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世紀傳入日本的佛教在7、8世紀作為國家宗教而確立起來的原因，是當時征服並統一多部族的大和朝廷需要把佛教作為超越部族諸神的世界宗教。因此，隻有依靠“鎮護國家”為中心的密教。如果停留在這個層麵上的話，不管理論上多麼深奧，佛教都會被當地風俗性的宗教所吸收。所以，肯定佛教“植根”於日本要靠湧現出了法然、親鸞、道元、日蓮等僧侶的“鐮倉宗教”。他們本來在作為國家製度之一部分的的比叡山寺院（大學）學習，但是，最終都放棄學習而直接去麵向大眾傳教。
和辻哲郎指出：從公元7世紀到7世紀，佛教在日本已經得到獨自的解釋，後來，在13世紀的鐮倉佛教當中開花結果。（《日本的佛教思想之移植》）鈴木大拙認為，“日本的靈性”表現在鐮倉佛教當中。（《日本的靈性》）換言之，他們把鐮倉佛教的劃時代性看作佛教的“日本化”。我認為：鐮倉佛教之所以具有劃時代的特點，是因為佛教文本原本所包含的根本性思想被重新解讀出來了。
但是，這與佛教的“日本化”並不矛盾。例如在德國，回歸路德《聖經》的運動是通過他的《聖經》德語翻譯實現的。而且，由此形成了德國的國語。即，從某一觀點來看，德國的宗教改革就是基督教的“德國化”。實際上，親鸞、日蓮、道元麵向大眾，分別寫下了漢字與假名混合的文章。如果沒有那樣的語言，佛教不可能“紮根”。
問題是為什麼會產生在這一時代的日本。
鐮倉遠離舊體製的大本營京都和奈良，是最初的武士政府建立的城市。在舊有的氏族社會（公卿貴族的統治）向封建體製（武士階層的統治）轉移的過渡階段，佛教在脫離原來的傳統解釋而被解讀的時候，得到了重生。與其將此看作佛教的“日本化”，倒不如說佛教回歸了本源。親鸞、道元和日蓮分別“選擇”了一個佛教文本做了理論上的純粹化。例如，親鸞（淨土宗）徹底排斥自我拯救的意識，主張皈依超脫者（阿彌陀）。與此相反，道元（禪）把超脫者看作無，主張“隻管打坐”，而日蓮（日蓮宗）主張根據佛法進行國家改造。這從外表來看並非對立的。事實上，它們在中國是一體的，禪麵向知識分子，淨土教作為麵向大眾的“方便”存在於同一個寺院中。可是，鐮倉佛教中，它們被區分開來表現為各不相同的宗派。
其結果，禪被新興統治階級——武士和知識階層——所接受，沒有普及到大眾層麵。所謂“文化”既然是統治階級的文化，即便說禪形成了今天所謂的“日本文化”也沒有錯。但是，佛教並非隻有禪宗。鐮倉佛教當中重要的應該是淨土真宗和日蓮宗。這兩個宗教逐步向大眾階層普及，從15世紀到16世紀，封建體製崩潰進入“戰國體製”以後，直到農民國家和自治城市國家的形成。在佛教史上，這段曆史常常被記錄成佛教似乎是一種政治化而墮落的形態。然而，這僅僅是把宗教看成個人精神信仰問題的相當近代性的觀點。同時，亦不過是把宗教進一步看作非政治化、非戰鬥性的一種虛偽宣傳。
在歐洲，宗教改革直接與農民戰爭以及市民革命相聯。它意味著宗教改革本身是從這樣的社會變革中產生的，而非源自宗教的力量。日本佛教在15、16世紀產生出堺（淨土真宗）和京都（法華宗）那樣的自治城市，或者像加賀那樣的獨立國家，這豈止是墮落，反而證明了佛教也是普遍性的宗教。而且，在哥倫布以後的“世界資本主義”情形下來觀察時，就會發現日本發生的現象具有全球化的共時性。
參見稻村隆一《宗教改革與日本農民戰爭》，東京：改造社，1937.
16世紀後半葉，耶穌會向西日本擴展。但是，對於民眾來說它所具有的意義與東部日本的淨土真宗和日蓮宗對於民眾所具有的意義沒有區別。耶穌會是對抗新教主義宗教改革的天主教一方的宗教改革。而且，其創始人之一的弗朗西斯科·澤比埃爾（方濟各）親自來日本傳教。後麵將會講到，禪宗的僧侶和武士皈依基督教的人不在少數。但是，淨土真宗的僧侶和信眾並未發生同樣的現象。換言之，耶穌會未能侵入淨土真宗（一向宗）在東日本擴展的勢力範圍。耶穌會受到靈活運用當時在全國普及的鐵銃和大炮試圖確立絕對權力的織田信長的保護和支援，那是因為信長把一向宗（淨土真宗）的勢力當成了最大的打擊目標。實際上，鎮壓一向宗的是皈依基督的大名。他們鎮壓了采用一向宗形式所推行的社會革命，但並沒有想到下一個被鎮壓的目標將是自己。
看起來，信長好像要成為與堺的城市資產階級聯合殲滅封建諸侯的西歐型絕對君主。實際上，他並不了解那樣的海外形勢。
參見J。G。路易斯岱麥迪納《遙遠的高麗——16世紀韓國宗教開放與日本耶穌會》，東京：近藤出版社，1988.
正是由於這種偶像破壞式的姿態，信長被與舊體製藕斷絲連的人謀殺了。成為信長繼承人的豐臣秀吉在淨土真宗（本願寺）屈服以後，轉向鎮壓基督教。從15世紀開始流傳的下克上（民主主義），就是由於名副其實的“下克上”之體現者豐臣秀吉畫上了句號。
秀吉死後，稱霸全國的德川家康為了永久持續自己的體製采取了各種措施。鎖國政策自不待言，那是為了使自身與世界市場隔離開來。與消滅諸侯自己做絕對君主的信長不同，德川家康采取的政策是把各大名留在自己的領地，但禁止其軍事上和經濟上的發展，通過“參勤交代”等方式使其從財政上進行消費=消耗。另外，這也是一種實際上把天皇監禁在京都，在形式上抬舉天皇以利用其權威的體製。
在有關宗教方麵，這種德川體製表現得最為典型。德川不僅鎮壓基督教，還鎮壓了日蓮宗；另一方麵，他把淨土真宗當作鎮壓其他邪教的手段，強製所有的人從屬淨土真宗或者淨土宗的“檀家”（檀越、施主——譯者注）。由於強調個體的超越性和平等性而在16世紀引發了市民、農民革命戰爭的佛教，成為把人們束縛在土地上的行政手段。這樣一來，淨土真宗得到擴展，占日本佛教徒的大半。同時，它失去了宗教的意義。即使在今天，大多數的日本人從屬於德川時代以來的“檀家”，但是，並沒有意識到自己是佛教徒。
為了“德川的和平”在所有領域所采取的“超越之禁止”，才是德川體製持續250年的原因。亞曆山大·科耶夫把1600年關原戰役以後的日本稱為“後曆史的”，而將這一時期人的狀態稱作“世俗主義”。總之，這一切是由慎重回避“超越性”以確保長治久安的德川體製而形成的。（《黑格爾導讀》第二版）現在，所謂日本文化或者Japanesewayoflife就形成於這一時期，這樣講並不誇張。這個時代與古代、封建時代或者15、16世紀的“文藝複興”時代有本質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