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天皇製法西斯主義的問題時，的確不能忽視神話性的結構。但是，在19世紀70年代，政治和經濟的曆史性完全被忽視了。麵向民眾或者麵對古代回溯性地提問天皇製的起源，看上去好像是“根源性的”，其實不然。它本身就遮蔽了曆史。70年代以後，風靡一時的天皇論隨著昭和天皇生病，被來自亞洲各國追究戰爭責任的聲音簡單地衝散了。這清楚地說明，隻有消除前麵講的話語空間的左半邊，這樣的天皇論才能確立起來。
6.乃木將軍之死
昭和四十年，也就是東京奧林匹克運動會以後，“昭和”和“天皇”意識的淡化與日俄戰爭後的話語空間隨著某種成功而有所內省化，非常相似。前麵已經講過，這種“內省化”與世界主義並不矛盾。作為事實，雖然具有國際化和“世界共時性”的意識，但是，“外部”已然喪失了。在我們的意識裏，導致其變化成為決定性的，必須有某個象征性的事件出現。馬克思指出：“悲劇是為了我們與過去愉快地訣別而存在的。”1970年，三島由紀夫之死可以說就具有這樣的性質。
我們已經習慣把這個時代作為“20世紀70年代”來敘述。但是，如果把六十年代後半葉的問題當作“昭和四十年代”來看的話，就會出現不同的狀況。首先，從前者的視點來看，這一時期是“新左翼”的全盛時代，一般看作“世界同時性”來認識的。但是，這一時期，作為對近代西方合理主義之批判而講述的新左翼運動，從另外的視點，即近代日本的話語空間來看，乃是恢複了戰後受到壓抑的坐標空間的下半部，盡管是暫時的。對於近代合理主義的批判則與戰前的“近代的超克”相似。所以，三島由紀夫對“新左翼”感到一種親近感，也是事出有因的。
例如，1970年三島由紀夫的自殺令我們感到震驚。但是，如果說他在昭和四十五年剖腹自殺了，那大概不會讓我們那麼震驚吧。也許三島自身應該意識到這一點。我們往往把他的行為看作“二二六”叛亂的再現（表象），其實應該聯想起明治四十五年乃木將軍的殉死。乃木將軍的殉死也是由於不合時代潮流而令當時的人感到震驚。天皇是立憲君主國家的君主，所以，難以想象要為他殉死。乃木將軍之於天皇具有一種封建君主的忠誠關係。在明治二十年代的近代國家體製中成長起來的芥川龍之介和誌賀直哉嘲笑乃木的落伍，也是理所當然的。
但是，乃木自殺給森鷗外帶來了衝擊，促使他創作了《興津彌五右衛門的遺書》。從此以後，鷗外轉向描寫武士或者封建世界中的人物之曆史小說創作。這裏所說的“封建”是指對直屬主人保持絕對忠誠的關係，但是，對於主人上麵的上司卻沒有這樣的關係。為此，封建的體製與中央集權式的近代國家不同，受到多元勢力叛亂的威脅。鷗外描寫的《阿部一族》中的人們由於對主人的忠誠而不惜反叛藩主。這樣封建性的人通過對唯一主權者全麵的服從（subject）而擁有成為主體（subject）的近代國家之個人所沒有的獨立性。實際上，支撐明治十年代“自由民權運動”的不是這種近代人，而是封建人的獨立心與自負心。但是，正像西南戰爭所顯示的那樣，這隻會導致否定國家主權的內亂。
鷗外留下的作為“石見人森林太郎”而死的遺書，其意義不在於回歸故鄉的鄉愁，其中包含對他自己所支持且飛黃騰達的明治近代國家體製的否定。吸引鷗外的不是封建人的古樸，而是大正時期近代性的“內省”所失去的獨立性、多元性。
