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上的戰爭一爆發，我的父親就放棄了在中國的工作，跟家裏聯係說即將回國，可其後就去向不明了。三個月後，在下關警察署父親變成屍體，被交給了母親。
征兵去了菲律賓，後來戰死的大哥留下了下麵這樣的手記：“實際上現在的日本怎樣呢？一片混沌。是非科學的，沒有準備的，而且搖擺不定。眼下在德國實行的票證製——其票證是昭和八年希特勒上台時就印製好的。希望蘇聯向我們頭上投下炸彈之雨。日本人被太平盛世之夢所迷惑，到這個最後關頭還在為向左轉還是向右轉而瘋狂。”“據遭逮捕的隊長說他原本想讓新兵刺殺，可自己卻人生第一次搶先揮舞日本刀砍掉了土人的頭顱。”
從神風特攻隊回來的S大哥，戰後因為和山穀的青年一起襲擊朝鮮人村落而被殺死。最後，鷹四組織山穀的青年，利用村民對朝鮮人的反感，襲擊了朝鮮人經營的叫做“天皇”的超市。這樣看來，很明顯“暴力”的血脈全都與“亞洲”相關聯。另一方麵，從鷹四的角度來看，“我”（蜜三郎）的血脈是這樣的。“曾祖父、祖父，以及他們各自的妻子都是和蜜三郎同樣類型的人。我們家族譜係中，除去他們以外，其他人幾乎全都死於非命，而他們卻安穩又舒暢地活得很長壽。”
這些人物可以放在坐標空間中來定位（參照前文圖表）。“我”——蜜三郎自然在第Ⅰ象限。鷹四在第Ⅳ象限，從這裏跳入左半邊。但問題是他屬於第Ⅱ象限還是第Ⅲ象限，不甚明確。按照索萊爾的話說，就是權力還是暴力的問題。按照竹內好的話說，則是帝國主義還是亞洲主義。而且，與“亞洲”相關也就與這種兩義性有關。
例如，有關斬下了“土人”頭顱的大哥，鷹四接著講道：“我發現自己的親人在戰場上也是以日常生活的感覺活著，而且是一個有能力的執行者。阿蜜，假如我生活在大哥的時代，這或許不就是我自己寫的日記嗎？想到這裏，我感到自己對世界的展望打開了新的局麵。”另外，關於襲擊朝鮮人村落而死亡的S大哥，他這樣講道：“但他是領導者。這不用阿蜜強調，我也知道這是來自夢中的記憶。我感到自己有一個景象華麗的記憶：穿著海軍飛行預科練習生製服的S大哥指揮山穀的青年集團，正在向朝鮮人村落頑強的精銳部隊發起挑戰。”
大江健三郎在隨筆和發言中絕不可能講這樣的話。戰後的話語空間封閉在右半邊的第Ⅰ和第Ⅳ象限中，可以說左半邊是禁忌。一般認為，大江是這種戰後話語空間的忠實旗手。倒不如說，他在小說中僅局限於左半邊。不隻是《萬延元年的Football》，作為敘述者的“我”一定被放在第Ⅰ象限中，“我”就是戰後日本狀況的化身。這就是性無能、不具活動性和自我封閉性。而且可以說，“我”所懼怕又被吸引的“弟弟”這一人物屬於第Ⅲ象限。
值得注意的是這第Ⅲ象限乃是非語言性的。它總是“帶有瘋狂的陰暗而恐懼的東西”。換言之，如果“我”處於意識之中的話，“弟弟”就會處於無意識之中。假如後者被語言化（意識化），經常作為第Ⅱ象限表現出來。
也可以說，“我”是為了使左半邊得到解放的裝置。大江健三郎把小說稱為“自我救贖”就是這個原因。“我”並不是自己。這種坐標中的運動總體就是“自我救贖”。然而，我在《萬延元年的Football》中要關注的是這種“自我救贖”，同時也成為近代日本的自我救贖。
3
領導萬延元年的農民起義襲擊根所家族的曾祖父的弟弟，就存在於這種暴力血脈的“根源”中。他在起義後單獨一個人活了下來，但後來如何，卻真相不明，傳說他改名換姓做了政府的高官。還有人說，他成了村裏的“亡靈”。真相到底是什麼呢？出場人物一直在追問中行動。當然，與曾祖父的弟弟同一化的弟弟把襲擊超市比作萬延元年的武裝起義。
另一方麵，“我”這樣說道：
在根所家人的性格當中，我繼承了拒絕從萬延元年事件中獲取雄壯暗示一方的血脈。我做的夢也不是把自己與曾祖父那種英雄式的弟弟融合，而是戰戰兢兢地躲在庫房裏，作為一個膽小怕事的旁觀者，像曾祖父那樣連打槍也不會，總是做噩夢。
但是，這並非單純的“性格”問題，可以稱之為近代日本史的問題。隻要曾祖父弟弟的行為成為問題，“山穀”就不是一般性的宇宙，而意味著近代日本的話語空間。“在這個山穀中沒有留下任何根，也沒有紮下新的根”的“我”正如前麵所講，屬於第Ⅰ象限，換言之，屬於飛離“亞洲”的空間。而且，他從中找到了identity（文化認同）。
