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曆史的反複有兩個意思。第一，人們在做一件新事的時候，會想起過去的人和事而對其進行反複。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的開頭論述的就是這個意思。在麵對不熟悉的事情時，人們試圖用已知的知識來理解它，而實際上做的是別的事情。這其中存在著某種不可避免性。第二，盡管否定而且忘記了過去的事例，可是仍然會反複。這種強迫性的反複就是向“被壓抑者的回歸”（弗洛伊德）。這是作為形成近代世界的國家和資本的本性而發現的，也是不可避免的。
在此，我所嚐試的是從這種“反複”的觀點來研究近代日本曆史。例如，20世紀30年代，在日本馬克思主義者中間發生了一場被稱為日本資本主義論爭（也叫封建論爭）的大論戰。那是由“講座派”和“勞農派”學者們掀起的，其背後存在著共產黨（講座派）和勞農黨（勞農派）這兩個政黨及其路線的對立。盡管如此，因為這是作為合法的討論以公共的方式展開的，所以，受到了知識分子的關注。其影響涉及多個領域，進一步觸及了明治維新，或者說日本史的整體，以及從哲學到文學藝術的根本性問題。恐怕由此派生出的事件比論爭本身還要大。包括這些問題，這場論爭作為日本知識分子靠自己的力量致力於討論日本的曆史和現實，是很少見的一個例子，值得關注。
簡單回顧一下，這場論爭起因於下列意見的對立。講座派的觀點認為，明治維新還不是資產階級革命，隻不過是封建土地所有製的重組過程。其結果是，農村依然保存著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製，其上存在著專製主義的天皇製，它一直束縛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勞農派的觀點認為，明治維新是資產階級革命，所以，從那以後，日本社會受到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原理的限製。勞農派主張：看似封建性的地主和佃農的關係也是一種契約關係，與領主和農民的關係不同。高得出奇的佃租也不是依靠地主的封建性（經濟以外的）強製，而不過是由於尋求租地的佃農人口過剩引起了佃租的高漲。通過由資本引起的農民層的兩極分化，農民逐漸轉變為薪金勞動者。所以，現存的封建關係早晚會被消滅掉。
這一資本主義的論爭（封建論爭）具有普遍意義。例如，講座派從異常高漲的實物佃租中看到了封建的殘餘。但，勞農派的櫛田民蔵卻指出：那已經是基於資本主義的契約關係了，隻不過由於尋求租地的佃農人口過剩使佃租高漲。另外，他還指出作為實物地租的大米事實上起到了貨幣的作用。（《論我國的佃租之特征》，1931）這一觀點四十年後在拉丁美洲作為視其前資本主義“封建製”的拉克勞和對其進行批判的沃勒斯坦之間的論爭而重複。沃勒斯坦認為：這種封建的外觀是在世界資本主義背景下，形成於其邊緣乃至半邊緣地區的。（拉克勞《資本主義·法西斯主義·人民主義》日譯本，東京：柘植書房，1985）例如，在世界資本主義中，其邊緣地域可看到農奴製和奴隸製的形態。但是，那不是前資本主義的“殘餘”，而是資本主義背景下形成的製度。這是因為，勞動人口過剩的地方，勞動者被迫簽訂苛刻的勞動或者過低的工資契約。即，雖然生產方式看起來是封建性的或者奴隸性的，但那不是“經濟以外的強製”，而是“經濟性的強製”。
講座派的觀點是錯誤的，即把日本這個國家看作絕對主義國家，其基礎依靠經濟上的“半封建性土地所有”。所以，勞農派對講座派的批判是正確的。但是，依據勞農派的觀點，難以理解為什麼會產生被稱為“天皇製法西斯”的事態。他們關注資本主義經濟的獨立性，卻無視國家這一層麵是獨立存在的。另一方麵，講座派關注國家這一維度，卻無視資本主義經濟的獨立性。結果，把國家維度還原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如此一來，講座派和勞農派都未能理解國家這一維度。
這兩派都是依靠馬克思的《資本論》進行思考的。但是，他們把《資本論》作為曆史書來讀。例如，《資本論》將社會分為資本、土地所有和工資勞動這三個階級。對此有兩種不同看法，一方麵有人認為任何國家都會經過這樣相同的階級分化；另一方則認為，這是以英國為楷模總結出來的觀點，因而不能直接適用於落後資本主義國家，應該考慮多種多樣的發展形態。但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闡明的是作為經濟範疇的階級，而不是曆史的或者現實的階級。有關實際的階級，馬克思是如何敏感地對待其多樣性的呢？讀一讀《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就會清楚。這不僅僅適用於法國那樣的落後資本主義國家，從這一點來看，英國社會也存在多樣性，其政治過程也是複雜的。在此，多多少少地是“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夢魔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
