓起義的反革命軍官，幾十人衝往楚望台軍械庫奪取彈藥。軍械庫守軍中的革命士兵們聞風響應，舉占領了楚望台。接著，步、炮、輜重各營和軍事學堂學生約5營兵力，紛紛起義，齊集楚望台，臨時推舉原日知會員、隊官吳兆麟擔任指揮，向總督衙門發動攻擊。革命士兵們奮不顧身，血戰通宵，占領了總督衙門、藩庫等重要機關，湖廣總督瑞倉皇逃往停泊長江的兵艦上。起義軍夜之間占領了武昌城，取得了首義的勝利。11日晚和12日晨，駐漢陽、漢口的新軍先後起義，武漢鎮完全為革命黨人所控製。
這時，革命所麵臨的首要任務，是立即建立革命政府，擴大革命的成果，把革命繼續推向高潮。湖北革命黨人是奉孫中山為領袖的，文學社和共進會都與同盟會有密切的聯係，但孫中山遠在海外，至12日上午才獲悉武昌起義的消息，時不可能趕回國內。
黃興和同盟會其他重要領導人也分別在香港、上海等地。直接組織這次起義的文學社、共進會的領導者，在起義前，有的負傷，有的犧牲，有的被迫逃出武漢。11日，經過夜戰鬥的起義士兵群眾，聚集在湖北谘議局，準備推舉都督，建立革命軍政府，他們沒有意識到應當把軍政府的權力掌握在自己手裏，錯誤地以為需要社會上有名望地位的人出麵號召，於是邀請谘議局議員和地方紳商舉行會議，推舉清朝高級軍官、十混成協（旅）的協統黎元洪為軍政府的都督。
黎元洪（1864—1928年），字宋卿，湖北黃陂人。早年畢業於北洋水師學堂，後來在北洋海軍中任職。甲午戰爭後他投奔湖廣總督張之洞，頗受寵信，次被派往日本學習，由管帶升至協統的職位。10月10日晚，武昌起義的槍聲打響後，黎元洪仍堅持頑抗，親手殺死了響應起義的士兵2人。起義的迅速勝利，迫使他倉惶逃到個營管帶家裏躲藏。由於他平時在漢族官僚中以“開明”著稱，起義前革命黨人就有過推他為都督的擬議。黎元洪並不願意順從革命，又不敢公然反對，他是被革命黨人用手槍逼上都督席位的。湖北軍政府設軍令、參謀兩部，軍政多由參謀部主持。至於政務、交涉等事務，革命黨人感到自己無能為力，願意讓湖北谘議局議長湯化龍擔任民政部長，主持有關工作。湯化龍原是立憲派首領，在立憲運動破產後對清廷絕望。他在11日推舉湖北軍政府都督的會議上表示：“革命事業，鄙人素表讚成”，“關於軍事，請諸位籌劃，兄弟無不盡力幫忙”。過了幾天，他便發布了個冒稱同盟會東京本部草擬的《中華民國軍政府條例》，由都督兼總司令，改民政部為政事部，下設外交、內政、財政、司法、交通等局，總攬政務。政事部由湯化龍任部長，下麵個局的正副局長幾乎全是清色的舊派人物。
雖然這個條例不久即被革命黨人否定，各局律改為部，隻給湯化龍留下個編製部長的閑職，其他各部都由革命黨人負責，湯化龍因而棄職東去。但首義的湖北軍政府，由新軍高級軍官、立憲派首領出麵主持，卻具有“示範”的作用，為後來響應革命的許多省份所效法。
革命形勢在全國的迅速發展首先響應武昌起義的是湖南和陝西兩省。10月22日，湖南革命黨人焦達峰、陳作新等發動會黨和新軍進攻長沙，巡撫餘誠格逃遁，起義軍推舉焦、陳為正、副都督，建立湖南軍政府。湖南起義後，不僅鞏固了湖北的後方，而且派遣軍隊支援了武漢抗擊清軍的戰鬥。同天，陝西同盟會會員景梅、井勿幕等聯絡會黨和新軍起義，代理巡撫錢能訓逃走，陝西軍政府在西安建立，原日知會會員、新軍隊官張鳳歲羽為都督。井勿幕率領起義軍渡河攻入山西，從側麵威脅南下的清軍，並切斷了清政府和西北地區的聯係。
10月23日，駐江西江的新軍響應武昌起義，擁標統馬毓寶宣布獨立，成立江軍政分府。江獨立，解除了長江下遊清軍對武漢的威脅。31日，同盟會員蔡公時聯合南昌各界在谘議局開會，準備擁清朝巡撫馮汝馬癸宣布獨立，馮拒絕接受。蔡公時發動新軍起義，建立了江西軍政府。後來，由同盟會員李烈鈞任都督。
10月29日，山西新軍中的革命黨人發動起義，殺死巡撫陸鍾琦，組成山西軍政府，由新軍協統閻錫山任都督。
10月30日，雲南同盟會員李根源、羅佩金聯合新軍協統蔡鍔以及管帶唐繼堯等發動起義，組成雲南政府，蔡鍔為都督。
