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基雅維利在《君主論》中論述道：君主沒有必要是善人，但必須看上去像善人。他看穿了近代政治早已是依據表象的。換言之，符號所意味的與指示對象不同。馬基雅維利總是受到實際上更加惡毒的“馬基雅維利主義者”=當權者的非議，這與符號獨立於指示對象的自立性被實際上使用它的現實主義作家所否定是相同的。有關波拿巴，波德萊爾指出：如果這樣來使用印刷品和報紙的話，誰都可以成為總統。但是，與波德萊爾一起興起的詩歌之象征主義就是在這樣的表象轉化中和波拿巴主義平行的。
大概《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所顯露出來的比19世紀更明顯的傾向，可以在20世紀30年代的納粹中，或者80年代的後現代主義中展現得更為明顯。這可以稱為“大眾社會”的初期表現。參加過1848年革命的那些人與其說是馬克思所謂的“無產階級”，毋寧說是本雅明所說的城市群眾（大眾）。他們也是“沒有形成階級”的階級，或者應該說，在1848年的法國大革命中“被代表的”一方並未形成經典性的階級劃分。
的確，馬克思沒有考察這樣的事情。他批判甚至嘲笑了遊離於指示對象以外的符號，與實體性的階級沒有關聯的政治話語。但值得注意的是，本書並非用19世紀的現實主義所寫。艾德蒙·威爾遜指出：能比得上馬克思的痛罵的隻有斯威夫特。（《開往芬蘭車站》）本書在拉伯雷式的文章風格上，可以說表現出了對於這些“渣滓、垃圾”性存在的糞尿譚式的趣味，僅僅這種文體就能對抗有關波拿巴那是非顛倒的事態。仔細想一想，聚集在巴黎的像馬克思那樣的流亡革命家們也和波拿巴們一樣，是一種“波希米亞人”。譏諷《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忽略了“史實”的現代曆史學家的著作，沒有看出這本書是描寫鬧劇最出色的文學文本。
5.曆史的反複
下麵將要論述的問題也就是作為再現（representation）的反複問題。當然，這與《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開頭的那句名言相關聯。“黑格爾在某個地方說過，一切偉大的世界曆史事變和人物，可以說都出現兩次。他忘記補充一點：第一次是作為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作為笑劇出現。科西迪耶爾代替丹東，路易·勃郎代替羅伯斯庇爾，1848—1851年的山嶽黨代替1793—1795年的山嶽黨，侄兒代替伯父。”
馬克思在此講到的曆史的反複是關於1789年的第一次法國革命和1848年的第二次法國革命，那就是廢除王政，以共和政治為目標的革命最後歸結為帝政。但是，不僅如此。接著開頭的句子，他指出：法國大革命中人們不斷地“依次穿了羅馬共和國和羅馬帝國的服裝”。也就是說，最初的1789年以後的事態已經是對過去的反複。
馬克思認為：1848年以後的三年是反複了1789年革命至拿破侖政變的時期。最初，采取再現古代的形式實現了資產階級革命。但是，後者沒有值得再現的任何新東西。所以，馬克思稱之為“喜劇”。盡管如此，還是存在波拿巴主義想要實現的東西。那就是依靠行政權消解資本主義帶來的階級對立，以後永遠不需要革命，也就是他所謂的“拿破侖思想”。與叔父拿破侖是軍事性的相比，波拿巴希望和平與產業發展。當然，這並未妨礙波拿巴派兵阻止意大利的獨立，對外他是帝國主義的。
馬克思在上麵的文章中補充說：“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曆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條件下創造。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魘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
《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2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但是，馬克思在此關注的是反複而非一般性的事實，拿破侖皇帝出現在1879年的革命，即殺死國王而實現共和製的過程中，從某種意義上講，這隻能是愷撒的“反複”。
