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合這種分裂並製定出“總動員”體製的是近衛文麿。
據說在1932年的“五一五”事件犬養首相被暗殺、政黨政治終結、軍部獨裁表麵化之後，近衛文麿講過：“為了盡快從軍人手中收回政治，首先，政治家隻有認識這條命運之路（即，世界經濟區域化，建立日滿支廣域經濟圈），對軍人先發製人，實行為打開命運之門所需要的各種改革。忽視這條命運之路，即使光考慮抑製軍隊的蠻橫，政治永遠也不會回到政治家的手中。”（手記《我與元老重臣》）
近衛為什麼、又是怎樣做到這一切的呢？觀察這一問題，就應該參照路易·波拿巴的例子。他是拿破侖的侄子，無論如何，拿破侖的餘輝發揮著作用。但是，不僅僅如此。他還是一位高舉聖西門的社會主義、產業主義的文人。盡管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嘲笑過他，但是，必須承認波拿巴有一定的能力，能夠網羅人才。事實上，他把法國重新發展為現代國家。從這個意義上說，最適合波拿巴主義這一概念的是近衛文麿。近衛是與皇室有關係的貴族。能夠抑製濫用天皇統帥權的，除去近衛以外別無他人。加之，他還受到“皇軍派”的支持。再進一步說，近衛原來是文人、社會主義者。實際上，他的智囊團（昭和研究會）裏聚集了從哲學上定義“新體製”的三木清和提倡“東亞協同體”的尾崎秀實那樣的馬克思主義者。這樣的馬克思主義者試圖通過進入權力的內部謀求現實的抵抗。另外，近衛受到引進前蘇聯五年計劃的“革新官僚”的支持，還與對抗舊財閥的新財閥有關聯。他和農民運動也有千絲萬縷的聯係。換言之，他受到了來自社會勢力和國家機構所有方麵的支持。
議會政黨一致支持近衛。明治憲法下議會的力量薄弱，換言之，首相的力量很弱。於是，中野正剛依據美國的總統製提倡賦予首相特別權限。但是，議員們相信依靠近衛內閣能夠收回議會的權力。不管怎麼說，隻有近衛能夠限製軍隊。為此，所有議會政黨自主地推進了輔佐議會——政黨的解散與整合。由於舊右翼認為這是使近衛成為威脅天皇的（就像德川幕府那樣的）存在而沒有成功。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妨礙日本“法西斯主義”的是天皇製。但是，從對抗革命的觀點來看，可以說近衛新體製完成了“昭和維新”。
近衛當了三次首相。第一次和第二次做出了攸關日本方向的重大決定。第一，1937年在成為中日戰爭開端的盧溝橋事件中，不求和平而擴大了戰線。第二，1940年締結了德意日三國同盟。這都是他個人的決斷。但是，不應該把近衛的“總動員體製”希望實現的目標隻和戰爭結合起來。本來“總動員”是艾倫斯特·榮柯作為反省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的失敗而提出的概念。那就是說，今天的戰爭中，沒有軍事和非軍事的區別，所有一切都具有軍事的意義，所以，僅僅依靠強化軍事部門已經不能打贏戰爭。反過來說，“總動員”與其說是軍事性的，倒不如說是產業性的。
野口悠紀雄批判性地指出：給戰後日本經濟體製帶來許多特點的，是始於1940年的“戰時體製”（《一九四〇年體製——別了，“戰時經濟”》，東京：東洋經濟新報社，1995）。這個觀點基本正確。但是，“戰時體製”殘存到戰後這樣的看法並不正確。這些改革是作為依靠法西斯主義的對抗革命實行的。而且，觀察西班牙的情況就會明白，法西斯主義未必希望戰爭，也不是帝國主義的。因為要揚棄“資本家”，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盡管美國占領軍推行徹底的非軍事化和日本和平主義，但是，1940年實行的許多改革依然得到了保存。
近衛的“新體製”既不是社會主義也非資本主義，既不是自由主義也不是全體主義。三木清稱之為“協同主義”，並賦予其哲學的基礎。這與其他京都學派哲學家和批評家所稱呼的“近代的超克”沒有什麼不同。近衛的新體製包括北一輝曾經要求的“改造案”，那就是推進農地改革和財閥解體，強化工人的權益和參與。這些是對抗社會主義、“改造”資本主義的措施，從這個意義上講，對應了從“帝國主義”階段到“後期資本主義”的過渡。