11月3日，上海的同盟會員張承等發動工人、防營和會黨起義，次日攻克江南製造總局，占領了上海，同盟會員陳其美被推舉為上海軍政府都督。
上海起義直接推動了浙江、江蘇的獨立。11月4日，浙江革命黨人在上海的支援下，聯合新軍和防營占領了杭州，立憲派首領湯壽潛出任浙江軍政府都督。上海起義的消息傳到蘇州，江蘇立憲派和紳商、官僚立即搶先步，要求巡撫程德全宣布獨立。5月，江蘇軍政府成立，程德全搖身變，由巡撫成了都督。
11月4日，貴州革命黨人發動新軍和陸軍學堂學生起義，占領貴陽，成立貴州軍政府，新軍教練官楊藎誠為都督。
11月5日，安徽同盟會員聯合團練發動起義，占領壽州，連克潁上、亳州等地。8日，立憲派勸說巡撫朱家寶宣布獨立，並推朱為都督。後來，起義軍內部發生武裝衝突，朱家寶感到形勢不穩，逃離安徽，同盟會員孫毓筠、柏文蔚任安徽軍政府都督。
11月6日，廣西谘議局議決與清政府脫離關係，推巡撫沈秉為都督。不久，前清軍提督陸榮廷發動兵變，攫取了都督職位。
11月9日，福州同盟會員許崇智率軍起義，推第十鎮統製孫道仁為福建軍政府都督。
同日，廣東宣布獨立，兩廣總督張鳴岐逃入租界，同盟會員胡漢民任都督。
從武昌起義到11月9日，短短個月內，全國已有湖北、湖南、陝西、江西、山西、雲南、浙江、江蘇、貴州、安徽、廣西、福建、廣東等13省和最大城市上海以及其他省許多州縣宣布起義，清朝的部分海軍也投奔到革命方麵來。至11月下旬，川重慶革命黨人發動起義，川東南50多州縣響應。在川資州，部分新軍起義，殺死了前來鎮壓保路運動的端方。河南信陽附近京漢鐵路工人和農民組成的民軍，拆毀鐵路，襲擊軍用列車，有力地支援了武漢革命軍。甚至在清王朝統治中心地區直隸，革命黨人也策動駐灤州的新軍第十鎮和駐保定的新軍第鎮舉事。
革命形勢以日千裏的速度發展，清政府已陷入了資產階級革命的汪洋大海中，清王朝的滅亡隻是個時間問題了。
中外反動勢力的反撲及南北議和武昌起義使中外反動派十分震驚。他們隨即采取各種手段試圖撲滅這場革命烈火。英國公使朱爾典立即要求駐華英國海軍，“給以他力所能及的切援助。”漢口的俄國領事也主動建議“讓租界義勇隊出動，”撲滅革命。幾天之內，帝國主義列強在武漢江麵集中了20艘外國軍艦，對起義軍施加壓力，伺機幹涉。至11月間，外國軍艦遊弋在中國領水已達51艘。海軍1.9萬多人集中在長江中下遊，並以7000兵力分駐北京至山海關鐵路，又向沿海各口岸和北京使館區增兵、企圖阻止革命的發展。但是他們看到革命形勢迅猛發展，用武力挽救清王朝的統治已無希望；同時又看到革命黨人對列強抱有明顯的幻想和妥協，承認帝國主義在華特權和不平等條約。於是便改換方式，宣布“嚴守中立”，企圖在“中立”的幌子下加緊扶植新的代理人，以取代行將崩潰的清王朝，這個代理人就是北洋軍閥頭子袁世凱。
武昌起義的第天，國銀行團的美方代表就揚言：“如果清朝獲得袁世凱那樣強有力的人襄助，叛亂自行平息。”英、美公使再示意，必須重新起用袁世凱，才能把中國“引上生活的常規”。時“非袁莫屬”、“非袁則亡”的輿論甚囂塵上。
武昌起義後，清政府急忙派陸軍大臣蔭昌率領北洋軍趕往武漢鎮壓。但是，北洋軍是袁世凱手培植起來的軍閥軍隊，大部分將領都是袁的心腹爪牙，蔭昌指揮不靈，軍事毫無進展。10月14日，清政府隻得重新起用袁世凱為湖廣總督，兼辦“剿匪事宜”，要他統率北洋軍隊南下鎮壓革命。袁世凱想乘機索取更大的權力，借口“足疾未愈”，遲遲不肯出山。同時，暗中指使他的親信馮國璋、段祺瑞等北洋將領采取觀望態度，以便他向清政府討價還價。
10月19日，湖北革命黨人攻克劉家廟，隨後湖南、江西、陝西相繼獨立，清政府隻好於27日任命袁世凱為欽差大臣，節製湖北海陸各軍及長江水師。袁世凱這次雖南下視師，但仍不滿意，提出召開國會，組織責任內閣，實際上是要求授予他軍政全權。全國革命形勢迅速發展，載灃等權貴惶恐萬分，被迫屈服，趕忙下“罪己詔”，頒布憲法“十信條”，下令釋放政犯，解散“皇族內閣”，任命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組織“責任內閣”。