夏目漱石也受到這一事件的衝擊，創作了《心》（1914）。在這部小說中，“先生”是這樣敘述的：
夏天最熱的時候明治天皇駕崩。但是我覺得明治精神始於天皇也終於天皇。有一種感覺強烈地撞擊著我的心胸，受明治精神影響最深的我輩再活下去畢竟是落伍了。我把自己的想法清楚地告訴了妻子。妻子笑了，並沒有理睬。似乎想起了什麼，突然跟我開玩笑說：那就殉死好了。
我幾乎忘記了殉死這個詞。因為平時用不著這個詞，看來沉在記憶的深處已經開始腐朽了。聽到妻子的玩笑我才想起來，這時，我回答妻子說：如果殉死的話，我打算為明治精神殉死。當然，我的回答也不過是一句玩笑，但是，我當時覺得在這個古老的已經不用的詞語裏裝進了新的意思。
此後，大概過了一個月。大葬之夜，我和往常一樣坐在書齋裏，聽到了葬禮開始的炮聲。我仿佛聽到了明治永遠離去的消息。事後想起來，那也是乃木大將永遠離去的通知。我手持號外，情不自禁地對妻子說：殉死了，殉死了。
我在報紙上讀到乃木大將死前寫下的文字。西南戰爭被敵人奪去軍旗以來，為了表示歉意，多次想死卻終於活到今天。看到這樣的句子時，我不由自主地屈指計算乃木想到自殺後活下來的歲月。西南戰爭發生於明治十年，距離明治四十五年已有三十五年的時間。乃木大概在這三十五年當中一直想死，等待著自殺的機會。我在想，對於這樣的人來說，是活著的三十五年痛苦呢？還是把刀刺進腹中的那一瞬間痛苦呢？
又過了兩三天，我終於下決心自殺。正如我不清楚乃木自殺的理由一樣，你也許不能理解我自殺的原因。如果是這樣，那也是由於時勢的推移帶來的人的差別，沒有辦法的。確切地說，或許是個人與生俱來的性格不同也說不定。
這裏有很多微妙的地方不宜概括，所以就完整地引用了這一大段。例如，“殉死”在這個時期不過是開玩笑才講的“古老的已經不用的語言”。（順便指出，直到三島由紀夫自殺之前，我一直認為他說的都是“玩笑”。）更進一步講，“先生”所說的“明治精神”，很明顯，即使不是指“明治十年”，大概也是明治二十年以前吧。
“先生”的確懷有背叛朋友K的負罪感。但是，他知道K未必是由於失戀和受到朋友的背叛而自殺的，這種三角關係中還包括其他的因素。K是一個禁欲式的理想主義者。“靠佛教的教義培養起來的他認為，衣食住行講究奢侈那就同不講道德一樣。閱讀過古代不怎麼可靠的高僧和聖徒傳記的他有個毛病：動不動就要把精神和肉體分離開來。也許有時他會想鞭撻肉體會使靈魂增添光輝”。
僅從這些例子來看，K隻是一個敏感而觀念性很強的青年。但是，在某個時期，這樣極端的類型可以說是固有的。例如，可以看一看迷戀基督教的北村透穀和專注禪的西田幾多郎，就會明白。他們在政治上的鬥爭失敗以後，針對急速建立起來的資產階級國家體製，固守在“精神”世界中。也就是說，“明治維新”的可能性被封鎖以後，他們打算與一切世俗對立。而且，他們不得不輸給世俗=自然。透穀自殺，西田幾多郎忍辱負重重新進入東京大學做了選科生（旁聽生）。可以說K也是這樣的類型。
“先生”尊敬、追隨K的原因也在這裏。但是，對自己望塵莫及的楷模同時也懷有一種惡意。這種惡意隱藏在下麵這個善意之中：“作為使他變成一個正常人的第一手段，首先得講究讓他坐在異性身邊的方法。”那就是讓他屈服於K嚴厲拒絕的世俗的=自然的事物之誘惑。K自殺不是因為朋友的背叛，而是由於不能貫徹“內心”獨立性的無力和空虛的意識。