從馬克思引用黑格爾的話來看也很明確。他所說的“黑格爾在某個地方說過”的“某個地方”大概是指《曆史哲學》中有關愷撒的論述。但黑格爾的敘述與馬克思的意思是不同的。黑格爾這樣講道：“可以知道，假如一種政治革命再度發生的時候，人們就把它看作是理所當然的了。也就是這樣，拿破侖遭到了兩次失敗，波旁王室遭到了兩次放逐。經過重演以後，起初看來隻是一種偶然的事情，就變為真實和正當的事情了。”（《曆史哲學》）
在黑格爾的意識中，愷撒是世界史式的人物，這件事也是世界史上的事件。其理由在於，他們把針對民族或者城邦國家=共和製的原理轉變為超越各民族的廣域“帝國”的原理。愷撒在羅馬擴張，於作為城邦國家難以維持的階段企圖做皇帝，結果遭到希望維持共和製的布魯圖斯一派暗殺。然而，他們殺害了想要破壞共和國的愷撒後，發現共和國已經維持不下去了。於是，愷撒雖然死了，其後皇帝卻誕生了。實際上，愷撒成了皇帝，即，他的名字成為表示皇帝的一般名詞。
法國革命的當事者們從時間上壓縮和反複了這樣的羅馬史。他們依靠革命形成了共和國，但混亂的結果卻終結於拿破侖帝政。這看起來是羅馬史的反複，然而並非如此，因為各自所處的政治經濟結構不同。法國革命所實現的是資產階級經濟體製和民族國家的確立。而且，拿破侖提倡的歐洲聯邦隻不過是為了保護法國國民經濟免受英國產業資本的衝擊而策劃的“帝國主義”。那是民族國家的延伸，並沒有成為“羅馬帝國”。漢娜·阿倫特對此做出了如下評述：
在近代史上，對於征服以及世界帝國的評價不高，是有其理由的。能夠設立持久性的世界帝國是基於羅馬共和國那樣本質上基於法律的政治形態，而不是民族國家那樣的政治形態。因為，其中存在具體體現承載整個帝國的政治製度，即具體體現人人平等的有效立法這一權威，由此，征服之後，極其不同的民族集團實際上也能得到整合。民族國家不具備這樣的整合原理。因為民族國家一開始就是以同一住民和住民對政府的積極認可（盧南所說的每日人民投票）為前提的。
漢娜·阿倫特《極權主義的起源2：帝國主義》日譯本，東京：三鈴書房，1981.
阿倫特進一步指出，這在拿破侖那裏已經出現了。“民族國家和征服政策之間內在的矛盾在拿破侖宏大理想的挫折中清晰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漢娜·阿倫特《極權主義的起源2：帝國主義》日譯本，東京：三鈴書房，1981.
拿破侖的征服政策在各國催生出民族主義和獨立運動。換言之，從結果來看，拿破侖把法國革命傳播到了各地。按照黑格爾的話說，那才是“理性的狡黠”。作為民族國家之延伸的帝國主義，其後也未能解決這一矛盾。有關拿破侖三世的政治，也可以這樣講。他的征服政策與其意圖相反，不僅導致了德國的統一，也帶來意大利的統一。其後，從結果上看，赤裸裸的歐洲各帝國主義在世界催生出許多民族國家。
但是，在歐洲，希望重建羅馬帝國的企圖並沒有結束，這植根於近代國家具有的內在問題之中。相對於羅馬法和天主教會，近代國家始於作為主權者絕對主義王權得以自立，並且在軍事上、重商主義上相互競爭的階段。試圖超越近代主權國家這一狀態的誌向，多少會令人想起“羅馬帝國”，而實際上據此施行的卻是一國對其他國家的帝國主義統治。盡管如此，民族國家不能放棄否定自身而走向“帝國”的動機。這正是民族國家自身的反複強迫症。毋庸贅言，今天的歐洲聯盟就是這樣一種“反複”。
6.作為周期循環的反複
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還論述了另一個representation的問題存在於資本主義經濟之中。貨幣經濟是象征性體係，其危機就是經濟恐慌。馬克思寫道：1851年的經濟危機使資產階級一下子轉向支持波拿巴。這時，資產階級尋求強有力的行政國家即作為皇帝的波拿巴，而不是自由主義=立法國家。從某個意義上說，他對此做出了呼應。如果補充一下馬克思的論述，可以說作為皇帝的波拿巴其政策本身充滿了矛盾。當時，資產階級在經濟政策上分為兩派。一派意見是聖西門主義者米歇爾·休瓦利埃所提倡的，必須開放市場而把法國納入世界經濟當中去。同時，政府必須介入經濟，振興產業。另一派是保護主義者阿德魯夫·提埃爾提倡的，維持以農業為中心的平衡體製。在這兩派對立當中，路易·波拿巴本質上是個保護主義者，但在實踐上他卻作為聖西門主義者發揮了作用。換言之，他是作為消除乃至協調兩者的嚴重對立而出現的。
以上的分析依據下麵的論文：阪上孝《第二帝政和國民經濟觀的兩個類型》（河野健二編《法國資產階級社會的形成》，東京：岩波書店，1977）。
馬克思把波拿巴作為消除各階級對立的人物來把握。這個“對立”是關係到這一時期受英國經濟壓迫的法國固有的問題。同時，這也可以普遍化為全球資本主義和民族國家的經濟對立。例如，犧牲國民經濟的市場自由化還是保護國民經濟這一對立，明顯成為當下最大的政治爭論的焦點之一。似乎完全為滿足這些要求而努力的政治家可以稱為“波拿巴主義者”。當然，他們未必是法西斯主義者。20世紀30年代，在德國和日本產生了法西斯主義，那可以看作“波拿巴主義”的一種形式。把30年代發生的狀況作為“波拿巴主義”來看，其有利之處在於可以解釋發生在美國的事態。從左到右，受到所有黨派、階級、族群支持的羅斯福總統就是波拿巴主義者。那實際上破壞了傳統的兩黨製這一框架。