袁世凱由於目的已經達到，於是欣然走馬上任。
袁世凱掌握清政府軍政大權後，采取了反革命兩手策略，手借清王朝力量打擊革命勢力，手借南方的革命力量壓迫清政府，以達到既將革命鎮壓下去，又要迫使清皇室交出政權，最後建立自己獨裁統治的目的。於是他急令北洋軍進攻武漢，11月2日，漢口陷落，北洋軍焚劫市區，借此對革命黨人施加壓力。
11月16日，袁世凱內閣在北京組成，主要成員都是他的親信。同時，載灃以醇親王之名號退居私邸。英國外交大臣滿意地說：“我們對袁世凱懷有極友好的感情和尊敬……這樣的政府將獲得我們所能給予的切外交援助。”這時，袁世凱在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支持下，開始集中全力對付南方革命勢力。
袁世凱到北京就職，馬上得到國銀行團的貸款，英國公使朱爾典更出麵幫助他策劃“南北議和”。實際上是向革命施加壓力，強迫革命黨人將政權交給袁世凱。
11月26日，由英國駐漢口領事出麵，向湖北軍政府提出南北停戰議和的建議。袁世凱則在同天命令馮國璋猛攻漢陽，向革命軍施加壓力。第天攻陷漢陽，並在龜山上架炮隔江轟擊武昌都督府。黎元洪急忙逃離武昌，湖北軍政府同意從12月3日起停戰天。
經過段時間的秘密活動，南北雙方於12月18日開始在上海進行和談。袁世凱的全權代表唐紹儀與南方革命政府代表伍廷芳在英租界市政廳正式談判。從18日到31日，雙方舉行了5次會談，談判內容主要是停戰、國體和召開國民會議問題。英、美、法、日、德、俄國駐上海總領事，奉命采取致行動，壓迫革命方麵妥協。20日舉行第次會談時，國總領事同時照會南北議和談判的首席代表伍廷芳和唐紹儀，粗暴地要求雙方“盡速成立和解，停止現行衝突”。在這同時，它們在政治上拒絕承認南方革命政權，在經濟上切斷南方革命政權主要財源，卻把海關稅收的部分送到袁世凱手中，並由國銀行團向北京提供300多萬兩貸款。此外，帝國主義軍艦還在長江水麵上向南方革命勢力示威，並叫囂如不停止“內戰”，就要進行武力幹涉。壓迫南方革命勢力盡快向袁世凱妥協。
在南北議和過程中，混進革命內部的立憲派和舊官僚，他們害怕革命繼續發展將危及自己既得利益。因而，對革命派施加壓力，要求接受袁世凱所提出的條件，實現南北“和解”。使革命麵臨著流產的危險。
南京臨時政府的成立1911年12月25日，孫中山從海外回國，抵達上海。由於孫中山是公認的革命領袖，在全國人民中有很高的威望，因此，正彙集在南京的各省代表於26日舉行會議，議決選舉臨時大總統，籌組中央政府。29日，各省代表會議進行選舉，孫中山當選為臨時大總統。
1912年元旦，孫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職，宣布中華民國成立，稱民國元年。3日，各省代表會議選舉黎元洪為副總統，通過了孫中山提出的國務院人選，組成南京臨時政府。
月底，由各省代表會議的代表組成臨時參議院。
中華民國的誕生，宣告了清王朝的滅亡和封建帝製在中國曆史上的終結。
從武昌首義到成立南京臨時政府，符合當時各族人民的願望，激起了各族人民反帝反封建民主精神的高漲。孫中山在宣誓就職時，宣布了國內各民族平等的主張，受到各族人民的熱烈歡迎，增強了中國各民族的團結。
武昌起義和南京臨時政府的成立，給台灣省同胞以極大的鼓舞。1912年發生了林杞埔（台中竹山）起義和土庫（嘉義）起義。1913年同盟會人羅福星等在苗栗組織起義。
這些起義雖被日本帝國主義殘酷鎮壓下去，但台灣全省人民更加堅定了反抗殖民主義奴役、同自己的骨肉同胞早日團聚的戰鬥意誌和決心。
南京臨時政府在短短個月內，還頒布了些符合人民利益的政策法令，諸如命令各省官廳焚毀刑具，停止刑訊；取消清朝法律中對於各類所謂“賤民”的歧視條令；通令保護華僑；禁止販賣人口；廢除奴婢賣身契約和主奴名分；通令剪辮；禁止纏足等。
