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
20世紀50年代後期，大江健三郎還是一個大學生的時候，就作為文學新秀劃時代地登上了文壇。他的作品，從一開始就具有自己的特點。其一，一直用“BOKU”（我）這一敘述者寫作，但是，與當時日本具有統治地位的私小說形式不同，這個“我”和作者不是一個人。雖然如此，“我”既非客觀的敘述者，也並非完全與作者沒有關係。自從處女作《奇妙的工作》發表以來，“我”在指向大江個人的同時，經常意味著其他的東西。
與這一點密切相關，大江作品的另一個特點是沒有“固有名稱”。如果沒有“固有名稱”這個說法言過其實的話，也可以說出場人物的名字是類型化的。《萬延元年的Football》（1967）中的蜜三郎和鷹四這樣的名字表示他們的性格。哥哥“蜜”是一個內向的非行動派，相反，弟弟“鷹”是暴力的行動派。而且，他們的“性格”（人物造型）不變，不會隨著作品的展開而發展或者逆轉。而且，他們的姓氏，“根所”更加露骨地表達了作品的主題。他們是一些探索各自的根、文化認同或者根源的探索者，這從名字上就能一目了然。
例如，初期的作品《死者的奢華》（1957）中，出場人物沒有名字，隻被稱作“女學生”和“管理員”。但現在很清楚，這也成為一種類型名字。下麵引用的這段話，讓人清楚地聯想到薩特的影響。
我想：這些死者與死後立刻火葬的死者不同。漂浮在水槽中的死者，具有完整的“物體”的密實性、獨立的感覺。死後馬上就被火葬的屍體不會是如此完整的“物體”吧。
那是活著的人。我想：活著的人，具備意識的人，身體的周圍帶有熱的粘液質，會拒絕我。我進入了死者的世界。而且，一回到生者中間，所有的事情就變得困難，這是最初的挫折。
生者是自為的存在，死者是自在的存在（物）。自為的存在是這樣一種應有的狀態：它並非永遠的存在之物，亦是無之存在。就薩特來看，自為的存在本原上是無名的，名字是由他者強加的，我們隻能將自為的存在“物”化。初期的大江健三郎排除固有名稱也許是受了薩特的影響。但是，大江的固有名稱問題與其有本質的區別，是更加深刻的。
眼下重要的問題是，在大江那裏“女學生”和“管理員”這一種類（聚合）與名字同格。換言之，當作指示個體的固有名稱的特權性被剝奪了。如果說近年創作的《寄給難忘歲月的信》（1987）中可以看出很大變化的話，那首先就表現在固有名稱得到了恢複。在此，我想思考的是大江健三郎從創作初期一貫把固有名稱括進括號裏麵，這在近代小說或者近代當中意味著什麼呢？
前麵講到的類型名，無論日本還是西方，近代以前的小說中是普遍存在的。甚至可以說，名字司空見慣的人物的出場是“近代文學”的一個特點。以英國18世紀為中心論述《小說的發生》的愛安·瓦特，從哲學的背景上對此進行了研究。也就是把它與唯名論傾向結合起來。所謂唯名論，針對普遍或者作為概念實體的實在論（現實主義），認為隻有個體才是實體，概念隻不過是從其中抽象出來的。這樣，個體本來是由各自的固有名稱表示的。文學上被稱為現實主義的東西是通過否定哲學上的現實主義而產生的。
個人的文化認同問題，從邏輯上講，與固有名稱的認識論地位密切結合。借用霍布斯的話說，這是因為“固有名稱隻喚起一個事物，而普遍是喚起眾多事物中的一個”。固有名稱在社會生活中，完全具有相同的機能。那都是個人獨特的文化認同之語言表現。但是，在文字上，固有名稱的這個機能在小說中，開始全麵確立。在此之前的文學形式中，人物當然被賦予普通的固有名稱。而實際使用的名字種類意味著作者沒有把這些人物作為完全的個體化實體確立起來。LanP。Watt，TheRiseoftheNovel：StudiesinDefoe，RichardsonandFielding，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2001.