……相反，回到山穀以後，我從自己一直持有的、喪失了孩提時代對於真我的identity這樣一種罪惡感中解放出來。
——你真像隻老鼠！對於責難我的整個山穀，我現在可以充滿敵意的回敬道：“你們為什麼對毫無關係的人如此多管閑事呢？”在這個山穀中，我不過是和自己的年齡相比顯得肥胖的獨眼過客而已。除了這樣的自我，山穀的事物不會喚起任何真我的記憶和幻影。我可以主張過客的identity。老鼠有老鼠的identity。既然自己是老鼠，那麼別人說——你真像老鼠！我就不會驚慌失措了。
這裏所說的“整個山穀”也可以理解為包括善惡的近代日本史的整體。“我”說的是對於這個“整體”，自己不過是一個“過客”。從這裏開始，我嚐試對抗鷹四，以及作為他的identity之曾祖父弟弟的意象。
我讀了他（曾祖父的弟弟）寫的信，但是，他並沒有繼續做暴力性的人，即使在精神作用上也沒有堅持武裝起義領導者的誌向。也不是自我懲罰。他隻是忘卻武裝起義的經曆，度過了晚年封閉而平凡的市民生活……原武裝起義領導人好像是在榻榻米上平靜地死去的。實際上他就是阿鷹，並沒有變成任何“亡靈”，是作為一個像羊一樣的人死去的。
換言之，“我”是把曾祖父的弟弟也放在了老鼠的係列裏。而且，據說鷹四的結局也是如此。（在此，如果把“武裝起義領導者”換稱為“現人神”的天皇，那麼也可以說與三島由紀夫在《英靈之聲》裏揭露的“人間天皇”相似。從這個意義上講，就可以明白“我”位於戰後空間裏。）對此，鷹四僅僅說了這樣的話：“阿蜜，你為什麼如此憎恨我？為什麼對我一直持有這樣的憎惡？難道我們不是根所家生存下來的僅有的兩兄弟嗎？”
鷹四所說的不僅僅是骨肉同胞之間的愛。他們的“根源處”存在著曾祖父和他的弟弟這樣的兄弟。曾祖父的弟弟襲擊了根所家的宅邸。也可以說，根所=identity一開始就處於自我分裂之中。而且，這次襲擊是為了隱瞞起義由曾祖父和他的弟弟共同策劃的。也就是說，這種兄弟的敵對是合謀，反過來說，就是聯盟本身的分裂。阿蜜和阿鷹尋求他們的identity時，不得不到達敵對與合謀的境界。
但是，這種合謀與敵對存在於近代日本史本身。例如，西南戰爭中，西鄉隆盛與政府為敵，通過自殺式的叛亂為大久保利通謀劃近代國家體製的確立而做出了貢獻。如果西鄉真有意取勝的話，就不會單純發動士族叛亂。而且，曾經拒絕西鄉征韓的大久保在西鄉死後落實了其征韓的意圖。可以說，薩摩的革命家、大久保和西鄉是“兄弟”。大久保成為國權論=帝國主義的象征，西鄉成為深化明治維新並使其向亞洲擴展的亞洲主義=昭和維新的象征。
但是，這種敵對也許是心照不宣的合謀。事實上，後來的亞洲主義者和昭和維新的青年軍官們結果隻是為“帝國主義”的國家權力做出了貢獻。這樣的敵對=合謀關係使前麵提到的坐標空間變得複雜起來。鷹四那令人眼花繚亂的“轉向”標誌著任何話語空間都發源於相同的“根源地”。
根據被發現的曾祖父的弟弟的信，明治二十二年，他對得到憲法公布的消息而高興不已的弟弟反問道：“公布的憲法連其內容都還不知道，隻是聽到憲法的名字就陶醉了，這是怎麼回事呢？”那是“由上至下”的，不是“由下至上”的。“這封信標誌著曾祖父的弟弟作為一個胸懷‘誌向’的人關注維新後的政治體製。但是，他的‘誌向’是支持民權派的。所以，曾祖父的弟弟做了維新政府的高官這一傳說完全沒有反映出事實的真相。”
曾祖父的弟弟在明治十年代是“民權派”，好像到了明治二十年代仍然堅持自己的“誌向”。但是，曆史上“民權派”中的許多人這一時期已經轉向“國權派”或者亞洲主義。可以說，根所家暴力性的譜係表現了這一切。正如前麵所言，他們全都與“亞洲”有關。
磯田光一針對1960年的安保鬥爭指出：岸信介內閣為了強化對美國的發言權，希望遊行示威過激化。（《戰後的空間》，新潮社，1983）
我雖不喜歡這種“一針見血的觀點”，但認為這是有可能的。不過，這樣的視點在《萬延元年的Football》中早已提出，其中就有關於萬延元年武裝起義的各種解釋。