1912年3月11日，孫中山以大總統名義公布了臨時參議院議決的《臨時約法》章十條。這個具有資產階級民主精神的約法，對於清除封建專製主義，推行民主和法製，是有作用的。此後幾年，它直是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用來反抗軍閥獨裁統治，爭取在中國貫徹實行的成文方案。
但是，南京臨時政府對待帝國主義是軟弱的。它所發表的《對外宣言》，承認外國在華的切既得利益，承擔償付清政府的外債和“賠款”的義務，希圖以此爭得列強的同情和支持。對於帝國主義的粗暴幹涉和危言恫嚇，借口保護僑民而增派兵員、船艦侵入中國，以及截留關稅鹽稅以困厄革命等挑釁行為，臨時政府也采取隱忍退讓的態度，深恐有觸犯，就招來災禍。
南京臨時政府也沒有施行任何變革封建土地製度的措施，以致不能在廣大的農村掀起反封建的運動，從而爭得億萬農民的支持。所以，在抵抗內外反動勢力的反撲時，臨時政府也就顯得窘乏無力，難於堅持鬥爭。
武昌起義聲槍響，全國響應，各省紛紛宣布獨立。清廷這時慌亂團，急忙起用袁世凱，令其節製水陸各軍，向革命軍猛撲。
袁世凱竊取政權孫中山回國前，革命派已與袁世凱達成用革命成果換取袁世凱承認共和的協議。
“如袁世凱反正，當公舉為臨時大總統”，已成為各省代表會議的決議和南北議和的先決條件。孫中山是不願妥協的，還責備黃興過於軟弱。但他當選臨時大總統也隻能執行已有協議，“暫時承乏，而虛位以待”。催促袁世凱“早定大計”。袁世凱打算用南方臨時政府作籌碼逼清政府讓位於他，但孫中山就任臨時總統卻使他非常惱怒，他宣稱唐紹儀逾權，“且協約未決，南人先組織政府，公舉大總統，有悖協約本旨。”對商定的關於召開國民會議的各項辦法，概拒絕承認。又在孫中山就職之日，唆使部將馮國璋、段祺瑞等發表通電，反對民主共和，主張君主立憲，要求清王公貴族拿出錢來，誓死抵抗；並撤消唐紹儀的議和代表資格，故意製造決裂勢態。
孫中山對此組織了反擊。1月11日，孫中山宣布自任北伐軍總指揮，並製定了路北伐的計劃。北伐發動後，軍心振奮，捷報頻傳，大有直搗黃龍之勢。但是北伐並沒有順利發展，這時，帝國主義公開出麵支持袁世凱，他們繼續把海關收入交給清政府，對革命軍不提供任何貸款；並阻止革命軍在秦皇島登陸。駐北京各國外交使團宣布不準在京奉鐵路兩側十裏內戰鬥，而且派兵進駐京榆段（從北京至山海關），對革命派大肆恫嚇。
立憲派舊官僚在革命高潮中依附革命，但是他始終與革命派同床異夢。他們不僅在南北和談中設計套使辛亥革命流產的方案，而且對革命政權也進行了拆台活動。
不僅如此，立憲派、舊官僚和革命隊伍內部的妥協分子還大造輿論，危言聳聽地宣揚帝國主義旦幹涉，中國便有亡國滅種的危險。大多數革命黨人也憂心忡忡，仿佛塌天大禍就在眼前。這樣，南京臨時政府既無法頂住中外反動勢力施加的種種壓力，也不能衝破革命陣營內部妥協勢力的包圍。
由於帝國主義、軍閥勢力和妥協分子的聯合進攻，革命黨人中妥協的思想逐漸占了風。先是袁世凱露骨地要求清政府與南京臨時政府同時解散，由他采用共和形式另立統政府，南京臨時政府無法接受這個無理要求。孫中山揭露“袁氏之意，實欲使北京政府、民國政府並行解散，俾得人而獨攬大權”，堅持他在就職誓詞中所提出的“俟各國承認後，始行解職”。孫中山的主張遭到反對，被迫放棄各國承認民國的條件，但仍堅持認為取消南京臨時政府“於理絕對不行”，同意與袁協商組織政府，又次作了讓步。
如何“處置清帝”是另個重要的爭議問題。袁世凱為了使舊秩序減少變動，並順利地從清王朝手中得到政權，要求給清帝及皇室以極高的“優待”。其主要內容是：皇帝稱號不廢；每年由民國政府給400萬元；暫居皇宮，以後移居頤和園；原有私產由民國特別保護等。這個荒謬的優待條件，使孫中山、黃興等些革命黨人感到是奇恥大辱，實在難以接受。然而，南方議和代表卻認為保留皇帝稱號，不過是“虛名”，“不必重視。
……共和目的已達，其他枝節似可從寬。”結果妥協派占了上風。2月6日臨時參議院正式通過優待條件。
