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子
20世紀80年代末，“共產主義體製”瓦解，正如弗朗西斯·福山“曆史的終結”論所代表的那樣，人們對民主主義（議會製）和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全球化將要帶來的樂觀前景津津樂道，馬克思的《資本論》和《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這類著作看上去似乎早已失去了意義。但也就是這一時期，這些著作開始發出緩慢而強烈的光芒。此後，我們看到的是世界經濟結構的不景氣和代議製度的機製不健全。但是，這並不意味著資本主義和近代國家的崩潰，而是暴露了曆史處於一種難以擺脫的反複之中。
《資本論》和《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所涉及的正是這種難以擺脫的反複。《資本論》研究的是資本積累運動本身無法擺脫的反複性。資本必須依靠不斷的差異化以實現自我增殖。而且，它不能避開危機—繁榮—蕭條—危機這樣的反複（周期循環）。《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討論的是近代國家的政治形態難以解決、而又希望解決所導致的難以擺脫的反複性。必須承認，在20世紀90年代我們仍然處於這種反複之中。
例如，關於世界性的經濟危機和議會製失敗的到來，許多人談到一種預感，認為20世紀90年代與30年代是相似的。這種觀點似乎隻是“左翼”中間一直存在的某種危機期待論。但是，在舊左翼已經喪失威信的現在，我認為這仍是值得認真探討的問題。這種反複性體現了世界資本主義中被稱為“康德拉季耶夫曲線”的約60年的周期循環。
N。D。康德拉季耶夫的“長期波動理論”，詳見愛倫斯特·蒙代爾《後期資本主義》第1卷第4章（日譯本，東京：拓殖書房，1980）。另外，參見伊曼努爾·沃勒斯坦《長期波動》（日譯本，東京：藤原書店，1992）。
從經濟的觀點來看，30年代處於向“後期資本主義”的過渡中，再往前推60年，即19世紀70年代則處於自由主義向帝國主義的過渡之中。從這個意義上講，20世紀90年代便產生了向全球化市場經濟的過渡。在此，我不想詳細論述。我想論述的是這些超越時代差異、創造出新階段的難以擺脫的反複。
所謂曆史的反複並非意味著相同事件的重複。能夠反複的並非事件（內容），而是形式（結構）。事件本身能夠避免反複，但是，像周期循環那樣的某種結構是無法避免反複的。我所涉及的反複是那種反複強迫症。正如弗洛伊德所說的那樣，所謂反複強迫症是那種絕對回憶不起來的向“被壓抑者”的回歸。它代替回憶，在當下反複。我們能夠回憶起的隻有發生的事件。所以，從事件的層麵上，比較19世紀70年代、20世紀30年代、20世紀90年代就會失去其中存在的“被壓抑者的回歸”。為了觀察這一切，我們需要《資本論》，尤其是《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這是因為，馬克思在這些著作中從一開頭就涉及了曆史上的反複性問題。這種情況下，“被壓抑者”是什麼呢？這與開頭所敘述的話題，即議會製和資本主義經濟中的代表（representation）問題相關。的確，這些體係是壓抑性的。但是，形成反複強迫症的不是這樣的壓抑。所謂絕對無法表象的“被壓抑者”是使這種表象體係成為可能的“漏洞”。但是，這個漏洞並非不可視，而是隨處可見的。正因為如此，它才作為“漏洞”隱藏起來。
例如，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可以說貨幣就是這樣的“漏洞”。《資本論》的作者馬克思闡明了貨幣與其說是超越其承擔者=人的意誌而被迫進行無窮無盡的自我增殖運動，不如說是“存在=無”（海德格爾）本身。古典經濟學嘲笑了崇拜貨幣的重金主義者（重商主義）的本末倒置。但是，當信用係統崩潰時，人們蜂擁而至，為的就是貨幣。對於古典經濟學家或者新古典經濟學者來說，貨幣僅僅是表示價值的尺度和支付的手段，也就是看得見的“存在者”。然而，正因為如此，貨幣這一“存在=無”，換言之，使物存在於商品形態（價值形態）成為可能的那個東西被隱藏起來了。人們是在經濟危機中——不管它是否戲劇性現身——感受到它。但在此時，人們跪拜於貨幣，它不單單是物，而是崇高的“物神”。反過來說，貨幣作為難以表象的東西存在著，人們體驗到它是在作為反複強迫症的經濟危機之中。
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表象=代表體係所具有的“漏洞”就是被殺掉或者驅逐的“國王”。我們從那個寶座上看到作為“皇帝”的波拿巴複活了。國王和皇帝以及總統與貨幣一樣實際存在著。但，重要的是他們使代表製成為可能的“存在之無”。所以，“國王”和“皇帝”是誰？或者，就連實際上他們是否被稱為國王和皇帝，也不是問題。問題是人類在近代獲得的議會製（代表製）與現實可見的國王、總統以及皇帝這些存在者不同，具有絕對無法填補的漏洞，這就是作為向“壓抑者的回歸”而反複的事態。
