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這種觀念具體意味著什麼呢？對此村上決不做解釋。但是，也可以說他隨處都在解釋。
從這部小說中出現的右翼的故事，很難不會想起那些事：“60年代後半葉”“植根於個體”的學生運動興盛期間，有一個人與此相對抗，提倡依靠天皇製的“文化防衛”；而且，製造了模仿1936年（昭和十一年）“二二六”事件的事件後便自殺。村上春樹在明確地暗示卻又否定。也就是說，三島由紀夫的名字如下麵引用的那樣，與其說若無其事，不如說是故意炫耀地暗示，同時，又當作“反正都跟我們無關”而予以否定。這才是“無表情反諷的實踐”。
我們穿過樹林，走到ICU校園，一如往日坐在休息室咬熱狗。下午兩點，休息室電視上翻來覆去推出三島由紀夫來。音量調節器出了毛病，聲音幾乎聽不清。反正都跟我們無關。《尋羊冒險記》，林少華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7.
在這部作品的結尾，“鼠”查明“羊”的情況後自殺。因為“羊”已經進入他的體內。“簡單說來，我是吞進羊死的。——真的必須那麼做。因為再晚一點，羊就要徹底控製我。那是最後的機會。”“鼠”說自己是通過自殺而殺死進入體內的“羊”。這一點，正如前麵已經講過的那樣，大江健三郎的《萬延元年的Football》中的人物鷹四喚起的、進而試圖通過自殺而廢棄掉的存在於近代日本話語空間的第Ⅲ象限，即亞洲和民權這一坐標軸的“暴力”的領域。可以說，村上春樹稱為“羊”的就是這個領域。
但是，與其說三島由紀夫謀劃的未遂政變和自殺也擴大了“羊”的觀念，倒不如說給了此觀念最後一擊。三島在臨死一個星期前的對談中，談到他的行動將是“最後的”行動，不可能有“後續者”。也就是說，三島一麵誇耀“羊”的觀念是最輝煌的，一麵親自殺害了它。在三島看來，自殺是對最大限度地蔑視經驗性自我的“超越論自我”的證明。
如果“在反諷當中，一切都是遊戲，同時一切都是認真的”（哈特曼），那麼，指責三島的行為是有意識的偽造和欺騙，則不免愚蠢。另外，假設反諷中“一切從心底坦白的同時，一切又被深藏起來”的話，探討三島的“動機”和“原因”，就是愚蠢透頂了。因為反諷不是心理問題，而是思想問題。
三島事件體現的並不是今天“羊”的觀念仍然延續著生命，而是通過最大限度地實現否定個體的“羊”的觀念，想要成為“最後者”的個體（超越論自我）的“意誌”得到延續。村上春樹意識到了這一點。但是，成為“最後者”的不是三島而必須是村上自己。換言之，顯示“1970年=昭和四十五年”完全終結的必然是村上自己。
村上春樹也是“一切從心底坦白的同時，一切又被深藏起來”那一類型的作家。在此找出心理上的“謎底”或者使其神秘化，都是拙劣的。《尋羊冒險記》表現的不是對“等質和概率世界”的反抗，而是積極選擇這個世界的自我意識的優越性。其中，或許在“無表情”之中“延續著”浪漫派反諷的生命力。
4
但是，超越一切的超越論自我被封閉在唯我論之中。正如康德所說的那樣，這是因為由先驗性“形式”所構成的事物以外的現實（物自體），即使存在也無法知道。世界依存於任意的“形式”，這是村上春樹的想法。
總的說來，我這人對世上種種事象、事物和存在恐怕都習慣做權宜式考慮。這並非因為我屬於權宜式性格——當然我承認自己有幾分這樣的傾向——而是因為我發現對於世上大多數情況，較之正統式解釋方法，采用權宜式把握方式更能接近事物的本質。
由此之故，我便盡可能從權宜的角度來觀察事物。我的看法是：世界這東西委實含有各種各樣的簡言之即無限的可能性，惟其如此才得以成立。而對可能性的選擇在某種程度上則是由構成這個世界的每一個人來決定的。所謂世界，便是由濃縮的可能性製成的咖啡桌。
《世界盡頭與冷酷仙境》，林少華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2.
