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產在改革田製和賦稅的基礎上，為了鞏固改革成果，於鄭國公三十年（公元前536年）將鄭陽法令條公布於眾。這樣就打破過去奴隸主貴族“臨事製刑預先設法”的狀況，從而使量刑依據在社會上有了透明度，在一定程度上限製了貴族的不法行為和他們的刑罰。何足，子產鑄刑鼎，對領主製度的衝而太大了，對於習慣了貴族特權的守舊思想的人們無法忍受，政治家叔向寫給子產說：“原先我視你為令的榜樣，現在時不那麼看了。背的對主按習慣經驗審理案件，不能成法，惟恐老百姓爭執不已。政禮化民眾，誘導他們順從。如果大眾知道了法令條文，對身居：位的沒有顧忌，敢於依法爭論，聞家時就不好治理：子產寫信說：“如你所說的那種長治久安之計，我小才，做不到。我是要解決當前的社會問題。”我國古代曆史第一部公諸於世的成文法典，開創公布成義法的先例，結束了奴隸社會“刑不可知，則威不了測”的狀態。這不僅有力地促進了新興地主階級的崛起，推動了鄭陽奴隸製向封建製的變革，而且產生廣深遠的曆史影響，成為後來中原各國相繼頒行成文法和鑄刑鼎的先驅，為後世法家很的“法治”開創了條件。
此外，子產的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功，除了改革內容順應了時代潮流，鄭國國情之外，執政中改革還能夠“擇能而使之”，做到知人善任；堅持政治，衍學思想：富有樸素的無神論和唯物主義世界觀，行政具有務實作風。這與他的改革政策有著內在的聯係，收到了相輔相成之效。大夫馮簡子具有決斷大事的能力；戶大權長於文才；公孫揮通曉各國動態動向，並禱於戍對辭令。子產則集四人的優勢而通籌使用，遇有交涉諸侯的事，先向公孫揮作了解，將了解的情況使到僻靜的地方去思謀審度，由馮簡子做出決斷，最後交給子大叔去辦理。這樣，經過周密的策劃，在外交上很少有失誤。子產執政期間，鄭國卿大夫在國際交往中才幹練達，善於開展政治鬥爭，有理有力有節。為國家爭得了尊嚴，為人民爭得和平與安定，贏得列國的廣泛稱道。春秋時代，在一些侯國國人階層中保留著原始民主的流風，鄭國的鄉校就是國人議論國是（國家大計）的場所。鄭國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42年），大夫然明出於厭惡這種議論，建議子產毀掉鄉校。子產說：“為什麼？大家朝夕在那裏議論執政得失，對的我們照辦，不對的我們改正，可謂我們之師。我聽說唯有逆耳忠言可以減少人們的怨憤，不曾聽說作威作福能防止怨憤。倘若造成人家不敢講話的局麵，那是危險的，如同防範河患，大水決堤，傷人必多，難以挽救；讓人把話講出來，像小決細流，倒可以當作藥石療治自身的病。”一席話使人頓開茅塞，他說：“我真盲昧，至此才明白國家唯有您才足以執政，照您的辦，鄭國就有希望了。”鄭定公七年（公元前523年），鄭國大旱，大夫突擊等，子產相鄭，受命於內憂外患之時，處於南楚北晉兩霸夾縫之間。鞠躬盡瘁，通過全麵改革內政，有效地加強了國力，輔以務實的執政和成功的外交，維護了國家鋼尊嚴，為人民贏得了20餘年的相對和平與安定。子產之時，已當春秋末世，鄭國頹勢已無可挽回，這是子產政治生涯的悲劇；但他的執政特別是改革，畢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當時曾為列國所稱道，對後世則產生了深遠的曆史影響。
春秋時代，東南沿海興起兩個主要國家，（今江蘇蘇州）為國都的吳國，一個是以會稍（今浙江紹興）為國都的越國。越國是古代越族人建立的國家，越族是我國古代活動於錢塘江流域的一支兄弟民族。相傳越人為大禹的後裔，越國始祖是夏朝少康帝庶子無餘，始封社會這說明古來越