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5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不僅議會政黨分裂為原來的兩大集團，不僅其中的每一個集團又各自再行分裂，而且議會內的秩序黨和議會外的秩序黨也分裂了。資產階級的演說家和作家，資產階級的講談和報刊，一句話，資產階級的思想家和資產階級自己，代表者和被代表者，都互相疏遠了，都不再互相了解了。
《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98頁，同上。
因為，“代表者”與“被代表者”之間的關係本來就是任意性的，所以，產業資產階級以及其他的階級都放棄了原來的“代表者”而選擇波拿巴是可能的。1848年2月4日，各黨派作為“代表者”，即作為話語場域中的差異表現出來。然而，三年後，波拿巴作為所有人的代表者掌握了權力。馬克思拒絕把這一切歸結為波拿巴自身的觀念、政治謀略和人格。無論采用什麼觀點，都不能解開1848年2月4日，僅僅作為拿破侖侄子的波拿巴何以會掌握權力的秘密。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貨幣作為一個商品來看非常容易，問題是要弄清一個商品為什麼、如何成為貨幣的？他對於波拿巴的論述也相同。針對給波拿巴以“尖刻的和俏皮的攻擊”的維克多·雨果，馬克思寫道：“相反，我則是說明法國階級鬥爭怎樣造成了一種條件和局勢，使得一個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第二版序言）的確，不管怎樣不停地重複雨果那樣的批判，那也會像說貨幣隻是廢紙一樣，無以構成真正的批判。但是，馬克思所說的謎底，僅僅講“階級鬥爭”也弄不清楚。代表製，或者說話語機構是獨立的存在，“階級”隻有通過這樣的機構才能被意識化，而且，這個體係中存在著難以填補的漏洞，這個係統之中隱藏著讓波拿巴成為皇帝的秘密。
一切隻有通過普選的代表（representation）才能表現出來，在觀察法西斯和今後的政治上，這是至關重要的。馬克思指出：在“代表者”與“被代表者”中間存在一個自己的代表者也不具備使自己階級的利益普遍化從而得到擁護的話語，所以，必須靠其他人來代表的某個階級，那就是分到土地的小農。
既然數百萬家庭的經濟條件使他們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與其他階級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並互相敵對，所以他們就形成了一個階級。由於各個小農彼此間隻存在有地域的聯係，由於他們利益的同一性並不使他們彼此間形成任何的共同關係，形成任何的全國性的聯係，形成任何一種政治組織，所以他們就沒有形成一個階級。因此，他們不能以自己的名義來保護自己的階級利益，無論是通過議會或通過國民公會。他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他們的代表一定要同時是他們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們上麵的權威，是不受限製的政府權力，這種權力保護他們不受其他階級的侵犯，並從上麵賜給他們雨水和陽光。所以，歸根結底，小農的政治影響表現為行政權力支配社會。
《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17—21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具體來說，普選中第一次登上政治舞台的農民投了波拿巴的票。但是，與其說他們把波拿巴當作自己的代表來支持的，毋寧說是當成了“皇帝”。最終，把波拿巴推上皇帝寶座而沒有停留在總統位置上的力量就存在於此。
我們在20世紀看到，成為法西斯主義主要基礎的就是這樣的階級。但那個時候，重要的應該是使農民站在政治舞台上的、基於普選的代表製民主主義。例如，希特勒政權出現在魏瑪體製理想的代表製中。還有，常常被忽視的一點，日本的天皇製法西斯主義也是在1925年確立起普選法之後開始抬頭的。在20世紀30年代的德國，馬克思主義者把希特勒單純看作拯救資產階級經濟危機的代理人，認為隻要對此加以揭露就可以了。與納粹一樣，他們自己也把魏瑪議會看作一個騙局。但是，與他們的設想相反，不能單純從暴力和陰謀的角度來解釋大眾被納粹所“代表”一事。原本共產黨也是“代表者”之一，與“被代表者”沒有必然的關聯。
希特勒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皇帝被放逐而建立起來的共和國議會之下，通過選舉而當上首相，進而經過國民投票成為總統的。對這種事態感到困惑的馬克思主義者（法蘭克福學派）因為用馬克思主義（曆史唯物論）難以理解，所以，想到采用精神分析的方法。同樣也可以說，因天皇製法西斯主義問題而受挫的日本馬克思主義者采用了社會心理學和文化人類學。他們那樣做是打算彌補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欠缺。