袁世凱得到南方讓權的確切保證後，馬上開始逼宮。清朝皇室的些王公貴族當然不願退出曆史舞台，他們結成宗社黨，堅決反對清帝退位。1月26日，京津同盟會員彭家珍在北京投彈炸死了宗社黨首領良弼，宗社黨成員紛紛逃離北京。與此同時，袁世凱又暗中指使不久前還通電主張君主立憲的段祺瑞等46名北洋軍將領聯名電奏清廷，要求“立定共和政體”，否則將帶兵入京。已經被革命嚇破了膽的清皇室再也無法支撐局麵，不得不在1912年2月12日頒發了皇帝退位詔書，統治中國260多年的清王朝宣告結束。
孫中山得悉清帝退位詔書及袁世凱讚成共和的電報後，為了實踐讓總統給袁的諾言，除對詔書中“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語表示異議，指出“共和政府不能由清帝委任組織”外，遂即於2月13日，向南京參議院提出辭職和推薦袁世凱，15日參議院舉行臨時大總統選舉會，17省議員，每省1票，全體致選舉袁為臨時大總統，並於是日發電給袁，稱譽他為“中華民國之第華盛頓”。16日袁欣然接受。就這樣，袁世凱篡奪全國政權的陰謀逐步得到了實現。
孫中山雖然對袁讓權，但對袁並非沒有戒心。在向臨時參議院提出辭職時。附有個條件：“（）臨時政府地點設在南京，為各省代表所議定，不能更改；（）辭職後，俟參議院所舉定新總統親到南京受任之時，大總統及國務各員乃行辭職；（）臨時政府約法為議院所製定，新總統必須遵守頒布之切法製章程”孫中山想以這個條件達到兩重目的：第、建都南京，把袁世凱調離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統治的老巢，以削弱其勢力；第、用《臨時約法》約束袁世凱，防止他實行封建軍事獨裁。
奠都南京和新總統南下就職，成為以孫中山為首的南京臨時政府與袁世凱反動集團之間的最後戰。孫中山知道袁世凱不肯輕易離開他的巢穴，起初是再催促袁南下就職，繼而特派蔡元培等為專使，北上迎接。迎袁專使蔡元培等行，於2月27日抵京。袁世凱表麵上盛大歡迎，“懇談”南下問題，暗中卻在29日晚密令他的嫡係部隊在北京、天津等地製造暴亂，“北京城內炮聲起，所在縱火，招待所亦有兵士縱槍毆打而入，擄搶空。”同日晚，保定和京保沿線也發生軍隊哄搶事件，亂事延續兩晝夜。然後袁世凱以北方局勢不穩作為不能南下的借口。孫中山得知後，決定出兵平亂。這時帝國主義又次出麵支持袁世凱的陰謀，北方公使團以“兵變”為借口，派各國軍隊在北京街頭巡邏。隨後俄、日、英、德、美、法等國，又分別從哈爾濱、山海關、旅順、青島、香港等地，陸續增調軍隊入京，總數達3000人，製造緊張空氣。段祺瑞、馮國璋等北洋將領更發出通電：“臨時政府必應設於北京，大總統受任必暫難離京步。”黎元洪危言聳聽地通電各省，說：“舍南京不至亂，舍北京必至亡。”如果相爭不決，就將導致“兵亡”、“民亡”、“國亡”、“種亡”。革命陣營中也有部分人主張妥協。孫中山被迫再次遷就退讓。3月6日，臨時參議院議決允許袁世凱在北京就職。
3月10日，袁世凱如願以償在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口是心非地宣讀了“發揚共和之精神，滌蕩專製之瑕穢，謹守憲法”的誓詞，任命唐紹儀為總理，負責組織第屆內閣。
25日，唐抵南京組織新內閣，接收臨時政府，他把內政、外交、陸軍和海軍個主要部門，都交由袁世凱的爪牙掌握，財政部也在擁袁的立憲派手中。同盟會員蔡元培、宋教仁、陳其美分別擔任教育、農林、工商等部總長，而握有軍權的黃興則被任命為南京留守府的留守。孫中山在4月1日正式解職，臨時政府陸續北遷，新生的中華民國表麵上完成了國家的統，實際上政府大權轉到大地主、大買辦階級的代表袁世凱的手裏。從此，辛亥革命出現的光明熄滅了，開始了北洋軍閥反動政府統治的黑暗時代。
辛亥革命曆史意義辛亥革命是資產階級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它的曆史意義是深遠的，留下的經驗教訓的寶貴的。