作為地方史學家的寺廟住持是這樣解釋的：由於受到從森林另一邊的土佐過來的潛伏者的煽動，起義出現了難以避免的不穩定狀態。“住持、阿蜜的曾祖父一致認為如果不發動起義，山穀的農民就不會得救。住持持中立態度，村長站在統治者一邊，但是，如果民眾被消滅的話，他們也會同歸於盡。於是，何時發動多大規模的起義成為他們處心積慮的問題核心。在形勢進一步惡化而村長未受到攻擊之前，給高漲成為起義的暴力能量提供一個發泄口，使山穀的暴力控製在最小限度，讓剩餘的暴力轉向城市是最明智的。”也就是說，曾祖父的弟弟為此被利用了。所以，他一個人逃走後，作為補償，改名換姓做了政府的高官。
這可以說是“國權派”的解釋。與此相反，鷹四的解釋則說利用曾祖父弟弟的是希望起義的農民。他們使曾祖父的弟弟組織的不良少年、“革命青年組”、“青年軍官”站在了前列。“這是因為必須傷害或者殺死麵前的敵人時，他們不粘手，必定讓青年組織發揮殘暴。普通的農民起義後，不需要擔心因放火與殺人的罪狀被追究，因為他們是可以參加起義的組織。”所以，起義以後，希望起義繼續下去的青年組從村民中脫離出來，被村民出賣，最後躲在庫房裏負隅頑抗。
作品中沒有直接寫明，但也可以說鷹四有可能參加的20世紀60年代“共產主義者同盟”學生組織就是這種“革命青年組”。事實上，既有轉向“國權派”的（以清水幾太郎為代表），也有人像“我”所說的曾祖父的弟弟那樣，放棄以往流氓式的熱情，把它隱藏在內心深處，實現了忍受日常生活的“成熟”。但是，那並不是什麼新鮮的形態。1960年=昭和三十五年的政治鬥爭凝縮了幕府末期以來日本的政治、思想的生機與活力。而且，除去《萬延元年的Football》以外，沒有其他作品試圖理解其“整體”或者分裂的“根所”。這部作品通過把“1960年的政治運動”和“萬延元年的起義”結合在一起，來把握存在於1960年與昭和三十五年視差中的一切。
但是，“我”最終發現的曾祖父的弟弟形象並不是前麵所敘述的。他並沒有從山穀逃走，而是畢生把自己幽禁在地下倉庫裏。給哥哥的信也是從這裏寫起的：“他沒能夠阻止自己的夥伴被斬首的慘狀，他自己也懲罰了自己。他從毀滅的那一天起就躲在地下倉庫裏，就這樣盡管通過消極的姿態，但他沒有轉向，而是畢生堅守住了起義領袖的一貫性。”
他僅有一次浮出水麵。在“我”祖父記錄的有關明治四年暴動事件的《大窪村農民騷動始末》當中，記載了一個曾發揮了卓越領導才能的魁梧的駝背男人，他突然現身，事件過後卻消失得無影無蹤。“我”確信那就是曾祖父的弟弟。“與第一次血淋淋的成果可疑的起義不同，他投入經過十多年的自我批評而獲得的一切，成功地推動了第二次起義。暴動的參加者和旁觀者沒有一人死傷，而且，迫使成為攻擊目標的大參事有效地自殺，而沒有一個參加暴動的人受到處罰。”後來，他再一次把自己幽禁在地下倉庫中活了二十年。
也可以說這種“自我幽禁”存在於日本近代文學的根源中。我在“近代日本的話語空間——1970年=昭和四十五年”（本書第二部第一章）中，論述了漱石的《心》所描寫的K這個人物與明治十年代自我處罰性地禁閉自我的北村透穀和西田幾多郎這些人關聯。漱石在明治四十五年被迫喚起的“明治精神”就是這種自我幽禁者的identity。小說《心》中的先生對於K的自殺是這樣想的：“最後，我開始懷疑他是由於像我一樣太寂寞才突然做出決定的。這又使我不寒而栗——一種自己也同K一樣走在K走過的道路上的預感，時不時地像風一樣，開始從我的心中掠過。”《萬延元年的Football》當中“我”和弟弟的關係與先生和K的關係相似。“我”也從自殺的鷹四身上發現了“戰栗”的景象。不僅如此，他們的確與明治十年代自我幽禁者的identity密切關聯。
1970年=昭和四十五年三島由紀夫創作了《豐饒之海》，用輪回轉世的形式描寫了“明治精神”的反複。與此最敵對的是大江健三郎。因為實際上大江在《萬延元年的Football》中試圖喚起日本近代史的“整體”並對其進行“救贖”。他不是靠輪回轉世這一物語裝置，而是靠諷喻的裝置。並且，不是在國權而是在民權的方向上使用諷喻的。但是，大江與三島最敵對，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因為大江最接近於三島。他們正是大江所描寫的兄弟的關係。那麼，在這兩位作家將日本近代的話語空間作為一個總體來把握之後，留給日本近代文學的又是什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