但是，如果基於《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來思考的話，我們並不需要精神分析。這是因為馬克思幾乎預見到了弗洛伊德的《夢的解析》，他對短時間發生的就像“夢”一樣的事態進行了分析。在這種情況下，他強調的並不是“夢的思想”，即實際的階級利害關係，而是“夢的工作”，即那些階級無意識如何被壓縮、轉移。弗洛伊德做了如下敘述：
夢似乎是這些觀念的節錄體，觀念集合的規律，我們還沒有討論，夢的元素又好象是那些觀念票選出來的一群代表。毫無疑問，我們的技術已足使我們發現夢所代表者究係何物，它的心理學價值就在這裏。我們所發現的就不再是夢的迷惑、古怪、混亂的性質了。
《精神分析引論新編》，此處采用高覺敷的譯文，見中文版第7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
弗洛伊德把“夢的工作”比喻為通過普選組成的議會。如果是這樣，與其說馬克思的分析借鑒或者應用了精神分析，不如說我們應該從《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來解讀精神分析。阿爾都塞反對陳舊的經濟決定論，應用拉康學派的概念，試圖依靠“多重決定”（overdetermination）來解釋上層建築的相對獨立性。但是，那隻不過是“曆史性唯物史觀”的一般性再解釋。
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論證的更加專業而且縝密。他沒有忽視代表製這一象征性形式，而且進一步指出代表製本身具有雙重性。一麵是議會，即立法權；另一麵是總統，即行政權。總統是直接通過國民投票選舉的。實際上，波拿巴針對共和黨企圖限製選民而提倡普選，作為“國民的代表”博得了好評，而且，後來的希特勒也是這樣訴諸國民投票的。
3.立法權與行政權
議會和總統的差異不單表現在選舉形式上。正如卡爾·施密特所講的那樣，從通過討論進行統治的意義上來講，議會製是自由主義的。從代表普遍意誌（盧梭）的意義上來講，總統是民主主義的。按照施密特的觀點，獨裁形式違背自由主義，但並不違背民主主義。布爾什維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與其他所有獨裁製一樣，是反自由主義的，但未必是反民主主義的。“與靠半個世紀以來非常縝密地構建起的統計機構相比，依靠喝彩即不容反論餘地的不證自明，人民意誌能夠更好地得到民主主義的表達。”
卡爾·施密特《現代議會主義的精神史地位》日譯本，東京：三鈴書房。
這個問題早已明確地出現在盧梭的著作裏。他嘲笑式地批判英國的議會（代表製），指出：“主權不能被轉讓，同樣按照這個理由，主權也不能被代表。主權本質上存在於普通意誌當中。而且，普通意誌絕不是被代表的。”“人民一旦擁有代表，就早已不是自由的了，人民也就不存在了。”
盧梭《社會契約論》日譯本，東京：岩波文庫。
盧梭以希臘的直接民主為規範否定了代表製。但是，這將歸結為在與議會不同的行政權（官僚）中發現“普通意誌”的黑格爾，或者通過國民投票的“直接性”來否定議會的代表製。毋庸贅言，國民投票僅僅是代表製的一種形態。
這個問題不能停留在政治性的代表製問題上。作為議會和總統之間representation的差異，對應著認識論上的representation問題。一方麵，存在從先驗的明證性能夠演繹真理這一笛卡爾式的觀點；另一方麵，也存在真理僅僅是依靠他者協商的某個暫定的假說這一盎格魯撒克遜式的思考方式。從政治上看，例如“普通意誌”，前者的觀點認為是由超越互相對立的人和階級的存在所代表的。後者的觀點是通過討論達成一致再做出決定。當然，兩者都是海德格爾所說的在表現representation真理的過程中發現的近代化思考。
海德格爾對其進行了根本的批判。從政治上看，他否定了總統和議會。按照他的觀點，真理應該通過富有詩意的思想家和領導者被“存在”直接展示出來。例如，海德格爾主張希特勒舉行的國民投票不是代表製，也不能那麼做。
海德格爾在1933年國民投票之際，主張那不是選代表，也不能那樣做。他強調：總統不是通過國民投票選出來的“代表”，而應該是值得作為“主人”跪拜的“皇帝”。“德意誌的各位教職員工們！德意誌民族共同體的同胞們！德意誌民族正在受到號召投給黨首一票。但是，黨首並非想要從民族那裏得到什麼。不，應該說這給予民族每個人能夠做出至高無上的決斷的機會，即，是否希望民族整體保持本來的麵貌。民族明天將要選擇的不是別的而是自己的未來。”（《支持阿道夫·希特勒和國家社會主義體製的演講》，1933）
但是，毋庸贅言，那也隻是representation的另一種形態，即相互矛盾、分裂的各階級在想象中的整合。海德格爾主張的是總統並非通過國民投票選出的“代表”，應該是國民跪拜的“皇帝”。但是，那不等於說再現了represent專製主義的主權者嗎？