這裏所說的“可能性”並不像後麵將要講的那樣，它並非關於狀況（modality）的東西，而與SF所講的可能世界論相近。那就是說“世界”是靠某個公理係形成的，所以，選擇別的公理係的話，別樣的世界就成為“可能”，如此而已。例如，選擇了存在獨角獸這一公理係的話，這樣的世界就會存在。
當然，這種討論出現在非歐幾裏得幾何學當中。“形式主義”的希伯特認為即使咖啡桌的幾何學也是有可能的。因為數學並非依靠對象，而是依存形式公理體係。選擇某個公理的話，就是歐幾裏得幾何學，選擇別的公理的話，就成為非歐幾裏得幾何學。但後來，正如哥德爾所指出的那樣，這種觀點遇到了根本性的困難。換言之，那就是從屬於這個世界（曆史）的自己恰似以超越論確定基礎那樣看世界時所遇到的悖論。在《世界盡頭與冷酷仙境》中，村上春樹創造出任意的世界。但是，在這部作品的結尾處，“我”講了下麵這番話。
“再說一遍：原因不盡如此。”我說，“我發現了造就這鎮子的究竟是什麼。因此我有義務，也有責任留下來，你不想知道這鎮子是什麼造就的？”
“不想知道。”影子說，“因為我已知道，這點我早已知道。造就這鎮子的是你自身，你造出了一切：圍牆、河流、森林、圖書館、城門、冬天、一切一切。也包括這水潭、這雪。這點事我也清楚。”
不言而喻，這是一開始就明白的。構成這個世界的是“我”。無論怎樣想象可能性的多數世界，其自身既然是超越論自我的產物，村上就擺脫不了這個唯我論。但是，他也沒有打算擺脫。在這裏，村上春樹所說的“責任”是什麼呢？“‘我有我的責任’，我說。‘我不能把自己隨意創造出的人和世界拋在後麵……這裏是我自己的世界。牆是圍困我自己的牆，河是衝走我自己的河，煙是焚燒我自己的煙’。”
這和《1973年的彈子球》中，我找到一台彈子機，麵對機器時一樣。麵對無所謂的“自己隨意創造出的”事物時的“責任”，就是“無責任”的別名。強調對於無意義的事物時的責任，就是把責任無意義化。這樣，“無責任”積極地作為“倫理”來敘述。也就是，一切是遊戲，同時一切又是認真的。
村上春樹在宣告：那是我們對已經屬於的世界或者他者性的逃亡。例如，《1973年的彈子球》中最初出現的“直子”，這個名字值得注意。其他的名字全都是任意的符號，所以，世界僅僅是“我”“自己隨意創造出的”，與此相反，這種司空見慣的名字作為特異性的事物存在而抵抗著隨意性。
例如，索緒爾在其語言學當中排除了名字。那是因為名字會強加給人一種思維方式，總是把語言作為附著於對象的東西來看。我們說普通名是針對固有名稱而言的。但是，嚴密地說，普通名不是名。普通名這個說法使人想到語言好像就是事物的名稱。所以，索緒爾通過排除名字反而能夠作為區分對象抽出來，構成對象，而不是連接對象。但是，那就舍棄了本來的名字，即固有名稱的問題，而從根本上割舍掉了語言與外界的聯係。所以，就會產生一種觀點，簡直就像語言的任意差異化可以隨便改變對象世界似的。這和康德以後觀念論的產生是平行的，即，出現了產生世界的“自我”（費希特）和“精神”（黑格爾）。今天，這被稱為“文本”。
在消費社會，這樣的觀點的確具有某種現實性。事實上，20世紀80年代，某類廣告作家和理論家就曾像下麵這樣狂妄地叫囂：
老老實實的翻譯也好，自欺欺人的人造黃油廣告詞也好，在根本上是一碼事。不錯，我們是到處賣弄空洞詞句。跟你說，真誠的話語哪裏都沒有，如同哪裏都沒有真誠的呼吸真誠的小便。
《尋羊冒險記》，林少華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7.