《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涉及的1851年經濟危機，是大約十年一次的周期循環的一環。馬克思在《資本論》裏研究的是這種短期的周期循環。這和60年為一周期的世界資本主義周期循環——康德拉季耶夫的“長期波動”——不同。但是，導致周期循環的原理基本上是相同的。這關係到一般性的利潤率下降和更根本性的技術革新的采用。它與世界性的恐慌——大蕭條一起，導致了資本主義生產的支柱商品（世界商品）的更替，從棉花工業、重工業、耐用消費品，到信息產業，那不會不造成社會性的重新組合。長期性的周期循環之所以不能僅僅從經濟層麵來解釋，就是因為這種結構論的因果性。
再重複一遍，在原理上這與短期性的周期循環是不一樣的。應該把“資本的有機構成”作為飛躍性提高過程的一環來看。資本主義經濟由此進入新的“階段”。但是，新的“階段”並非超出了《資本論》所提示的認識，即，資本主義經濟的“界限”。資本的積累=擴大如果沒有這種大蕭條帶來的暴力性重組，是難以實現的。而且，資本隻有擴大才成其為資本，積累運動是不能停止的。而且，這不能僅僅局限在一國範圍內來思考。馬克思在《資本論》當中好像是以英國一個國家為樣板似的。但是，他實際上研究的是世界資本主義。例如，他把海外貿易看作是第二位的。同時，他又指出沒有海外貿易資本主義就不可能存在。例如，《資本論》第3卷當中，馬克思論述“利潤率傾向性降低”時，指出那是因為受到了海外貿易的阻礙。
投在對外貿易上的資本能提供較高的利潤率，首先因為這裏是和生產條件較為不利的其他國家所生產的商品進行競爭，所以，比較發達的國家高於商品的價值出售自己的商品，雖然比它的競爭國賣得便宜。隻要比較發達的國家的勞動在這裏作為比重較高的勞動來實現，利潤率就會提高，因為這種勞動沒有被作為質量較高的勞動來支付報酬，卻被作為質量較高的勞動來出售。對有商品輸入和輸出的國家來說，同樣的情況也都有可能發生；就是說，這種國家所付出的實物形式的物化勞動多於它所得到的，但是它由此得到的商品比它自己所能生產的便宜。這好比一個工廠主采用了一種尚未普遍采用的新發明，他賣得比他的競爭者便宜，但仍然高於他的商品的個別價值出售，就是說，他把他所使用的勞動的特別高的生產力作為剩餘勞動來實現。因此，他實現了一個超額利潤。
《資本論》第3卷第3篇第14章，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第26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與馬克思所講的“貧困化法則”相反，英國的工人能夠擁有某種程度的富裕是因為資本從海外貿易獲得了剩餘價值。貧窮化比起國內更多是產生於海外的人們當中。所以，用封閉的一個國家的模式來思考剩餘價值是不對的。一般性利潤率的傾向性降低和與此相對抗的運動，不斷導致資本有機構成的高度化和世界性的資本主義化。
海外貿易是針對“利潤率低下”的退路，這一原理其後也沒有什麼本質上的變化。例如，在馬克思晚年，發達國家的“利潤率的普遍性低下”作為慢性的經濟危機出現於發達國家，開始了“資本的輸出”。那就是霍布斯和列寧所說的“帝國主義”，它導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戰。進而在20世紀30年代開始出現區域經濟化，它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毋庸贅言，戰後出現了美蘇“冷戰”結構。這種情況下，前蘇聯的經濟崩潰很突出，但是，資本主義陣營從30年代持續下來的“大量生產、大量消費”的福特主義也達到了極限。那就是“利潤率的普遍性低下”，靠一個國家為單位的政策是難以解決的。正如馬克思所說的那樣，海外貿易是不可缺少的。
於是，出現了“全球化”政策。那就是把落後國家全部卷入其中的自由貿易。它弱化了民族國家的框架，同時，也產生了對此的反抗。另外，先於民族國家而出現的“帝國”架構以別的方式複活了。這樣，民族國家內在的反複強迫症與資本主義經濟內在的反複強迫症相互重疊在一起。我認為，在《資本論》和《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當中，馬克思對反複強迫症進行了原理上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