實際上，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們包括土地改革、財閥解體的計劃真正得到實施，是靠了戰後美國的占領軍。但是，戰後資本主義的發展是在這樣的“革新”基礎上確立的。20世紀80年代迎來頂峰的日本“後現代主義”就是在戰前的近衛新體製=“近代的超克”中準備好的。但是，在勝利的那一刻，失敗也已經開始。
20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發生了新的“日本資本主義論爭”。這與“左翼”之間展開的戰前、戰後的論爭不同，是針對來自因日本的工業發展和出口攻勢、非關稅壁壘而感到困惑的美國企業界、政府或者學者的批判，為其辯護的日本企業、官僚和學者之間產生的爭論。有趣的是村上泰亮等保守學者試圖從封建製即藩=家族的形態尋求“日本式經營”的起源。（《作為文明的家族社會》，東京：中央公論，1979）這與戰前的講座派相反，是不折不扣並自豪地讚美“封建殘餘”的。但是，與可以看作“封建殘餘”的高額實物佃租形成於資本主義經濟中一樣，由論資排輩和工會組織參與經營等賦有日本特點的“日本式經營”也是資本主義經濟下，在其危機中形成的。即，這始於近衛體製的“產業報國會”那樣的製度。隻是為消滅勞資對立、提高工人對企業的信賴度而采取的經營戰略而已。80年代，因為企業互相持股而作為個人的股東沒有力量的日本“法人資本主義”，被美國意識形態理論家批判為排他性，但受到了日本理論家的好評，認為這是揚棄了“資本家”的資本主義最高階段。這原本也是在近衛體製中，為了禁止企業股東的分紅和限製財閥的政策下形成的。90年代以後，這場“日本資本主義論爭”由於日本經濟的泡沫破滅和勢力下降而自然消失了。
由於日本在“後期資本主義”階段最能適應，所以，在向新自由主義=信息產業階段過渡的時候反而落後了。
這樣，日本近代史上的“反複”一旦剝離日本的特殊語境，就可以清楚那是作為世界資本主義反複的階段性一環而存在的。資本製經濟的周期循環是反複強迫性的。因為資本的積累和發展隻有通過危機—蕭條這一暴力性的淘汰來完成。前麵，我對周期循環的“長期波動”進行了論述，指出它導致了資本主義生產的基礎產業或者世界性商品的交替，即，從毛紡工業到棉花工業、重工業、耐用消費品，以及信息產業。這種變化導致了全社會的變化和重組，也導致了世界資本主義霸權國家的交替。之所以說長期的周期循環不能單從經濟層麵來解釋，是因為這種結構論的因果性。在長期性周期循環的情況下，蕭條也是長期的。而且，那不單是經濟危機，而且導致國內、國際性的政治危機。例如，在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的情況下，實現了從重工業到耐用消費品（汽車和家電產品）的過渡。這個時期，開始了被稱為福特主義的大量生產、大量消費的時代。但是，到80年代，這在發達國家已經達到飽和狀態。汽車和家電產品依然是主要的世界商品，而其生產和消費的中心轉移到了“中等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相反，90年代以後，所謂“信息”產業成為支柱、尖端產業。
近代資本主義的原點在重商主義=專製主義王權。盡管民族國家否定了這一切，但卻從中繼承了國民和領土。所以，超越民族國家的運動目標就是超越專製主義國家，從某種意義上講，就是恢複舊世界帝國的原理。實際上，那隻是作為民族國家延長線上的帝國主義。20世紀30年代，德國的“共同體經濟”和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就是這類形式。但是，在第二次大戰後的美蘇冷戰結構被解體的90年代也產生了類似的情形。民族國家的框架被全球化市場經濟弱化了。同時，它並不是被單一世界市場消解，而是創造出複數地域主義的組合來與其對抗。這種情況下，否定近代國家框架的地域主義即使喚起了近代以前的文明（世界帝國、世界宗教），那也並不是因為那樣的“殘餘製度”至今仍然根深蒂固。它隻不過是在世界資本主義的現階段所要求並被喚起的“想象的共同體”。
在此，顯而易見，1868年開始的“明治維新”始於全球化“自由主義階段”末期，它是作為19世紀80年代麵向前景化了的“帝國主義階段”的急劇變革而存在的。20世紀30年代的“昭和維新”應該是作為從“帝國主義階段”向“後期資本主義階段”過渡而展開的。關於在這次過渡中采用了什麼樣的話語，我將在第二部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