在資產階級民主國家中，國民是主權者，他們選出的政府代表他們的意誌。由此看來，絕對主義的國王=主權者等則是應該嘲笑的觀念。但是，對於魏瑪體製進行思考的卡爾·施密特主張，隻要在國家內部思考，主權者是看不見的，在例外狀況（戰爭）中，作為決斷者的主權者就會顯露出來。（《政治神學》）施密特後來通過這個理論使決斷主權者希特勒合法化了，但是，其中確實包含著不能簡單否定掉的問題。
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所看到的是，推翻專製主義王權殘餘的1848年革命後，路易·波拿巴作為“決斷主權者”崛起的過程。馬克思在此闡明的是“國家本身”出現在代表製議會和資本製經濟的危機中。皇帝和領導者以及天皇是其“人格化的承擔者”，隻能是向“被壓抑者（絕對主義王權）的回歸”。
這樣，我們從波拿巴當皇帝的過程中，能夠看到世界史上最初的普選、代表製的危機以及在其想象上予以揚棄的路徑。從這個意義上說，《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預見到了其後近代國家出現的政治危機的本質性要素。毋庸贅言，這場危機是和民主代表製一起開始的。民主代表製是通過除掉專製主義的國王而出現的，但是，其中存在一個難以填補的漏洞。近代民主政治中的“反複強迫症”必須在危機中填補這個漏洞。
4.流浪者與國家裝置（機構）
有自己的代表但隻能以跪拜的形式才擁有的階級，不僅是分到土地的小農，軍人和官僚也一樣。馬克思是這樣論述的：“這個行政權力有龐大的官僚機構和軍事機構，有複雜而巧妙的國家機器，有五十萬人的官吏隊伍和五十萬人的軍隊，——這個儼如密網一般纏住法國社會全身並阻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機體，是在君主專製時代，在封建製度崩潰時期產生的，同時這個寄生機體又加速了封建製度的崩潰。”
《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1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在普選製度下，他們抬出波拿巴，這自不待言。正如後麵論述的那樣，這裏重要的是1851年周期性的世界經濟危機。在這次危機中，隱藏在普選議會製下麵的軍隊、官僚機構，換言之，“國家”出場了。“隻是在第二個波拿巴統治時期，國家才似乎成了完全獨立的東西。和市民社會比起來國家機器已經大大地鞏固了自己的地位。”
《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16頁，同上。
即，資產階級經濟陷入困局的時候，國家機構在“皇帝”的領導下，積極介入其中。
而且，《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馬克思多次談到“未形成階級”的階級。那就是波拿巴領導的“十二月十日會”所象征的一夥。他們是一群與農民形成對照的、脫離了實質上的階級、隻是依靠內容空洞的“話語”生存的人。馬克思把他們戲稱為流氓無產者。但是，他們絕非無能。波拿巴陣營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印刷品和報紙，那都是這些人幹的。
波拿巴必須代表所有人。正如他被稱為“馬背上的聖西門”那樣，他標榜國家社會主義。所以，他必須代表無產階級；當然，也必須代表被經濟危機打垮的資本家階級；還要代表農民。然而，代表所有階級，這可能嗎？“波拿巴想要扮演一切階級的家長似的恩人。但是，他要是不從一個階級取得什麼，就不能給另一個階級一些什麼。”“波拿巴既被他的處境的自相矛盾的要求所折磨，並且他作為一個魔術家不得不以日新月異的意外花樣吸引觀眾把他看作拿破侖的替身，換句話說，就是不得不每天舉行小型的政變，於是他就使整個資產階級經濟陷於全盤混亂狀態，侵犯一切在1848年革命中看來是不可侵犯的東西……”
《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27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總之，他能做到的是比起對現實采用什麼行動來，更在於給予你一種正在行動的意象。
可以說，波拿巴是第一個有意識地實踐通過媒體形成的意象來構築現實的政治家。本來，他的存在除了是拿破侖的侄子這一表象以外，什麼都沒有。而徹頭徹尾地使用表象，也適合用來說明他當了皇帝以後舉辦的兩次萬國博覽會。那對於他來說，與其說是祭祀的儀式，倒不如說是每天舉行的“小型的政變”。也可以說，就連波拿巴實際的政變也不是軍事性的，而是作為這樣的“活動”進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