馬克思試圖依靠《資本論》，通過其組織全社會的形式（範疇）來思考資本主義經濟。所以，回溯到作為邏輯性起點的價值形態進行思考。這不是曆史性的始原。在這樣的工作中，國家被加上引號是理所當然的。馬克思在此試圖把握貨幣經濟所具有的獨立性一麵。而且，由於埋頭這項工作，關於國家，他幾乎沒有怎麼研究。所以，馬克思主義的國家論是把馬克思從初期所做的片斷性的分析收集起來重新組合的。但是，我認為應該重視《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
馬克思為了弄清資本主義經濟，在《資本論》中，從國民經濟學（古典派）回歸重商主義經濟學，也就是從商人資本出發，重新思考資本。有關國家的思考也應該這樣，從資產階級國家回溯到專製主義國家。推翻專製主義國家而出現的資產階級國家擺出一副與其無緣的麵孔，但是，實際上，在那場危機中，他們喚回了殺掉的“國王”（專製主權者）。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提出的正是這個問題。這本書不是用係統的形式寫的，所以，沒有被作為國家論來閱讀。但是，馬克思關於國家的論述中隻有這本書能夠看到與《資本論》相同的方法。因此，沒有認真理解《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隻能對有關資本和國家做出隨意的解釋，也是自然的。
講座派把1930年代的日本看作專製主義的國家，試圖從經濟上進行印證。例如，天皇是大地主這樣的說法就是一個證明。可是，把擁有發達重工業的資本主義國家，並且經曆過大正民主主義、存在依靠普選組成議會的國家稱為專製主義，從半封建土地所有的角度對其進行解釋，是很愚蠢的。不僅如此，他們甚至從中提出把打倒天皇製作為首要任務的政治方針，那簡直是瘋了。這樣的運動之所以失敗，不單純是因為受到鎮壓。盡管如此，20世紀30年代，人們期望一種“專製主義王權”式的東西複活卻是不爭的事實。那是一種被稱為“天皇製法西斯主義”的事態。它不僅不是發生在半封建性的階段，反而是在產業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階段。但是，為了解釋這一奇特的事態，需要馬克思所不了解的新知識嗎？正如前麵論述的那樣，他們稍微注意一下《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就可以了。
在日本資本主義論爭中，勞農派忽視國家，而重視國家的講座派則將其還原為經濟過程。在勞農派係列中，豬股津南雄意識到國家和資本的不可分離性，但他隻是從帝國主義的特征上理解的。相反，宇野弘蔵從落後國家引進重工業優先發展金融資本主義的層麵，看出日本資本主義和封建殘餘的問題。那不僅僅是由於資本主義發展的落後，正是因為發展才製造出“封建殘餘”。而且，在資本主義經濟全麵危機中，試圖解決的也是國家。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人際關係上雖然屬於勞農派，但宇野豈止是勞農派，他遠遠超過了講座派而意識到國家的自律性和能動性。另一方麵，神山茂夫雖然從人際關係上屬於講座派係列，但他批判了把國家還原為經濟過程的講座派，試圖把握國家的自律性和能動性要素。（《天皇製的諸問題》，1941）所以可以說，日本資本主義論爭最具有生產性觀點的是宇野的資本主義論和神山的國家論。
關於天皇製法西斯主義，戰後處於優勢地位的是顧及上層建築相對自律的層麵，而不是把它還原為經濟基礎的（廣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采納了被以往的馬克思主義者否定掉的學問如社會學、社會心理學、人類學以及神話學等學科，其代表人物是丸山真男。前麵曾經講過，這與法蘭克福學派采用精神分析的方法是一樣的。再次重申，他們缺少的是《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和《資本論》的視角。馬克思主義者了解波拿巴主義這一靜態概念，並且還濫用過。但是，他們並沒有觀察通過代表製（議會）現出的動態“過程”，相反，附加了社會學和人類學等各種學問。可是其中缺少對於國家是如何存在的，又是具有何種反複強迫症的等等問題的研究。對關鍵的問題沒有理解，為此，對於以後發生的事態也不能給予任何省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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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贅言，20世紀30年代日本的政治形態和在意大利以及德國所看到的法西斯主義不同，它不可能存在擁戴國王的法西斯主義。所以，日本特殊地被稱為“天皇製法西斯主義”，即使這樣，還有人認為“法西斯主義”這個概念不恰當。但是，這些意見的差異來自於其學說或者沒有實現的形態來觀察之處，而我們需要的是從整個“過程”來觀察法西斯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