因此，應該說三角關係的問題中，實際上隱藏著“政治”問題。“先生”和K都背叛了某種東西。可以說，那就是存在於明治二十年代穩步建立起來的近代國家以前的多種可能性。對漱石本身也可以這樣講。
他認為英國文學和漢文學一樣，於是就想“如果是這樣的話，舉畢生之力去學也不後悔”，可是他又寫道：“畢業時的我，腦海裏產生出一個被英國文學欺騙了的念頭。”（《文學論》序）但是，他認為可以花費一生去學的“漢文學”與他晚年走進的南畫和漢詩的世界也不一樣，那是與“亞洲”以及“民權”相結合的一種文學。
例如，明治十年代至二十年代最受歡迎的是自由民權派的“政治小說”，與其相對抗的是坪內逍遙等人的“寫實主義”（沒理想主義）。這種“言文一致”的運動是要否定曲亭馬琴的漢文文脈而走近式亭三馬的口語戲文調。這一時期的漱石則對此拒絕接受。對他來說，“漢文學”意味著對這種傾向的否定。
相反，英國文學是作為明治“文學改良”（坪內逍遙）的一環而被製度化的。這與大英帝國的力量是分不開的。問題不在於能夠與英國文學產生共鳴的能力和感受，而在於“英國文學”當時所處的位置。在英國文學中，漱石與愛爾蘭出生的作家斯威夫特以及斯特恩產生共鳴，也可以從此處來理解。漱石雖然不情願，卻不得不做“洋學隊的隊長”。
可以說，漱石是明治十年代的殘餘勢力。在《秋風》和《秋分》中，他描寫了麵對世俗怒吼的主人公。但是，從《共產黨宣言》已經翻譯過來的明治四十年的現實來看，他們已經陳舊了。在漱石的文學中，這是從明治十年代遺留下來的。他稱為“明治精神”的不可能是明治整體的時代精神，因為他唾棄了明治整體的時代精神。在明治二十年代後期到三十年代確立起來的“近代文學”中，透穀和漱石擁有的“內省”已經淡漠，而轉化成了單純的自我意識。換言之，“內省”的政治起源被忘卻了（參見《日本近代文學的起源》），這就是“先生”所說的“時勢的推移”。
7.三島由紀夫之死
慶應三年（1867年）出生的夏目漱石，也許會把自己的生涯與明治天皇的時代等同看待。“先生”所說的“始於明治終於天皇”就是這個意思。關於大正十四年出生的三島由紀夫，也可以這樣看。從某個意義上講，三島是把自己的生涯與“昭和”一起終結的。
但是，漱石雖然創作了《心》，卻並沒有自殺。據說他在臨終之時說過“死了就不好辦了”。這並非意味著漱石恐懼死亡。他拒絕把自己的一生戲劇化，賦予自我完結的意義。他沒有像森鷗外那樣留下“石見人森林太郎”那樣的遺書，單純地一命歸天。單純的死亡非使人的生命失去意義。
漱石能夠寫出《心》這樣的悲劇，因為他是一個不會把自己悲劇化的人。“明治精神”早已一去不複返了，所以是悲劇性的。但是，“昭和精神”並非如此。這是因為正如“昭和維新”那樣，總是作為模仿、再現（回想起）明治精神——當然意味著明治二十年之前的可能性——的一部分而存在。
保田輿重郎在1969年寫下這樣的話：“亞洲大革命的根本精神是繼承明治維新的誌向。進一步說，是對大西鄉精神的繼承。這種精神在大東亞戰爭中也曾經產生過。”（《日本浪漫派的時代》）正如前麵講過的那樣，從這個視角來看，他在中國“文化大革命”的紅衛兵中間發現了這種繼承。
但是，所謂“繼承的誌向”在他看來，意味著可以繼承的東西已經不存在了。保田自己講：“從現實來看，文學和思想都是空白的時代出現在昭和初期。”
《日本浪漫派的時代》，收入《保田輿重郎選集》第六卷，東京：講讀社，1972.
