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滿義彥《近代超克的神學依據》，收於《近代的超克》，東京：富山房百科文庫，1973.
在其他討論者大多提出佛教或者神道之類的“日本化”思想的時候，吉滿如此論述天主教主義。在天皇神格化登峰造極的時期（1942），即便和德國有同盟關係，天主教神學家這樣的發言也得到允許，這是因為基督教和佛教盡管存在宗教上的差異，但兩者之間基本上具有相同的結構。總之，不管基督教還是佛教都是被浪漫主義“發現”的。
於是，近代日本作為東洋的或者佛教話語被敘述的，實際上常常是浪漫主義的、美學上的東西。關於京都學派的中心人物西田幾多郎，也是如此。西田的學生，1945年死於獄中的馬克思主義者戶板潤，對此進行了猛烈的批判。
……但是，最近的西田哲學似乎失去了浪漫派的、美學的外在色彩。這反而是因為浪漫派的、美學的方法得到了確立。而這不外乎就是由左右田博士開始稱之為“西田哲學”的東西。再次重申，西田哲學絕對不是依靠封建的、古典的方法而建立的。而是具有近代的、浪漫本質的哲學。證明當代文化人的文化意義，再也找不到如此適當的哲學了。當代人的近代資本主義教養從這一哲學當中找到了自己的文化自由主義代言者。於是，針對經濟政治的自由主義，這一哲學成為文化自由主義哲學的代表。這其中存在著西田哲學受歡迎的因素。《無的邏輯是邏輯嗎？》，收入《日本意識形態》，東京：白楊社，1935.
同樣，把西田哲學稱為佛教性的哲學是無視佛教本身曆史性的無意義的觀點。的確，西田從1943年起稱自己的立場是“東洋的”或者“佛教的”，但是，這種說法本身就證明他的思想從屬於曆史的現狀。在此之前，他一直想用西洋哲學的範式來敘述，實際上，他講的“無的場所”對應康德所說的超越論的統覺。康德把它看作經驗性的無，並作為帶來意識統一的“作用”來把握。西田與費希特一樣，把這種超越論的自我看作實踐性的事物，試圖從中構築世界，但與費希特不同，最終要將此看作“無的場所”或者“無的作用”。但是，這尤其不能看作是佛教性的。例如，海德格爾稱之為“存在者和存在的存在論之差異”的，基本上是來自於康德的“經驗的/超越論上的”區別。所以，海德格爾所謂因存在者的確立而失去的“存在”，那僅僅是作為某種作用而存在的無。西田把它闡述為“無的場所”或者“絕對無”。
但1934年以後，西田開始將自己的思考稱為“東洋式的”。那是日本開始與中國交戰並建立起法西斯體製的時期。而在德國，則是海德格爾積極參與納粹的時期。正如海德格爾支持納粹的左派（突擊隊）那樣，西田支持的是與軍國主義的陸軍相對立的比較自由的海軍一方。他試圖從哲學上尋找根據證明日本操縱的“大東亞共榮圈”是為了把亞洲從西方殖民地統治下解放出來，而非帝國主義。與他的弟子京都學派的學者們見風使舵、投機鑽營的做法相比，西田看上去沉默寡言而且消極。但是，他的觀點成了他們的後盾則是毋庸置疑的。
例如，西田是如下定義天皇的：“在我國曆史上，皇室始終是無中之有。矛盾的自我同一。”（《日本文化的問題》）“無中之有”（無的作用）、“矛盾的自我同一”之類的概念不知不覺地就成了意味天皇製的概念。哲學本身是無內容的形式，賦予其意義的是曆史語境，阿爾都塞這句話被如此殘酷地驗證了。西田的觀點認為皇室不是政治權力，為此，作為“無中之有”一直存在於交替的政治權力背後。天皇在明治憲法中雖然被規定為主權者，但本質上是作為“無中之有”而存在的，在大東亞共榮圈中，也不像蘇聯那樣君臨其上，而是其背後有作為統合自律的亞洲各國之“超越論統覺”（零度符號）那樣的東西而存在著。當然，這隻是對以日本取代西方列強來統治亞洲這一現實的“改變解釋”罷了。
西田在給天皇侍講的時候，講了如下的內容：“個人主義和極權主義看起來似乎是相反的。個人主義已經落伍自不待言，否定個人的極權主義也不過是曆史陳跡而已。”“個人與全體相互否定，以皇室為中心生生不息發展起來的就是日本的國體。”（禦進講草案）這並不是揚棄個人主義和極權主義矛盾的辯證法。豈止揚棄，他講的是相對立的事物已經在根本上統一了。岡倉天心曾經將此稱為“不二元論”，西田改稱為“絕對矛盾的自我同一”。但是，假設前麵的邏輯是佛教上的話，就必須說佛教在政治上作為法西斯主義的邏輯發揮了作用。這是因為所謂排斥了個人主義和極權主義、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等一切的思想，隻能是作為對抗革命的法西斯主義的思想，為此，需要這樣的邏輯，西田的弟子三木清稱之為“協同主義”。這是“近衛新體製”的哲學（1940）。京都學派通過這樣的邏輯解構了近代西方存在的所有二元對立。這就是他們所謂“近代的超克”。
然而，戰後，京都學派的哲學家特別是西穀啟治抹消了西田這樣的政治參與，與此同時，也抹掉了他們自身的政治參與。一旦這樣的曆史被抹消掉，西田的哲學也就被非曆史化作為東洋思想或者與禪相通的思想而複活了。有關海德格爾，無論怎樣評價他，沒有人會否定他對納粹的支持。但是，有關西田幾多郎完全作為脫離政治化的深奧的“東洋哲學”來談論，這樣的敘述不僅在日本，即使在歐美也有一定的市場。
鈴木大拙因為做了用英語介紹佛教（禪）的工作而聞名國際。但是，一般不知道他和哲學家西田幾多郎關係密切，一起從高中退學。與西田不同，鈴木是宗教學家，而且，不涉及現實的政治和社會問題。但是，戰爭期間他寫的《日本的靈性》一書主張不管禪還是淨土真宗或者神道，均為“日本靈性”的體現。他無疑是讚成同時代的天皇製法西斯主義的。但是，戰後這件事完全被忽視了，提倡“沒主體”的禪宗是不會被追究責任的。禪宗僧侶市川白弦指出：禪宗以及西田幾多郎的哲學中缺少責任和倫理的意識。（《佛教徒的戰爭責任》，東京：春秋社，19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