在此，我提及《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是因為從中可以解讀出19世紀70年代、20世紀30年代、90年代作為症候而不斷反複的東西。發生在法國的那個事件當中包含預見性。不過，令我如此思考的與其說是事件本身，毋寧說是馬克思的精辟分析。毋庸贅言，《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是分析同時代法國政治狀況的緊跟時事的作品。從現在的曆史學角度來看，這一定是不充分的。很顯然，關於實際的路易·波拿巴和法國第二帝國政治，應該看到更加複雜的狀況。但是，我從《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看到的並非實際的曆史，而是有關國家原理的研究。這類似於《資本論》與英國經濟史的關係。在《資本論》當中英國經濟史的確是被用作了資料，但是，我們可以脫離開英國經濟史來解讀《資本論》，也應該這樣讀。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想要闡明的是依靠貨幣組成的幻想性的體係。那不應該稱為經濟基礎。相反，那是形成並且隱蔽了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換言之，乃是表象的體係。所以，其中一直包含著崩潰的危機。而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則論述了另外一個表象的體係，那就是代表製所具有的不可避免的危機。如果說《資本論》是把經濟作為表象來理解的話，那麼可以說《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則是把政治作為表象問題來處理的。如果《資本論》是近代經濟學“批判”的話，同樣，《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就是對近代政治學的“批判”。不僅如此，波拿巴主義中以上兩個方麵是相聯係的。所以，《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所涉及的問題不單純是過去的事件，也包含了貫穿於20世紀30年代的法西斯主義和90年代的狀況中的問題。
從《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出發思考問題具有如下幾個優點：例如，我們思考20世紀30年代的法西斯主義的時候，不能將此作為德國與意大利兩個特定國家的事件來看。那樣，反而看不見30年代全球範圍發生的問題。進而，不能成為研究90年代“反複”問題的契機。如前所述，事件本身不會反複。這樣一來，法西斯主義就變成僅僅是過去的問題了。但是，既然議會製和資本主義存在的問題還沒有消失，曾經存在的問題今後也會發生。
《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對於研究日本20世紀30年代的法西斯主義，也是不可缺少的文本。總的來說，法西斯主義論是以德國或者意大利為模式，對於日本未必恰當。結果，甚至連日本不存在法西斯主義這種愚蠢的觀點，也具有了說服力。然而，僅僅用法西斯主義這個概念來思考30年代出現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事態，是不合適的。這些事態之一是針對俄國革命的對抗革命。也就是說，其本身就必須具有某種程度的社會主義。對抗革命的運動由於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而得到加速。例如，在30年代的美利堅合眾國出現了代表所有黨派和階層推進戰爭政策的總統（羅斯福）。這雖然不是法西斯主義，但也並非自由主義。應該如何普遍看待這種現象呢？《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將可能解決這個問題（有關日本的問題將在第二章論述）。
《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不僅對於19世紀70年代之後的帝國主義、20世紀30年代的法西斯主義，而且對90年代以後的新形勢，也有充滿根本性洞察的啟示。例如，《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的波拿巴對政權的掌握是有1848年的“左翼”崩潰在先作為背景的。雖然背景不同，但在1870年、1930年和1990年亦有相同之處。簡單來說，我認為法西斯主義是波拿巴主義的一種形態。重要的是把它作為《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所描繪的動態過程來看，否則，那隻是積累毫無意義的定義了。
例如，恩格斯是這樣定義波拿巴主義的。在近代社會的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對立過程中，產生了力量的均衡狀態，當發生兩種力量都不能掌握國家權力的時候，具有一定自立性的國家權力就會暫時形成。波拿巴主義指的就是這樣形成的獨裁權力的性質。有關波拿巴主義，馬克思主義者不去認真閱讀《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而是依據這個定義去思考。
如果僅僅講階級均衡的話，可以說專製主義王權也是在與封建勢力以及資產階級的均衡中形成的。所以，僅僅靠階級的對立變成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對立，是難以理解波拿巴主義的特征的。專製主義王權和推翻它而建立起來的資產階級國家中所形成的波拿巴主義，兩者的區別在於階級的均衡怎樣達成這一過程。毋庸贅言，後者是通過普選的代表製、各政治黨派的聯合而實現的。