但是，以為廣告複製就是讓商品好賣，這種想法是經濟繁榮時期的錯覺。銷售者很快就會正視到，使用任何廣告“東西”照樣賣不動這一“現實”。這種現實不是商品與語言之間的關係問題。原本，賣得了或者賣不了是與他者的關係問題。認為隨意就能構成世界這一想法的破滅來自作為他者的外部性，而不是作為對象的外部。
固有名稱之所以重要，並不是由於它和對象的結合，因為它一直是由他者給與的。換言之，固有名稱體現了超越論的主觀難以逾越的世界之外部性。例如，創造出世界並使其結束的“精神”，當它被用黑格爾這個名字稱呼時，那就會立刻從屬於曆史了。
所以，村上春樹拘泥於名（固有名稱）。在他的作品中，何謂名不斷受到追問。
“乖乖！”司機向貓說道，但畢竟沒有伸手，“叫什麼名字呢？”
“沒有名字。”
“那麼平時怎麼稱呼呢？”
“不稱呼。”我說，“隻是存在。”
“問題是它並非一動不動，而是由意誌驅動的吧？由意誌驅動的東西沒有名字，總覺得有些奇怪。”
“沙丁魚也受意誌驅動，可誰也沒給它取名字嘛！”
“可沙丁魚同人之間沒有情感交流，況且叫名字它也理解不了。當然嘍，取名是人的自由。”
“你的意思是說，可以同人進行情感交流且有聽辨能力的動物是具有被賦予名字的資格的，是吧？”
“是那麼回事。”司機自以為是地點幾下頭，“如何，我隨便給取個名字可以麼？”
“完全可以。取什麼名字？”
“沙丁魚怎麼樣？因為這以前它等於被作為沙丁魚來對待的。”
“不壞。”我說。
“是不壞吧？”司機露出得意。
“你看呢？”我問女友。
“不壞。”她也讚成，“天造地設似的。”
“沙丁魚在此！”我說。
“沙丁魚，過來！”司機抱過貓。貓怯生生地咬司機手指，繼而放了個屁。
《尋羊冒險記》，林少華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7.
在此，超越論的主觀構成一切這個神話代替了神命名的神話，如此而已。在這樣的討論中，普通名和固有名稱總是被混淆。一般來說，上麵那樣幼稚的議論是唯名論者的觀點。唯名論者並非主張個體是實體，那是靠固有名稱來表現的。（這種情況下，所謂個別物並非隻意味著物。例如，也包括1969年這樣的事件。所謂個別物indivdul就是再往下分解的話會消失的事物以及事實的單位。）這個觀點被羅素論述得很透徹。根據羅素的觀點，所謂固有名稱必須被排除。指示真正的主語=實體的固有名稱是稱為“這個”或者“那個”的東西，普通的固有名稱，正如富士山這個名字可以被置換為“日本第一高山”這一確定性記述那樣，被認為消解在謂語的語束中。這樣，與索緒爾不同，在別的意義上固有名稱被消解了。
例如，給貓起一個名字叫沙丁魚並不奇怪。即使起名叫貓也無妨。固有名稱之所以成為固有名稱既不是由於個別物的性質，也不是由於名字的性質。名關係到人對於個別物的態度。這並不是單純作為“這個”或者類型中的這一個來看，而是關係到把個別物看作“別無選擇的，就是此物”。講到把固有名稱消解到確定性記述中，就是把它消解到謂語的語束中，換言之，消解到一般概念（集合）的概念群中。村上春樹拚命嚐試的就是消除固有名稱，換言之，就是把世界變成任意的。
批判羅素的觀點而恢複了固有名稱問題的克裏普克，通過引入可能世界這一狀況理論而使自己的批判得以實現。例如，在反事實的可能世界裏，可以說“富士山不是日本最高的山”，但不能說“日本最高的山不是日本最高的山”。思考可能世界本身依存的是固有名稱。這樣，克裏普克認為固有名稱不但是指代，而且使指代得以固定下來。
關於這個問題，我在別的地方做過詳細研究，因此，這裏僅指出下麵一點（參見《作為隱喻的建築》），即，所謂“現實”者，從認識論上來思考時，對於可能性、必然性和偶然性，與從狀況論上來思考時完全不同。索緒爾和羅素所說的世界和現實主要是從認識論上看到的。例如，“1973年這個年份存在嗎？”這一村上春樹的問題也是認識論上的問題。其答案是：那僅僅是我們隨意構成的。但是，作為固有名稱的“1973年”表示一個現實性，那就是說，存在某個事件，而且這個事件也可能是其他，但現在是這樣的。它不能隨意被消解。
例如，小林秀雄寫了下麵這段話：
人懷有各種可能性來到這個世界。他可能成為科學家，也可能成為軍人，又可能成為小說家，但是，他不能成為他以外的什麼。這是值得驚訝的事實。《各色各樣的創意》，收入《小林秀雄全集》第1卷，東京：新潮社，1968.