昭和初期還處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後的時代。即便“我思故我在”，隻要我們認識理解胡塞爾的話，為了忍受戰後頹廢而出現的意識、走向日本反省之類的意識，基本上還存在。這個經驗在此次大東亞戰爭後的決心上，成為一種教訓。所以，我們這一代人既非單純的戰前派也不是戰爭期間派。從世界史的角度來看，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派。
《日本浪漫派的時代》，同上。
保田積極地把這個“空白”作為“反諷”來把握。換言之，這是一種嚴肅的不認真。保田繼承的“明治精神”沒有任何內容。但是，輕視內容、保持空白就是浪漫派的反諷。
他對於“矛盾”講“反諷”。“矛盾”構成“問題”，強迫解決。但是，對保田輿重郎來說，正是因為如此沉重所以值得蔑視。輕視“矛盾”、輕視“問題”就是反諷。這種反諷可以把保田不僅從左翼也可以從通常的右翼中區分出來。這種徹底的隨意性和無內容性迷惑了橋川文三和三島由紀夫這一代人。
總而言之，保田和試圖再現“明治維新”的人不同。他的確敏銳地意識到“明治精神”的消失，正因為消失了所以能夠再現（表象）。用馬克思的話說，“明治精神”即便是悲劇，其重複的“昭和精神”就是鬧劇。
當然，明治維新本身也是“再現”，即那是一場“王政複古”。和法國大革命一樣，明治維新采用了古代的創意。因此，正如保田所指出的那樣，“明治的精神”與後鳥羽院的教誨是相連的。但是，明治維新還有可以為之實現的課題。在“昭和維新”或者北一輝身上，仍然存在可以實現的課題，而“日本浪漫派”那裏則不複存在，也不允許存在。
在《日本的橋》（1936）中，保田說“僅僅想細述”岡倉天心的“想法”。他果然從古代的交通講起，把日本的橋與西洋的橋、中國的橋進行比較，讚美“哀傷的日本之橋”。當然，他絕不像“日本主義者”那樣強調強大的日本、武力的日本。他也和岡倉一樣，否定西洋的文明開化。不僅如此，甚至排斥“武士的文化”，排斥被武士歪曲的日本史觀，一貫敘述著“沉湎和平的文藝”。
岡倉天心在日俄戰爭後寫了這樣的話：“西洋人把日本沉浸在和平的文藝時代看作是野蠻國家。可是，日本在滿洲戰場實施大屠殺以後，則被稱為文明國家……如果文明必須依靠血腥的戰爭榮譽的話，我們最終情願做野蠻人。我們高興地期待祖國的藝術和理想，理所當然地受到尊敬的時代終會到來。”（《茶之書》）此處存在一種浪漫派式的反諷。但是，這與保田的德國浪漫派式的反諷遊戲有本質的區別，具有一種曆史的實質性。
看起來好像保田和岡倉天心講的是同樣的問題，不同的是現實中存在著日本“在滿洲戰場實施大屠殺”的狀態。保田在“滿洲國”找到了“新的世界觀”。但是，曾經作為馬克思主義者的他，不可能判斷不出“滿洲國”隻是在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的傀儡。然而，他必須有意識地否定這樣的判斷。在蘇格拉底那裏反諷是“佯裝無知”，而保田則是真正的裝作無知。日本浪漫派的反諷從這個意義上講是否定現實，隻相信非現實的“美”。用保田高度讚賞的川端康成《雪國》的表述來說，是在隧道的另一端注視“哀傷的日本”（駒子）之美。
總之，對保田來說，“昭和維新”不僅沒有可以實現的目標，而且是一場廢棄實現目標這一思考本身，即廢棄“文明開化”以來的思考之鬥爭。但是，昭和四十五年，當日本浪漫派青年三島由紀夫打算“再現”“昭和維新”的時候，那是一場名副其實的鬧劇，而且，三島沒有隱藏任何事情。正如《豐饒之海》中轉世投生（反複）的最後一個人物是假的一樣，《豐饒之海》最終成為“空虛之海”。
