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我要列舉的是與《近代的超克》幾乎同時出版，盡管直接以它為目標，但從根源上對其進行批判的隨筆和書籍，那就是阪口安吾的《日本文化私觀》（1942）和武田泰淳的《司馬遷——史記的世界》（1943）。有趣的是對於這種“近代的超克”最激烈而且本質的批判者竟然出自於製度化習俗化佛教的體驗者當中。進一步講，在這兩位反傳統的人身上，表現出佛教化思考的根本核心。
阪口的《日本文化私觀》是為批判1933年來自德國在日本逗留三年的建築學家布魯諾·塔烏德所著《日本美的再發現》而寫作的。塔烏德是出生於凱尼希斯堡的猶太裔德國人，他從表現主義轉向社會主義，為了逃離納粹的迫害，一半是作為流亡者來到日本的。邀請他的是現代主義建築學家們。在日本，不搞設計而專心著述的塔烏德創作的著作對向天皇製法西斯主義傾斜的社會現狀影響很大。例如，他從作為國家化天皇製意識形態的象征=伊勢神宮看到了“純粹的結構學、與眾不同的清晰性、材料的純粹、均衡之美”，抨擊祭祀德川家康的日光東照宮為“獨裁者的媚俗”、“沒有消化的進口貨”。即便建築可以作為非曆史性的藝術來看，但是，塔烏德並非不了解這種紀念性建築所具有的明確的政治含義。
塔烏德和一般的東方主義者不同，他並沒有對西洋與日本加以區別，隻是對外來的和本土的進行了劃分。於是，來自大陸的進口貨和日本貨混在一起的東照宮相比，把桂離宮和伊勢神宮評價為“原—日本式文化”的體現。然而，20世紀30年代的日本，希望從中國文明進入日本以前的古代日本中找出本來之道的國學家本居宣長受到最高的評價。不僅如此，在德國是拉丁化以前原來的日耳曼文化受到稱讚的時代。果然如此的話，從那裏流亡到日本的塔烏德在日本的語境中提出類似的主張，隻能說令人不可思議。
但是，也許他有別的政治戰略。他的意圖在於批判20世紀30年代成為占統治地位的“帝冠樣式”——把19世紀西洋的建築和日本的傳統混合在一起，象征日本帝國主義的樣式——這也是邀請他的日本建築學家所期待的。塔烏德采用的戰略是通過高度評價另一個“傳統”來打倒帝冠樣式的“傳統主義”。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這是一個走投無路的現代主義者的戰略。可是，結果卻成了給予“傳統”以連外國人也認可的普遍意義。所以，在“西方的沒落”和“近代的超克”這種當時日本占統治地位的語境中受到了歡迎。從某種意義上講，這類似於1980年代羅蘭·巴特的《符號帝國》在日本後現代主義的狀況下，與他在法國的意圖不同，被解讀為新版的“近代的超克”。阪口安吾對塔烏德做了如下批判：
然而，塔烏德發現日本，發現其傳統的美與我們喪失了日本但同時我們還是日本人之間，存在著塔烏德意想不到的隔閡。即，塔烏德必須發現日本，而我們沒有必要發現日本，我們就是日本人。也許我們失去了古代文化，但是，不可能失去日本。何為日本精神？我們自己沒有必要討論。日本不可能產生於賦予解釋的精神之中。日本精神不可能解釋清楚。隻要日本人的生活健康，日本本身就是健康的。彎曲的短腿穿上褲子、穿上西裝、搖搖晃晃地到處走、跳舞，放棄榻榻米，坐在廉價的椅子上裝模作樣。在歐美人眼裏看來滑稽透頂和我們自己以為它方便之間，沒有任何關係。他們憐憫、嘲笑我們的立場和我們繼續生活的立場之間，存在根本的區別。隻要我們的生活基於正當的要求之上，他們的憐憫和嘲笑就顯得淺薄之極。
當然，安吾在此並非說塔烏德發現的日本是虛假的，日本隻有我們日本人才了解。他攻擊的不是當時已經離開日本並客死土耳其的塔烏德，而是提倡“古代日本文化”和“近代的超克”那一類日本知識分子。說起來，一個國家的“文化”或者“傳統”之類無論何時何地都是外國人或者離開自己國家的人“發現”的。不管希望還是不希望，這與我們的現實生活、被現代資本經濟改變了的生活不同，是另外被發現的空虛的表象。
安吾指出：所謂“美”並不是看上去很美的事物，或者，意識到美的地方並不存在美。那必須是必要的事物被安置在必要的場所時的狀態。
僅僅是“必要”，從一到百始終一貫惟有“必要”。這種“萬不得已的實質”所追求的獨自的形態會產生美。
所有一切都是實質問題。為了美而美並不坦率，最終不是真正的東西。總之是空虛的。而且，空虛的事物絕不會通過真實而打動人。終究是一種有沒有都無所謂的東西。燒掉法隆寺和平等院絲毫不礙事。如果需要的話，可以拆掉法隆寺建停車場。我們民族的燦爛文化和傳統絕不會因此而消亡。
但是，安吾所講的“需要”並非隻是實用主義的需要。他以偶然目睹的小菅監獄、幹冰製造廠甚至驅逐艦為例，列舉了令人“心馳神往”的建築。
這三個建築為什麼如此漂亮？這裏沒有任何為了美而加工的美。沒有從美的立場附加的一根柱子、一塊鋼鐵，也沒有因為不美這一理由而撤掉一根柱子、一塊鋼鐵。惟有需要的東西被放在需要的場所，不需要的全都被去掉，隻是需要所要求的獨自的形式被製做出來。
據建築學家說，至少小菅監獄——現已不存在——當時，作為現代主義建築受到高度評價。盡管安吾對建築一竅不通，但是，他憑直觀感受對應了包豪斯（Bauhaus）的領導者格勞匹伍斯的名言。
我們希望不受虛偽的外牆和欺騙所幹擾，創造出內部的邏輯所赤裸裸地展現出來的那種明快而有機的建築。我們希望創造出適合於機械、收音機、高速汽車的世界的建築，而其功能通過與其形態的關係而被明確化的建築。
同樣也可以說，作為包豪斯重要成員的塔烏德從桂離宮和伊勢神宮發現了“不需要的全都被去掉，隻是需要所要求的獨自的形式”。這樣一來，批判塔烏德的安吾也許沒有想到他意外地站在了與塔烏德相近的立場上。但是，賦予他們的話語以意義的曆史性狀況與他們相隔甚遠，絕不是“日本”和“西洋”把他們隔開的。安吾對於塔烏德高度評價的龍安寺石庭和修學院離宮的園林，作了如下評論：
龍安寺的石庭想要表現什麼？想要和怎樣的觀念結合？塔烏德對修學院離宮書院的黑白壁紙讚不絕口，認為那是瀑布聲音的表達。為了使觀賞合乎邏輯竟然做出如此勉強的解釋，真可悲。大概林泉和茶室與禪宗和尚的悟道相同，那是建設在禪學假說上的空中樓閣。問到佛是什麼？回答屎橛子。庭院裏放一塊石頭，既可以說是屎橛子又可以說是佛。如果看上去像佛的話，倒沒什麼，如果看上去屎橛子就是屎橛子的話，可就完蛋了。實際上屎橛子隻是屎橛子這一理所當然的觀點，比禪學的約定更有說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