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來說，專製的政治形態被稱為法西斯主義。這樣的用法是錯誤的，甚至是有害的。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這樣的話就不能解釋法西斯主義為何有魅力的問題。用一句話來概括，法西斯主義是針對俄國革命（社會主義）的滲透而進行的對抗式革命（counter revolution）。它與反革命（anti revolution）不同。法西斯主義本身是革命的，因此，非常吸引人。法西斯主義不僅是反資本主義的，也是反國家性的。例如，意大利的墨索裏尼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在因為支持戰爭被開除之前，他是社會黨的領導人，另外有許多無政府主義者加入了法西斯主義。也就是說，法西斯主義運動是作為針對國家和資本展開的。資本和國家最終接受了法西斯主義，是因為陷入民主主義或者單靠反革命鎮壓都無法解決的嚴重危機狀態。但是，資本和國家接受了法西斯主義的時候，法西斯主義本身也必然變化。因此，我們不能單靠其主張和運動形態，或者其成功的狀態來規定法西斯主義。它必須在整個“過程”中來考察。
德國的納粹主義在初期是反資本主義、反國家的運動，運動形式也是武裝暴動式的。但是，後來轉為議會主義，而在獲得權利的階段還與資本以及國家勾結在一起。在這個過程中，納粹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樣一來，單從某個階段上定義納粹主義，不僅困難，且無意義。但是，如果從整個“過程”來看的話，馬上就會發現下麵這樣的形態。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廢除“國王”，在左翼革命流產後成立的魏瑪共和國代表製中，希特勒成為總理，通過國民投票當上了“總統”。顯然，這與路易·波拿巴當皇帝的“過程”是相同的。
我認為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提取出來的那種“過程”，不僅適用於後來的德國，對於分析日本也是恰當的。馬克思把從1848年革命到波拿巴當皇帝的“過程”看作對第一次法國革命的反複。那意味著第一次法國革命不僅是1789年或者其後的幾年間，而且是直到拿破侖即位當皇帝的“過程”。同樣，我認為可以把20世紀30年代的“天皇製法西斯主義”作為始於北一輝等農本主義者的運動直到近衛新體製確立的“過程”來看。
丸山真男指出日本法西斯主義不存在一個具有一貫意誌的有影響力的主體人物。
《軍國主義統治者的精神形態》，收於《丸山真男集》第四卷，東京：岩波書店，1995.
它就像節日的“神輦”一樣，一個人抬一段，依次往下傳遞著抬。但是，從“過程”來看法西斯主義的話，不同的多個主體互相替換來實現一個目的過程，可以變換為相同主體不斷改變麵貌的過程。從實現“對抗革命”這一意義來看，主體是誰無關緊要。
而且，整個過程中，即從北一輝等人的運動到近衛文麿的“昭和研究會”，存在一個把他們聯係到“一個目的”上的口號，那就是“昭和維新”。也就是說，那是作為明治維新的繼續或者反複而被意識到的。那麼，此時的明治維新是什麼呢？當然這也必須作為“過程”來看。即，明治維新就是從德川幕府的大政奉還（1867年）到憲法頒布以及開設議會之時（1889、1890年）的過程。
明治維新當初被認為是對古代天皇親政的複古。的確，那種古代的“服裝”起了作用。事實上，國學係統的運動是明治維新的一個要素，其結果是，在維新之初古代的製度得以複活，還進行了“廢佛棄釋”運動。當然，還沒有持續多久。
島崎藤村在《黎明前》中，描寫了對於明治維新後國學家係列的革命家陷入失望和瘋狂之中的形象。
那是因為掌握國家權力者的目標是確立近代國家和資本主義經濟體製。明治維新過程中，古代的“服裝”被靈活運用，日本也不例外。法國革命自不待言，英國革命（1648年）中，“克倫威爾和英國人民為了他們的資產階級訛詐革命，就借用過舊約全書中的語言、熱情和幻想”（《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明治維新中，重要的是讓多數大名退位，廢棄了封建製度。為此，維新的革命家們反過來利用德川體製以增強自己權威的“尊皇”思想，把天皇設計成專製主義王權。