所謂現實性，是在其他可能性中作為“別無選擇，就是此物”而存在的；而所謂浪漫派就是對這種被限定性的逃亡。正如《世界盡頭與冷酷仙境》中的“我”那樣，把現實性作為無限可能性中的任意一個來看，但是，這本身卻顯示了他的受到限定。
“曆史”就是這個意義上的“現實”。對此，小林秀雄試圖把這個值得驚訝的“現實性”作為“必然性”（宿命）來接受。但，那也隻是確保超越論主觀之優勢（自由）的另一個手段。“曆史”很快就從這裏消失了。
5
村上春樹的信息論式世界認識或者“曆史終結”式的認識，就是對這個意義上的“現實性”的逃亡，也即浪漫派式的拒絕。換言之，那就是對固有名稱的拒絕。但是，前麵已經講過，盡管他企圖把固有名稱改為示差性的符號、典型的數字，但這是做不到的，村上在《1973年的彈子球》的開篇就宣告了這一點。那就是直子這個名字。“直子”不是“我”隨意起的名字。這個名字表示唯一難以代替的“這一個”。“1969年”也是一樣。
但是，直子再次出現於《挪威的森林》中。同時，“1969年”也被進行了曆史的回顧。在固有名稱得到恢複這一點或者與“1969年”的關係上，村上春樹的《挪威的森林》值得與幾乎同期創作的《寄給難忘歲月的信》進行比較。正如大江健三郎在這篇作品中是從1980年代中期回顧自己的作品《萬延元年的Football》一樣，村上春樹在《挪威的森林》中，從1980年代中期回顧了《1973年的彈子球》中的世界。本來，如果把《1973年的彈子球》看作是對《萬延元年的Football》的戲仿，那麼，這兩個作家在同一時期遇到了相同的問題。
20世紀80年代裏發生了什麼呢？那就是不管在否定的姿態還是在逃避的姿態上，他們固守的對象急劇消亡了。具體地說，到了80年代中期，人們認為日本資本主義好像要超過美國而稱霸世界似的。這一時期，“後現代”一詞開始在日本流行。這在日本的語境中意味著“近代的超克”這一口號得到了實現。實際上，近衛內閣依靠“新體製”（1940）製定的計劃在這一時期實現了。日本社會自明治以來所為之苦惱的“難關”（竹內好）似乎消失了。這也意味著一直支撐日本近代文學（小說）存在的東西消失了。
難關的消失使作家們開始回顧它曾經存在的時代。隻不過，此時大江健三郎的《寄給難忘歲月的信》充滿了喪失和“悲傷”的感情，相反，村上春樹的《挪威的森林》卻泰然處之。他在《1973年的彈子球》中，提到通過反諷而逃避掉的世界。簡單來說，村上已經從“直子”這個名字所顯示的曆史中解放出來。反諷一旦從浪漫的反諷中掙脫出來，就隻剩下浪漫了。也就是說，村上在《挪威的森林》中僅僅寫了愛情故事（lovestory）而已。
迄今為止，既然依靠反諷從不斷逃亡的曆史中得到了解放，那麼反諷已不再需要，也沒有了意義。1960年是鮑比唱《我愛球》的那年。（《1973年的彈子球》）
沒有必要那樣“佯裝無知”。知道“1960年”的人已經很少。豈止如此，認真領會村上反諷的人占了一大半。村上曾經通過價值顛倒而發現的“風景”，正是今天全球化時代不證自明的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