在意大利監獄中的葛蘭西把波拿巴主義稱為“愷撒主義”的一種形態，他認為聯合政權就是愷撒主義的一種形態，但是，葛蘭西把波拿巴主義看作“愷撒主義”之一形態，可以說是為了反對在馬克思主義者當中確立起來的恩格斯式的定義。他試圖回溯羅馬共和國議會中愷撒的活動來思考波拿巴主義。不過，把波拿巴作為愷撒的“反複”來看的不正是創作《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的馬克思嗎？所以，我所說的波拿巴主義相當於葛蘭西就“愷撒主義”所講的如下內容：
“當代世界中的愷撒主義現象形態，與愷撒-拿破侖一世之進步型的愷撒主義乃至拿破侖三世均有不同。可以說相比於前者，它更接近於後者。在當代社會裏，於悲慘的預測中提出的均衡無法在經曆激烈血腥的鬥爭後融和統一起來的兩種勢力之間獲得實現，對立曆史性地難以解決。但是，雖然因國家及在世界結構中的相對重要性的不同而或多或少有些差異，當代社會中依然有愷撒主義存在的餘地。因為一個社會形態‘總是’有發展和組織之體係化的可能，還有相互對立的進步勢力的相對軟弱也是一個原因。這種軟弱性是其勢力特有的生活質量與樣式導致的，雖然有必要加以保持，但無疑終歸是弱點。因此，當代的愷撒主義與其說是軍事的，不如說是警察式的。”（《新君主論》日譯本，東京：合同出版社）
如果不掌握這個要點，不僅是波拿巴主義，而且對於其後法西斯主義那樣的對抗革命，也難以理解。
2.代表製的問題
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至少從五個方麵研究了代表（representation）的問題。第一點是議會製（代表製）的問題。1848年的二月革命廢除王權，在共和製當中第一次實行了普選。但是，實際上，正是這樣的議會才導致後來那樣奇怪的事件發生。《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所描寫的事件，離開普選製度是難以想象的。馬克思指出了這種表象=代表製背後的實際社會階級的存在。後來，恩格斯把在政治、宗教、哲學以及其他意識形態表象的背後發現經濟的社會階級結構和鬥爭或者說這樣的“曆史法則”，看作馬克思的功績。
但是，馬克思從這個事件中看到的毋寧說是相反的，即從這樣的社會經濟的階級結構上，乍一看來是獨立的甚至背道而馳的事態，他希望弄清楚的正是其“作用”。不言而喻，這就是代表製這一製度。基於普選的議會，正如後來凱爾森所說的那樣，與身份代表製議會不同，“代表”僅僅是虛擬的。
凱爾森是這樣講的：“……人們希望喚起一種外觀，那就是民主主義自由的理念而且隻有這個理念仿佛會被完整地表現在議會主義中。‘代表的虛構’是為了這個目的起作用。這就是隻有議會才是國民的代表者，國民隻有在議會或者隻有通過議會才能發表自己意見的思想。而且，事實與此相反，議會主義的原理在所有憲法上都不例外，議員不應該接受其選舉人的任何約束性的指令。所以，與議會在其機能上法律上獨立於國民之外這一規定是相結合的。正是持有這個議會對國民的獨立宣言，近代議會才得以成立。議員與過去那種受到眾所周知的命令性的委任約束、對此負有責任的身份代表集會明確脫離。”（《民主的本質與價值》日譯本，東京：岩波書店）
廣鬆涉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路》、《恩格斯論》等書中，關於曆史唯物論的形成，強調“首席提琴手”是恩格斯。我雖然同意這個觀點，但是，與廣鬆的觀點相反，那並非為了強調恩格斯的重要，而是要說明馬克思的本領並不在這個方麵。比《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早幾年創作的恩格斯的《農民戰爭》顯示了他所謂的“曆史法則”。但是，該書無法與《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相比的，不僅在於它缺少馬克思的文學“天賦”，而且缺乏關於表象體係的認識。
也就是說，這裏“代表者”與“被代表者”之間不存在必然的關係。馬克思強調的是政黨和他們的話語獨立於實際的階級。或者不如說“被代表者”是肯尼斯·伯克所說的“階級無意識”。隻有在“代表者”的話語場域中，他們作為“階級”才被意識到。這一點我們從馬克思關於分到土地的小農的評語中也可以清楚地了解到。首先，他是這樣解釋“代表者”與“被代表者”之間關係的任意性的。
然而也不應該狹隘地認為，似乎小資產階級原則上隻是力求實現其自私的階級利益。相反，它相信，保證它自身獲得解放的那些特殊條件，同時也就是唯一能使現代社會得到挽救並使階級鬥爭消除的一般條件。同樣，也不應該認為，所有的民主派代表人物都是小店主或小店主的崇拜人。按照他們所受的教育和個人的地位來說，他們可能和小店主相隔天壤。使他們成為小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是下麵這樣一種情況：他們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資產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們在理論上得出的任務和做出的決定，也就是他們的物質利益和社會地位在實際生活上引導他們得出的任務和做出的決定。一般說來，一個階級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麵的代表人物同他們所代表的階級間的關係，都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