有趣的是拿破侖一世和拿破侖三世（路易·波拿巴）都對明治維新給予很大的影響。拿破侖被明治維新的誌士或者自由民權運動的活動家們視為英雄，這是不言而喻的。北一輝在《支那革命外史》中，把明治天皇比作拿破侖。正如拿破侖把法國革命擴大到歐洲一樣，由此產生了他對日本入侵大陸就是把明治維新擴大到整個亞洲的解釋（《北一輝著作集》第二卷，東京：三鈴書房）。更有意思的是拿破侖三世。他支援德川幕府，寄來親筆信提議推翻其他封建諸侯，自己當專製君主。勘定奉行（幕府的地方行政官僚——譯注）的小栗忠順就是按這一方向活動的。相反，薩摩、長州的革命家們抬出“天皇”，通過把天皇當作專製君主，剝奪了包括德川在內的大名的封建特權。另外，因為明治政府的領導者們在訪問歐洲期間目睹了拿破侖三世在普法戰爭（1871）中的慘敗和巴黎公社，所以，確定了以勝利者普魯士為模特建設日本的方針。
但是，明治維新並沒有就此結束。其後，它以西南戰爭和自由民權運動的形式繼續進行。顯然當事者是把它看作維新的繼續和深化。結果，雖然經曆了一些曲折，但是實現了憲法頒布和議會的開設。在這個時間點上，無論怎樣看，日本都不可能是專製主義國家。因為近代國家和產業資本主義的體製已被建立起來，不久，隨著甲午戰爭的勝利，日本過渡到“帝國主義”階段。
明治天皇基本上是立憲君主，但並非英國模式，而是普魯士模式的。在啟動這種立憲主義和議會主義的同時，元老們設計了各種進行限製的機構。憲法上，其中之一是天皇對陸海軍的統帥權。其結果，陸海軍超越了議會和政府的權限。另外，作為憲法外的還有“教育敕語”，在元老們消失後的20世紀30年代，全都開始發揮出威力來。盡管如此，軍隊的專橫跋扈因為本身是基於憲法的，所以，他們沒能夠停止憲法或者議會製。
有關基於憲法以及憲法外規定的天皇製的性質，一開始就存在意見上的對立。作為憲法學說，一種把天皇製看作絕對主權者的學說，另一種則看作立憲君主。但是，在大正時代，後者即美濃部達吉的“天皇機關說”大體上被接受。“大正民主主義”成立於此，1925年議會通過了普通選舉法。大正時代，因為天皇個人體弱多病，天皇是一個不太顯眼的存在。從明治時期來看，那就等於“天皇”被殺掉了。從這個意義上講，“昭和維新”就是召回明治的“天皇”，即，意味著以“天皇”的名義進行維新（社會改造）。推動維新的背景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慢性蕭條和俄國革命以後的社會主義運動的蔓延。
日本法西斯主義進程的第一階段是陸軍皇道派青年軍官發起的“二二六”政變及其失敗。其背後存在著因為這一事件被處死刑的國家社會主義者北一輝。北的理論貫穿在《國家改造案原理大綱》（1919年出版，後改為《日本改造法案大綱》（1923）當中。“國家改造”，第一就是把大資本家超過一定限度的私有財產無償國有化，把大地主超過一定限度的土地有償國有化。第二，工人領到生產力再生產必需的工資以外，接受企業純利潤一半的紅利，積極參加企業的經營管理。另一方麵，他對外主張從亞洲到澳大利亞的領土屬於日本。
權藤成卿是與北一輝具有同樣影響力的農本主義思想家。他以“社稷”（自治性、相互扶助性的農業共同體）為基礎，試圖否定國家和資本主義。權藤的觀點並非北一輝的國家社會主義，而是更接近無政府主義。與無政府主義不同的是，作為“社稷”的象征，他抬出了天皇。雖然如此，那不是明治以後的天皇製，甚至不是古代大和朝廷的天皇，而是日本作為國家成立以前的天皇，即，僅僅作為氏族共同體的祭司那樣的天皇。但是，他的這一超國家的天皇觀念在現實中豈止把國家虛化了，反而是歸結為天皇的神格化和國家的強大化。
北一輝主張作為革命的手段通過政變發揮天皇的大權。他自己基本支持“天皇機關說”，《國家改造法案大綱》的開頭，就把天皇視為“作為現代國家的總代表，代表國家”。另外，主張實現男子的普選製。對於北來說，強調天皇大權並不是要把天皇神化，而隻能是實現真正“代表製”的一種方法。但是，作為這次政變的結果，軍部的權力反而得到加強，從而加速了天皇的神化。以後，軍部行使天皇大權（統帥權），開始采取獨立於議會和政府的行動。這樣，20世紀30年代後半葉的日本處於議會（立法權）、政府（行政權）、國家機構（陸海軍、官僚）分裂而難以收拾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