從這個意義上講，三島由紀夫是通過重新喚起“昭和精神”而使其終結的。套用馬克思的話說，這場不是悲劇的鬧劇是為了讓與昭和的訣別變得更加生動活潑。沒有什麼場景比祭出三島之死的右翼和保守派更滑稽的了。他的行動是徹頭徹尾的諷刺。他可以實現的是破壞想要實現什麼的人的思考，他所謂應該防衛的“日本文化”在實體上不僅什麼都沒有，而且那就是“什麼都沒有”本身。
《豐饒之海》最後一卷“天人五衰”結尾處，主人公安永透受到女人的追問：“鬆枝清顯被意想不到的戀情俘獲，飯沼勳因為使命，而珍·約翰被肉體所俘虜。你被什麼俘獲了呢？僅僅是自己和別人不同這個沒有任何根據的認識吧？”知道自己是冒牌貨，沒有任何必然性的主人公安永透隻是為了證明自己是真的而計劃自殺並失敗。但是，這種自殺並非尋求“根據”，而是為了貫徹“沒有任何根據的認識”。
三島認為昭和天皇應該像當時的天皇主義者預期的那樣，在昭和二十五年死去，由此成為神。然而，天皇卻發布了“人間宣言”，作為國民整合的象征活了下來。三島蔑視這個天皇，這是因為戰後“轉生”的天皇隻是個冒牌貨。但是，這和蔑視應該成為“世界最終戰爭”的戰爭之後依然活下來的自己一樣。為了實現真正絕對的美（神），就必須像“金閣寺”那樣被燒毀。他的自殺與戰後殺害天皇具有同樣的意義。
8.“昭和”的回歸
1970年之所以成為一個分水嶺，當然不單純是因為三島由紀夫那壯烈的自殺。例如，20世紀70年代初期，正如“聯合赤軍事件”所象征的那樣，“新左翼運動”崩潰了。另外，如同外彙市場和石油危機所展現的那樣，戰後的世界體製開始發生結構性的動搖。在這期間，依靠戰後的美蘇二元結構，單方麵利用這一結構發展起來的日本，在80年代作為經濟強國出現。可是，在意識上卻完全封閉在自己的內部。盡管所有信息都從外部傳來且被消費著，但是，“外部”並不存在。換言之，從話語空間上來說，日本封閉在第Ⅰ象限中。
日本人開始感覺到國際性緊張是1985年以後。與此同時，“昭和”與“天皇”問題也開始“複活”。這並不是單純因為已臨近“昭和”的終結，而是由於日本再次處於國際緊張關係當中，這一切使昭和天皇作為曆史問題而表麵化。這不僅是內部，而是來自與亞洲和西方這一外部的關係。在此，1970年以後的天皇論驟然失色，也是必然的。
當然，三島終結了“昭和精神”之後，“昭和”仍舊持續著，而且竟然持續了18年。1970年以後的天皇悄悄地老去，自殺未遂的安永透大概也是如此。以後，在天皇的長壽麵前，天皇主義者和反天皇主義者全都一籌莫展。因為這不是“精神”而是生物學的事實。可以說，天皇活著本身就使賦予“昭和”的意義風化了。
但是，參照前麵的年表可以看出，“明治”結束以後，大正貫穿其間，這期間正好與持續至昭和五年（1930年）的時期相對應。換言之，由於昭和太長，所以重新回歸昭和了。也就是說，1989年美蘇二元體製結束，“世界新秩序”開始逐漸形成。從某種意義上講，這與1930年代類似。即，世界的政治、經濟區域化正在進行。例如，歐洲實現了“歐洲聯盟”（歐盟）。盡管這是作為對抗美國和日本的經濟而不可避免要出現的，但戰前歐洲整合由德國強行推進的事實依然記憶猶新，這怎麼才有可能呢？毋庸贅言，這是因為德國徹底對過去進行了自我批判，並實施了賠償。
但是，日本沒有做這樣的努力，倒不如說，沒能夠與過去切割。最大的原因就是戰後天皇被免除了戰爭責任，沒有退位且一直活了下來。而且，當日本作為實質上掌握“大東亞共榮圈”的大國而複活並成為世界各國矚目和戒備的目標時，天皇再一次作為其象征而存在。同一個天皇作為象征（符號）不斷“轉生”。無論其他方麵怎樣努力，隻要天皇存在，日本人就無法清算過去。而且在把過去弄模糊的狀態下，直麵與戰前相似的狀況。當美國和歐洲正在形成一個區域的時候，日本被排擠出來是必然的。另一方麵，日本在亞洲孤立無援。明治以來的“難關”絲毫也沒有得到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