從19世紀40年代起，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人民前赴後繼，進行了英勇的革命鬥爭。辛亥革命同以往革命不同的是，因這個革命是由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派及其政黨領導的，有比較完整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綱領，建立了資產階級性質的政權，頒布了資產階級共和國憲法性質的《臨時約法》，因此，辛亥革命是中國近代史上具有比較完整意義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辛亥革命趕跑了皇帝，推翻了統治中國260多年的清王朝，廢除了持續2000多年的中國封建君主專製製度，推動了曆史前進。
辛亥革命建立了資產階級共和政體，使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使民主主義思潮成為不可抗拒的曆史潮流。
辛亥革命也革了帝國主義的命。中國人民所以要革清政府的命，就因為它是帝國主義的走狗。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也就打擊了它背後的帝國主義。從此，帝國主義很難找到像清政府那樣理想的統治中國人民的工具。
辛亥革命在定程度上給予資本主義發展以新的推動。南京臨時政府所采取的保護和獎勵民族工商業的政策和措施，為民族資本主義工商企業的發展創造有利條件，使近代工業獲得了較快的增長。
辛亥革命爆發在約占世界人口1/4的亞洲的個大國，對東方和世界都不能不發生影響。中國革命打擊了帝國主義，在中國人民革命鬥爭的鼓舞下，越南、印度尼西亞、菲律賓等國人民都掀起了爭取民族解放的鬥爭，形成了次亞洲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潮。
辛亥革命是中國近代史上場最偉大的鬥爭，它的失敗主要是因為中國資產階級沒有能夠提出個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綱領。同盟會的綱領是反滿、反君主政體和主張不切實際的“平均地權”。他們害怕帝國主義，企圖以承認帝國主義切特權來換取帝國主義的承認、同情和援助，自然就放棄了反帝鬥爭。他們隻關注建立“共和”政體，沒有認識必須反對封建地主階級。他們在掌權的日子裏，也沒有解決廣大農民的土地問題。
其次，資產階級革命派在革命關鍵時刻，無法形成個堅強的領導核心，大批革命黨人反而轉化成新官僚、新軍閥、新政客，站到袁世凱方麵去反對革命。
由於領導這次革命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使他們缺乏遠見，缺乏足夠的勇氣，並且有不少人害怕民眾。因此，就決定了他們提不出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綱領和堅決的革命路線，也不能用正確思想武裝自己的隊伍和動員廣大的群眾，因而也就無法戰勝強大的敵人。
辛亥革命的失敗，提供了深刻的曆史教訓：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進行民主革命，必須把反帝反封建鬥爭結合起來，必須把廣大農民發動起來，摧毀封建剝削製度的基礎，這是革命能否取得勝利的關鍵。
辛亥革命的失敗證明，在帝國主義時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資產階級不可能領導民主革命取得勝利，這個民主革命，隻有在中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下，才能取得徹底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