例如，蜜三郎和鷹四這樣古怪的名字也算是固有名稱，但是，他沒有指示“完全的個體化實體”，而是意味著某種類型。這樣的名字在近代小說以前是很常見的。在日本，二葉亭四迷的《浮雲》（1887）被稱為最初的近代小說，主人公的名字叫內海文三。柳田國男曾記錄過讀了這部作品後，為平凡的人物成為主人公感到震驚。其實，文三這個平凡的名字才值得驚訝。例如，可以與後來尾崎紅葉創作的《金色夜叉》（1897）中的人物名字作一比較。間貫一和富山這兩個名字具有類型性的意義，預示著他們的性格和行動。但是，《浮雲》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不單純是平凡人物和名字的出現。如果那樣的話，江戶小說中也存在。重要的是以平凡名字指代的個體代表某種一般性，這樣的個體出現了。
司空見慣的固有名稱表示個體（individual）。近代現實主義關注這樣的個體。這在繪畫中也相同，假設以往的畫家試圖把“鬆”這個概念形象化，近代畫家描繪的這棵鬆樹、那棵鬆樹盡管實際上沒有那樣稱呼，但都是可以用各自的固有名稱稱呼的每一棵鬆樹。換言之，近代的現實主義即使實際上沒有稱呼，但是潛在地描繪了可以用固有名稱稱呼的個體。而且，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個體經常象征著一般性（普遍性）。例如，通過描繪每一棵特殊的鬆樹，反而描繪出“鬆樹”這一普遍事物。或者，能夠描繪這一信念才是現實主義。不言而喻，提到近代現實主義的時候，我指的不是狹義的方法和流派，而是意味著近代文學整體的結構，即使是反現實主義也沒有什麼變化。
2
這種差異經常在諷喻和象征的對比中被提及。毋庸贅言，近代以來，對於諷喻的評價很差。最典型的評價是歌德，我們可以借用本雅明的引用來看他的觀點。
詩人是針對普遍尋求特殊，還是在特殊當中看普遍，這裏有很大的差異。前者產生寓意（諷喻），這種情況下，特殊和普遍都不過是一個例子。後者，理應構成文學的本質。那就是不考慮普遍也不指出普遍而表示特殊。能夠活生生地把握特殊的人不知不覺地——或者到後來才知道——同時獲得了普遍。（《德國悲劇的起源》）
我前麵稱為信念的，是“能夠活生生地把握特殊的人不知不覺地——或者到後來才知道——同時獲得了普遍”這一裝置。這樣的象征性裝置在今天表現如下。
例如，作家一邊寫自己的特殊經曆、特殊的自己，一邊相信它具有普遍性的意義。不僅如此，讀者在閱讀的時候，如同“自己的經曆”一樣，追隨作家的體驗進行自我體驗。迄今為止，沒有人那樣寫也沒有人那樣讀，所以，很明顯這隻是曆史性的裝置。成為近代文學前提的，是特殊事物“象征”普遍事物這一信念。否則，私小說作家不會堅持不懈地寫那麼多微不足道的故事。
即使在今天，雖然提法不同，但是，這種“象征”的觀點在作家當中仍然具有很強的影響力。例如，今天依然在重複這樣的評論，認為特殊的個性化表達方式是在作家自身“渾然不知”的情況下，表現了時代狀況的本質。這樣的批評當中，評價很差的就是那種已經“思考並指明普遍性”的那一類作品。這類作品被當作寓意性作品，或者“主題的主動性”而受到了排斥。大概可以說大江健三郎就是這種批評的靶子。
本雅明研究17世紀德國的巴羅克悲劇，試圖從中找出被近代貶低的諷喻意義。（《德國悲劇的起源》）當然，這並不是針對近代的象征性（符號）思考而試圖恢複中世紀諷喻性思考的地位（原本巴羅克也不是中世紀的）。本雅明的工作無非是對象征性思考的不證自明性表示懷疑，目的在於體現其曆史。我所關心的也不是近代以前的文學，而是象征性思考的不證自明性確立以後出現的那些諷喻性作家。
對諷喻性作品評價不高是因為這類把自己特殊的事實束之高閣而去敘述一般性的事物。但是，諷喻性的作家不拘泥個別性，這是一個誤解。毋寧說，事情完全相反。在象征性的小說當中，特殊（個別）的事物成為普遍，或者別人的事情能夠作為“自己的事情”那樣產生共鳴，那隻能是一個裝置。在這之中，那種絕對無法歸入普遍性（同類）的個別性（單獨性）被舍棄掉了。這是因為深入探索個別事物的時候，普遍性的事物能夠被發現，隻能說明個別事物早已屬於普遍性了。這裏，固有名稱隻是一個任意符號附屬於在此之前已經存在的作為實體的個體上。但是，固有名稱表示一個絕不歸屬一般性和集合體的單獨性。從這個意義上講，近代現實主義（唯名論）利用固有名稱的同時，其實是在抑製固有名稱的。
拘泥於單獨性的人是不會進入這樣的個體——類的循環之中的。卡夫卡就是一個例子。卡夫卡不具有幻想性而非常寫實，但他的作品缺少固有名稱，因此成為寓言性小說，而不是現實主義。然而，這並非是對固有名稱的排除，而是對固有名稱所帶來的錯覺的排除，結果反而成了對固有名稱的執著。這一點就是他與寓言作家根本的區別。
諷喻受到貶低的另一個理由與前麵敘述的問題相關，那是由於世界根本上存在著意義這一思考導致的。由於世界上存在意義，所以，看起來仿佛“普遍性”先行似的。而且，看起來某個事物不斷地擁有別的世界。例如，近代以前的文學與曆史的記載認為事件存在“意義”，所以，曆史成了故事。
象征性的思考否定這樣的意義。事實上，近代曆史學就是由此確立起來的。近代曆史學首先關注作為事件的個體的真偽、順序和因果關係。而不去關心其“意義”如何。把固有名稱作為產生故事的事物排除在外，試圖抽出沒有固有名稱的結構。固有名稱即使出現，那也不過是被帶入結構中的任意符號。但是，這並沒有完全驅逐“意義”。這樣的思考有一個前提，那就是每個特殊的事件在默契之下“不知不覺”地承擔著普遍的意義，就像黑格爾所說的“理性的狡黠”一樣。
例如，曆史學家對於“1945年8月6日在廣島投下了原子彈”這一件事（個體），拒絕從中讀出隱喻性的“意義”。近代作家也相同。有關“原爆”而創作的文學作品中，井伏鱒二的《黑雨》（1966）得到最高的評價。這是因為作品絕對不涉及受原子彈傷害的“意義”，隻是平淡地描寫個體的“細節”，試圖由此達到“普遍性”。但是，前麵已經講過，這隻不過是一個支配性的裝置，從這樣的角度看，像大江健三郎這樣，想要從中讀出“核時代”的“意義”的作家，隻有被敬而遠之了。
但是，從曆史是由作為事實的個體組成的這個觀點來看，一個共同默許的信念被作為前提，那就是個體與普遍性相結合。即使試圖瓦解馬克思主義的曆史觀，這一點也沒有絲毫的變化。因此，實際上這裏的固有名稱是空缺的。也就是缺少了拒絕被普遍性消解掉的單獨性（特異性，singularity）。這與缺乏一次性的事件性具有相同的意義。例如，對於大江健三郎來說，殘障兒子的出生必須具有“意義”。因為，這件事對他來說，靠殘障兒童問題這一普遍的“意義”是難以消解掉的。
沒有固有名稱的曆史不是曆史。諷喻性的作家拘泥的是這個事件的一次性、特異性。同時，它必須具有普遍性的“意義”。但是，正因為這樣，所以諷喻性的作品看起來反而是非曆史性的。
3
固有名稱不僅僅是人名，也包括地名和年號。例如，《魯濱遜漂流記》的開頭寫的是“我1632年出生於約克”。通過“1632年”或者“約克”這樣的固有名稱限定，讓讀者看到作品的真實性。笛福意識到這樣的“細節”堆積會產生真實性。那就是“上帝隱藏在細節當中”的觀點，正如前麵講過的那樣，明顯是象征性的思考。
這些固有名稱除去指示作用以外沒有其他意義。另一方麵，例如，芭蕉的《奧州小道》中的地名則具有意義。芭蕉盡管是寫實性的，但是，在近代現實主義的意義上並非如此。對於他來說，地名的作用是連接眼前的風景和當地曆史以及先行存在的和歌這些文本的標誌。一提起某個個體立即意味著其他的事物。諷喻的意思原本如果是提到一個事物而意味著其他事物的話，可以說這是諷喻性的。
在象征性的思考當中，一個表達方式總是意味著其他事物這樣的觀點遭到了否定。由此，個體作為個體得以確定。固有名稱被看成指代個體的符號，大江健三郎排斥的就是這樣的固有名稱。
例如，《萬延元年的Football》當中幾乎沒有使用具體的地名。為此，反而存在滑稽的部分。《寄給難忘歲月的信》中，有一個人物（鷹四）從山穀的村落走出來，前往一座叫鬆山的城市。他講了下麵這段話：“於是，我來求超市的天皇，跟他商量如何處置死去的幾千隻雞。也不能看著不管，我要到當地的城裏去一趟。”
即使是住在東京的人也不會出現這樣的對話。但是，大江為了貫徹對固有名稱的排除，並不討厭如此不自然的對話。山穀的村落除去四國以外並不具有空間的特定性。當然，初期的《拔苗擊仔》甚至連四國這一限定都沒有，與此相比，也許具有現實主義性質。
這種對地名的排除可以使作品具有諷喻性。“山穀的村落”顧名思義就是山間的村子，同時也意味著一個宇宙。否則，鷹四率領的村子裏的“小騷動”就不能與東京以及美國這個規模和層麵的政治進行類比或者對抗，更不用說萬延元年的農民起義。此刻現在，開始意味著“百年以前”。
作為暴民指揮者的弟弟現在與萬延元年的曾祖父合二為一，不斷挑逗著隱藏在庫房裏的我和母親以及家族的魂靈。
這不僅僅是（鷹四）心理上的同一化。而且做到了讓“我”或者作品的時間空間與百年前的那一幕重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